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虚无——论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无聊”现象

“无聊”是伴随现代性而凸显出来的一种典型的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当代文学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肇始于1980年代中期,但真正大面积的、有深度的书写则是出现在1990年代以后.笔者简要梳理了这一文学现象在当代的发展脉络,并以贾平凹的《废都》和“新生代”作家的主要作品为例,对“无聊”文学所体现出来的自我迷失、意义危机与信仰溃败等主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与分析,同时,对文本中所流露出来的浓厚的虚无主义倾向也作出了相对全面和客观的评判.     

论传统“公媒”文学形象的现代演绎

在中国古今文学创作当中,公媒形象作为媒妁文化的另类表现,一直都是广大作家热心关注的创作对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于反宗法制思想启蒙的实际需求,公媒形象从古代州县议婚,分化为了乡绅议婚与政府议婚两大方面,进而使公媒形象与时俱进泾渭分明,极大地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改造国民性的宏大叙事。     

论网络游戏中“私服”之刑法规制

私服大量出现,严重侵害了网络游戏开发商、著作权人、网络游戏运行商以及游戏玩家的合法权益,直接侵害网络游戏产业的社会形象,干扰了我国网络游戏产业的正常经营秩序,破坏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给国家、企业和消费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应该动用刑法予以规制。关于私服的定性有不同的观点,在网络环境中,私服行为应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行为人制造并出售私服程序的行为,成立侵犯商业秘密罪和侵犯著作权罪的想象竞合犯,应以后罪论处;行为人架设、运营私服的情形,在性质上是复制发行,也应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罪。     

“痛感”的消弭——论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文学中娼妓悲剧形象

娼妓形象是中国城市文学中的经典形象。这类人寄居于都市边缘,最容易被掌控和撕裂,悲剧成了她们的宿命。1990年代以来,娼妓题材小说跳脱了传统传奇的窠臼,摆脱"痛感"叙事,转入现代悲剧的"无痛"书写。娼妓形象"痛感"消失,挣脱的主动性丧失,羞耻感消弭,施之于身的救赎渐趋无意义。人物形象的悲剧性背后隐现了城市文化的现代危机及其作家创作的"情色"动机。"正义"的介入几无可能,现世的快感消解了对"永恒正义"的追求,这种"消解"也是一种现代性危机。     

“当代”诗歌“倡懂”写作的合法性建构

"倡懂"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大陆诗坛引领潮流的诗歌写作风尚。"懂"的诗歌主流地位的合法性建构、确立与巩固,经历了一个复杂与艰难的过程。"当代"媒介构筑的巨型"意识形态"压力场,有力地摧毁了"反懂"诗歌的生存根基,消解了"懂"的诗歌合法性认同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当代"期刊开辟"工农兵"诗歌专栏和官方隆重推出"工农兵"诗人诗集,有效地修正了"懂"的诗歌的"负面"形象,拓宽了人们对"懂"的诗歌合法化认同空间。自主培育"工农兵"诗人和掀起朗诵诗运动,极大地提升和巩固了"懂"的诗歌写作的合法地位。     

论廖仲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

从中国民主革命的整个历程来看,廖仲恺坚持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贯彻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也形成了国家至上的国家发展观、重视建党的政党发展观、严格建军的军事发展观以及以民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其思想与孙中山的思想都是无愧于最邻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廖仲恺在探索救国救民和建国安邦道路的过程中,在反对教条式地搬用西式思想理论和方法来指导中国革命,以及在反对机械地搬用前人的既有经验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意义上,不同程度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值得后人铭记的历史贡献。     

论广东芥子园《镜花缘》插图的文本接受

广东芥子园《镜花缘》绣像首次将小说主要人物予以绘图,插图中流露出绘者对文本的接受。插图多绘上古器物以及游戏图案,张扬了《镜花缘》的才学特色;插图通过像赞以突出人物的个性、才华与道德,并补充文本的缺失;插图女性绣像也呈现出反传统性,与文本高扬女性地位遥相呼应。正是将《镜花缘》精神贯注于图像,才使芥子园插图本长期雄踞《镜花缘》传播之主导地位。     

论周敦颐诗歌的“思心”与“诗心”

周敦颐诗歌研究者寥寥,这与对他的理学研究形成极大反差。结合周敦颐的人生境界来解读他的“思心”与“诗心”,在他古雅、自然舒畅和理趣盎然的诗歌风格中自有一种“性焉安焉”的至情至性。     

论唐湜“兼及现实关怀”的诗歌批评实践

九叶诗派的诗人兼诗评家唐湜执着于探索艺术之美,因此他走上了与当时文坛主流截然不同的幻美之途、批评之旅。具有强烈时代责任感的唐湜执着于艺术的同时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严肃的社会现实,唐湜的批评实践便是"兼及现实关怀"的审美批评,这便丰富和拓展了其诗歌批评的内涵。     

论“十七年”臧克家的诗歌选本批评

“十七年”间臧克家的诗歌选本批评,反映着这一时期诗人诗歌活动的某种悖论:一方面,臧克家通过选本的序跋写作与选本删改等批评活动,鲜明地表达了他紧跟时代步伐的激进姿态;另一方面,透过这些诗歌选本批评的某些言说及其策略,显示出臧克家作为一个诗人真诚的一面.臧克家诗歌选本批评中的这种“说”与“被说”,折射出“十七年”诗歌批评的某种矛盾性与复杂性.     

凭文本支撑的精神鸣唱:“中间代”诗歌论

凭文本立足的“中间代”诗歌,有策略的“及物”与“深入当代”,恢复了对历史现实和时代语境的处理能力;它注重先锋的艺术实验,语言意识的高度自觉,追求叙述性,致力于多元技巧综合的创造与调试;它在个人化的精神统摄下张扬“差异性”原则。沉潜的现实表明“中间代”诗歌影响力孱弱;但它仍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外国诗歌的“翻译体”与中国新诗的形式建构

文章主要探讨了外国诗歌的翻译体对中国新诗形式建构产生的影响:翻译体最早实践了中国新诗革命的形式主张,是新诗形式的理想范本;翻译体是中国新诗自身的一种文体形式,参与并支持了中国新诗的形式建设;作为特例,外国诗歌的第三种翻译体影响了众多诗人的创作和形式选择。     

论唐代诗歌的“幽怨情结”

唐代诗歌中表现妇女“幽怨情结”的诗作很多,从其表现内容的细微差别以及作者的身份来分析,这类诗作大致可分为闺情诗、宫怨诗、弃妇诗三类。诗中妇女哀怨凄婉的眼神后面是熊熊燃烧的爱之火焰,是反抗礼教追求个人幸福的渴求。     

轻罪强制措施的反思与改革——基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之思考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为限制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作了相关一系列的重大修改,但是这种修改远不能解决中国当前对包括轻罪在内的各类犯罪广泛、过度地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问题。中国刑事诉讼法在强制措施的改革和完善上仍然任重而道远。而这当中有关对轻罪限制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问题,应成为未来刑事诉讼法进一步修改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应在转变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立法作出修改。     

清政府“夷务”管理制度中的澳门葡人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中西通商贸易实行一套基于"严华夷之防"思想基础之上的管理制度。在这套管理制度中,有一个身份地位很特殊的角色,即从明朝嘉靖年间就开始租居澳门的葡萄牙人。一方面,他们是被清政府严格管制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久已涵濡圣泽"的"归顺天朝王化的向化之夷",他们又被清政府视为"外臣",对与澳门有关的其他西方人士负有管理约束的责任。     

“素”——陶渊明诗歌的审美追求

陶渊明今存诗歌共125首,不足万言.从题材和内容来看,大体可分为咏怀、田园、哲理三类.其中重点描写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宜划入田园诗的,约30首左右.其诗歌具有"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苏轼<东坡题跋·评韩柳诗>)的魅力,随着时代的衍变,这种"素"的美愈来愈现出其光辉,倍受人们推崇.我们认为,陶主体个人对"素"的审美追求,诗化了平淡素朴的田园生活,使得普通的农村生活具有了独特的"田园风光"之美学意义,这也给现代社会审美追求以重要启示.     

“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政治文化意识——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研究之二

在三十年代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因其成员共同的政治文化意识,使三十年代文学群体事实上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或体现出“亚政治文化”特征。在这方面,对三十年代自称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群体来说,也未能成为例外。本文通过三十年代“自由人”、“第三种人”文学群体所呈现出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的揭示,论证了在三十年代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文学组织或文学群体的政治化趋向的不可避免性。     

如何“现代”?怎样“主义”?——评梁秉钧、张松建对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研究

梁秉钧和张松建的两本研究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专著都自觉而有效地参照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但过多地倚赖西方理论体系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的文本和历史语境。因此应该把论述的思路从"求同"转向"求通",以更开放的态度来探索中国诗歌多样化的文本特质和思想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