中国古代的士人精神与现代青年人格构建

中国古代士人是当时的社会知识群体,士人精神对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青年是现代社会的青春力量,其人格特质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甚至会左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趋向,因此,现代青年的人格构建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正是试图从中国古代士人精神中找寻对现代青年人格构建有益的因素,搭建二者的联系,更好地构建青年人格,使现代青年更好地为社会做贡献。     

士人文化与中国绘画

士人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士人阶层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阶级结构特点孕育出了独特的士人文化。自魏晋以来 ,士人与中国绘画艺术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绘画独特的审美倾向 ,并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本文试图分析形成士人阶层和士人文化的中国教育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 ,并进一步阐明中国绘画独特审美风格后面所存在的社会结构因素。     

刘宋士人人格调整及其意义

在社会政治格局巨变的影响下,以士族为主体的刘宋士人群体开始调整自身的群体人格,形成了柔顺与沉退、狂狷与对抗并存的人格特征,并在对正始名士人格的向往与追慕中,从不同层面表达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刘宋士人的人格调整,丰富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体系,将汉魏两晋时期相对单一的人格类型改造成复合型人格,增加了知识分子人格中的弹性因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红楼梦》中“一甄一贾”的文化意蕴

曹雪芹精心塑造的中国传统文人形象,甄士隐和贾雨村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存境遇与人生选择,寄托着作者对儒道互补的中国士人心态的思考。如果说贾雨村的人生经历主要体现了儒家文化所主张的社会理想和道德人格,那么甄士隐的人生经历则主要体现了道家文化所代表的价值追求和审美情趣。《红楼梦》中这“一甄一贾”的人生轨迹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在人生价值选择上仕与隐的矛盾互补。     

论魏晋风度与琴及音乐之关系

在传统文化中，士人的四艺（琴、棋、书、画）生活，形成了士人爱琴、尊琴的民族特有心态，琴的文化概念不知不觉已深深嵌入士人灵魂深处；而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又形成了琴所象征的悲剧人格。琴与魏晋士人悲剧人格的契合是历史的，是偶然而又必然的双向选择。在一个虚假、残酷、冰冷的世界中，魏晋士人挟琴独行，远离凡俗，守护着独立高尚的人格，追求着生命的“大道”。可以说，魏晋的审美精神是音乐的，更是琴的     

试论中国隐逸传统对现代休闲文化的启示

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隐逸传统中所形成的某种精神追求,如高洁的人格、高雅的文化和淡泊宁静的生活方式,对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古人在隐逸生活中所追求的闲适与现代人的休闲有根本不同,但是它那注重精神自由、注重文化素养、注重人格境界的意蕴却能够给现代休闲文化许多启示.     

论中国士人“蹈义而死”文化传统之流变

"蹈义而死"是中国古代士人阶层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传统。它以"视死若轻"为骨,以"遗生行义"为魂,表征士人独立的人格与精神。这一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并达到为社会理想、为人格慷慨赴死的高潮。后经两汉教育制度、选官制度、社会氛围等多方面的影响,以及魏晋以后佛教修行、儒家重生、道家隐处等多元文化的浸染,士人蹈死传统发生着由盛而微、由炽烈而和缓、由丰富而单一的变化。然而士人的慕义本色,却在这种嬗变之中依旧昭彰夺目。     

《史记》学术史传研究--春秋至西汉中叶的士人状况

司马迁在<史记>中提供了一系列从春秋到西汉中叶间士人的传记,他在其中重点描述这些士人的生活轨迹.本文概括地分析了司马迁的叙述和那些士人的思想间的关系,回答了与中国古代士人早期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     

意境的审美心理分析

意境作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一个核心范畴 ,有着丰富的审美心理蕴含。艺术意境中审美情感意绪是与心理化了的物景及物境相互交融 ,共同存在的 ;意境创造中艺术想象则是与心理物象相伴相随的。意境的创生中依赖审美活动两主体 (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 )一定的心理基础 ,高妙的艺术意境的产生有赖于创作主体的人格境界 ,不同的文化人格会创构出不同的艺术意境。而审美接受主体重体道的心理特征 ,往往使得欣赏者从具体的艺术作品的欣赏中去寻求对整个的人生、历史、宇宙的形而上的感悟 ,因而艺术意境的创生联系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审美心理结构     

李叔同文艺审美教育观发微

李叔同的审美教育观 ,主要体现在以“艺德”为宗旨 ,以自然修生、艺术陶冶为“成人之德”的养成途径。本文从道德修养与艺术学习、大自然与人格养成、音乐艺术与心性陶冶几个方面 ,对李叔同的文艺审美教育观作了细致的分析、阐发。指出其审美教育观主要源于中国古代孔子及儒家的审美教育思想 ,但又不拘泥于此。由此形成的“人文教养”有意义深远的影响。     

关于随遇而安

中国古代士人有随遇而安的传统.<庄子>提出的安时处顺,随遇而安的思想影响了许多人.苏轼是随遇而安的典范,在他身上可见随遇而安的各种表现形式.随遇而安对提高生活质量,对促进事业成功有重要价值.     

论晚明士人自放生活的颓废审美风格

晚明社会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特殊原因,士人主体选择自放生活以期躲避宰制儒家所要求的崇高精神与人格的压抑,表现出颓废社会审美风格。晚明士人无论是狂行、狂言等以狂为美的自放生活,还是服妖、逃官以怪为美的怪诞之举,都表征着此种颓废社会审美风格的怪诞化特征。     

宋代士人自然审美中的休闲心态研究

宋代是古代士人休闲文化的一个高峰,其突出表现就是宋代士人山水之兴与园林之境。宋代山水园林休闲审美的文化表征是:一愉悦性情,二探索求知,三阶层认同。山水园林休闲的审美心态表现在:一由天地到人心;二由迫怵到本真;三独乐与共乐;四玩物适情。由此可见宋代士人山水园林休闲的审美人生智慧。     

论晚明士人的颓废生活审美风格——以晚明士人任侈生活为中心

晚明社会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欲望合理化的理论赋予晚明士人崇奢任侈生活的合法性.晚明士人躲避传统儒家以雅正为依归的政教合一的审美风格,表现出“去崇高化”的以华为美、以奇为美的怪诞化颓废审美风格.此种颓废生活审美风格以士人为表率,视中国主流审美文化所压抑的“丑怪”为美之追求,不仅表现出晚明士人独特的审美个性,而且日益播散形成晚明社会性的审美风尚.此种审美风格以消极的方式不断瓦解社会压抑的可能,追求个体性的自由,从而具有个性解放的现代意义.     

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魏晋士人的隐逸之风与当时的时局有直接的关系 ,并受到社会思潮玄学的影响 ,也与士人的性格有关。魏晋士人隐逸不仅人数多 ,而且隐逸方式多样。此时有三种隐逸 :山林之隐、朝隐、田园之隐。不同的隐逸方式表现了士人不同的品格和追求。真正的隐逸其实是难做到的。山林之隐需忍受艰苦的生活 ,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下来 ;朝隐则将出世与入仕相结合 ,既不失利禄又可获得隐逸的清高 ,一些人以朝隐标榜“高雅”;一些人则以朝隐避祸保身 ,朝隐者算不上隐士。陶渊明隐居田园 ,淡薄名利 ,返朴归真 ,以其高洁的人格成为古代隐士的榜样。     

明中叶吴中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义

明代中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作为明代新型士人的代表,吴中士人在这种转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多卜居乡间,优游于山林市井,不再以公共政治事业作为自己的价值依归,但在有涉乡民利益时却能奋然而起.他们脱离了古代士人"仕"与"隐"的老套,完全以一种平民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庶民的代言人.他们关注自己的生命,沉湎于日常生活的享受,沉醉于文学艺术的审美境界,摈弃了以政教为主导的古典主义文艺观.吴中士人的这种身份和观念的转变,对明代思想文化的世俗化潮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审美关系的特征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在论述审美关系方面的独特性最能体现中西方美学的不同形态特征。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感兴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审美主客体关系最为独特的理论范畴,它以触物即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在无预先立意的情况下偶然碰撞并交融为基本的情感形态,作为审美客体的物充满了主动的宇宙生命感,与审美主体之情相互依存从而互为主体性。第二,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审美主客体相互作用之结果的独特理论范畴,尤其是其中的兴象范畴,最为明晰地揭示出感兴生成意象的独特审美经验。第三,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审美主体与客体的独特品格皆有深刻揭示,它强调审美主体的胸襟情怀和人格修养,同时也强调客体所表征出的独特的宇宙生命感。需加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论并非同一概念,前者具有更为广泛和突出的美学价值。     

从“内圣外王”到“外儒内道”──论中国古代士人理想人格之转型

从“内圣外王”到“外儒内道”──论中国古代士人理想人格之转型杜宇民中国古代哲学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塑造和追求理想人格。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强调了修身养心的必要性，由充实人的精神生命以与天地同格；其二，也是为了实现拯救人类兼济天下的淑世精神。先秦以降，每...     

“温柔敦厚”与儒家士人人格

作为中国文化中影响深远的伦理原则,"温柔敦厚"对于儒家士人人格的影响根深蒂固。"非侵略性人格"、"悲悯乐观"品格、"道德人格"是儒家士人人格的突出特征也是积极的精神特质。但是,植根于宗法等级人伦体系内的"温柔敦厚"对于士人人格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可避免的,主要表现为:批判性思维欠缺,缺乏超越精神的现世人格及缺乏独立性的臣子型人格特征突出。"温柔敦厚"对于士人人格的正负效应影响深远,在现当代知识人的人格及文学艺术中都有表现。     

隐逸人格精神与中国古代艺术美追求

一 隐士的大量出现及稳逸行为的几度普遍,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特有现象,这在别国文化发展中是难以看见的。也许我们能够说,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之所以独具特色,隐逸文化的存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制约因素。隐逸文化的勃兴及传承,在客观上刺激了古代审美文化的发展。而在隐逸文化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隐逸人格精神的实践与建构。这种实践与建构是在隐士们艺术化、审美化的隐逸生活中最终完成的。马尔库塞认为:“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依此逻辑,则隐逸人格精神之于隐逸文化,甚至相对于古代审美文化都很有可能成为事实上的“承担者”。 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历史上,如果将儒家文化看作中国自孔夫子以来的主流文化的话,那么隐逸文化则是非主流文化。它处在主流文化的边缘、既同主流文化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又以一种不合作的态度来与之相抗衡。隐逸文化基本上是一种道家文化,在隐逸文化氛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