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权力·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侧面

文学史是一种知识,它的撰写与生产是权力运作的一个结果.知识-权力的关系是多重的,而且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仅是文学叙事权力对经验事实的原始关注,作为知识的文学史,还必须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力量重建文学秩序,确立文学史知识范畴和价值标准.因而,几乎很少有一个作家或批评家完全按照"中性"材料来叙述文学的事实,他们在强调所认同的某一文学价值时,潜意识中总希望自己的判断能被他人所接受.文学叙事,即构成了对一种权力普遍性的寻求.     

1980年以降台湾文学史的建构与身份认同研究

1980年以降,一系列台湾文学史论著作在海峡两岸相继出现,撰史者在断裂性与连续性、变动性与经典性中,寻找一个策略性的位置,来划定台湾文学的版图。在这些台湾文学史的编撰中,原生态地保留了撰史者的文化叙事与身份认同。本文主要探讨台湾文学史如何被建构?经典论述如何被拆解?被收录/命名的文本以何种艺术品位来建构?文学史作为权力和文学知识构成的体制发生何种异动?复调的台湾文学史如何论述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未来应该持续重视的台湾文学史议题。     

当代文学经典化建构的三个维度及反思

文学经典化过程是文学作品的动态价值汰选过程。从学术源路看,文学经典化的论争有本质论与建构论之争。无论对文学经典予以过分地政治化解读,抑或固守审美自律的本质论经典观,都存有一定罅隙。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文本生产、文学传播、文学史书写以及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观念共同运作并集各种权力斗争相互交织的结果,建构当代文学经典应从文学自身艺术品质、文学史和文学接受三个维度去把握。伴随消费文化的兴起,当代文学经典化需着重把握文学经典化尺度标准的相对性与冲突性之问题、文学经典化中的话语权力与功利主义之关系、文学经典的继承与发展之问题等。     

打捞历史的文学碎片与寻找区域文化的价值认同——从《江西文学史》的学术品格谈江西文学地理学研究

区域文学史的重新书写,使我们能够更加真实地逼近历史情境,挖掘文学发展演变中复杂的历史脉络.<江西文学史>抓住了江西文化发展的嬗变过程,以多种脉络交织的空间维度配合着历史叙述的时间维度和文学精神体验的维度,构成了一种多维度的、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文学史图景,打捞着历史的文学碎片,寻找着江西区域文化的价值认同,展现了江西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和区域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原貌,从而揭示了江西文学本身的生命特质与审美形态.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重写文学史”问题考辨

“重写文学史”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学界和中国文坛均产生过深远影响.欧美学界关注文学史话语和书写机制的权力关系,中国学界重视历史文学的底层经验和书写策略.新旧形态的历史主义习惯将文学史观念襄挟在文学作品和社会语境之间,文化诗学批评则关注历史与当代之间的文学活动、作品与情景之间的活态历史,以及史学与诗学之间的理论生态.文学史体系之下存在的是经典形塑的文化史空间,重写文学史问题之下则是以往被遮蔽的活态历史和民间经验.     

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文学史哲学反思

从文学史哲学层面反省现当代文学史编写,如下问题有待深入思考:编写者缺乏本体性的“文学”观念自觉,导致文学史的编写缺乏“中心意识”支持,文学事实选择及作家作品评价随意性很大;在传统“圆型”时间观念作用下,现当代文学强调的是文学的时代之“变”而非文学史内部的“通”,古今文学缺乏必要的对话;文学史叙述的空间意识不足,自然-地理形态的文学史外部空间,与文学“物自体”的内部空间尚未能进入文学史表述;对文学史编写的目的理解存在偏差,突出文学史的文学教育与学术传承功能,而缺乏文学史哲学意义上的对文学“古与今”、“常与变”的演变规律的探讨.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闽粤赣客家文学史的理论构架与发展路径

为构建闽粤赣客家文学史纲,从有利于客家文学发展及可操作性角度,客家文学概念需要重新界定,应当更为宽泛。从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视角来考察闽粤赣客家文学史,应该从空间、时间、构成关系、历史记忆与现实状态等多维组合结构中去作整体分析,在三地客家文学的创作进程中寻找到共同的规律,并比较分析各自的特色,在客家文化与客家文学的互动变化中,试图更接近客家文学史纲要的真实性。     

古典时代的政治权力与文学:区隔的逻辑

本文讨论了古典时代中央集权权力合法入侵到文学领域中的运作规则。作者认为 ,政治权力通过在文化生产领域内部构建的三重区隔原则 ,将文学转变为表达自己的表意策略。文学构成了政治权力赖以发生的某种话语条件 ,因此 ,主流文学与政治权力乃是一种同谋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应用研究——当代文学选本研究的三个面向

目前文学媒介高度发达,文学作品数量与日俱增。面对数量庞大的文学文本,具有展示典范、钩沉遗珠、呈现时代与编者文学观点的文学选本,就成了介入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有效途径。当代文学选本的理论研究表明文学选本的操作类似一种权力运作,涉及谁来选、怎么选、选什么这样一个包含了吸纳与排除的权力斗争过程;当代文学选本的历史研究则探讨了选本与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关系;当代文学选本的应用研究将选本置于文学史的语境之下,重点关注文学选本对文学认知、文学形象以及文学书写的影响。进一步整理、探讨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选本的价值与功用,是当下文学研究的迫切需要。     

思想的复调:1990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学思潮

左翼与本土/后殖民论之间的角力,是台湾1990年代以来最引人瞩目的思想文化现象。从1970年代的文学论争开始,经过美丽岛、解严等事件,"何谓台湾"、"台湾文学的定位和视野"等议题引发思想界的持续追问。2000年发生的陈映真与陈芳明关于台湾新文学史等的论争,进一步触动对台湾社会文化的深层思考,并在东亚思想界产生一系列的连锁效应,如2003年陈映真和藤井省三的论争、2004年松永正义和藤井省三的论争。除此之外,台湾学界为建构开放性的文化场域,开辟了诸多不同的路径,在方法论思考(如作为方法的亚洲、文学传播和体制研究、区域比较研究)、具体经验研究(如原住民文学研究、女性文学研究、失踪者系列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丰厚收获,打开了论述的空间,形成了富有活力的多重对话关系。     

论结构主义文学史观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自律论的文学批评模式,是对１９世纪盛行的注重外部关系的历史方法的反拨。但它也通过自己逐步形成的“结构──历史”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较为妥善地处理好内在考察与外部研究的关系,进而形成了文学史是“非连续的集合”,文学史的时间序列只是空间组合形式之一的独特的文学史观。该研究方法体现出三点特征：寻求批评的恒定模式,强调文学史研究的整体性,追踪文学史的深层结构与演进机制。这种独特的历史思维表现出一种积极而自觉的文学史重构热情与价值追求,为新世纪的文学史学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意识形态·文学史·现代性——台湾文学史书写现状与现代性突围

本文简析意识形态因素对台湾文学史的影响及台湾学界的反思,认为大陆版的文学史比较注重发掘两岸文学的亲缘关系,但因受到客观条件限制,资料掌握不够全面,这导致对细节的把握和分析不足,最直接影响是缺乏舛台湾区域文学史的关注.台湾学者的文学史书写,如叶石涛、彭瑞金等人的著作,有可取的地方,但因以意识形态先入为主的理念只选取和自身论述主轴相关的作家作品,导致了粗暴的简单化倾向,扭由台湾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还有一些学者如王德威、黄芙娥、邱贵芬、杨宗翰等,积极探讨文学史突围的可能.他们的现代性视野对台湾文学史研究和书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刘大任小说中的音乐景观与知识分子精神状况——以长篇小说《浮游群落》为观照中心

刘大任是台湾当代著名作家,其长篇小说《浮游群落》是观照20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症候与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重要文本。丰富多元的音乐元素有效介入了作品的思想构成和氛围营造。小说中台北特定时空的音乐景观折射了复杂的权力关系,其中的音乐造境艺术实践开辟了饶有意味的想象空间。作品还透过音乐元素进行或隐或显的社会批判,呈现了威权体制下6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抵抗的暗流。     

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方法与价值

<正>针对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现状,很有必要倡导以解决文学和文学史问题为导向、以培育创新复合型人才为目标的文学跨学科研究。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质,是在不同学科的“整体联系”中展开文学与文学史问题的研究。把文学跨媒介、跨区域传播研究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可以拓展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阐释空间。文学跨学科研究必须突破个案研究的封闭性、时间与空间的封闭性,才能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华侨华人与百年中国文学及海外传播

中华文化走出去,已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表现形式,中国文学应当自觉承载其历史使命。但百年中国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却面临着严峻挑战。应对挑战,不可盲目,需建立在完备的认知之中。从现有有关百年中国文学的文学史书写来看,何为本土(中国)?何为海外?是一个不得不面对,却依然没有解决完备的历史遗留问题。在以"重写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为主体的文学认知与实践中,时间意义的探寻可谓是其核心主旨,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时代语境历史性地要求百年中国文学需要空间转向,在"时间的中国"的基础上,建构一个"空间的中国"。在这个新的认知体系的建构中,"华侨华人文学"将为此提供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史视角,在"文化中国"的全球化场域中,将有效沟通本土与海外。一旦"中国文学"的空间内涵有所规定,"华侨华人文学"与之的关系有所厘清,那么百年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五个方面(5W),就将比原有的仅仅是时间内涵的"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有更多的可能性。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

过去的文学研究基本上侧重时间维度,对空间维度重视不够。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目的就是强化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一,关于文学时空结构。文学地理学涉及地域文化、家族文化、作家人生轨迹的变化、文化中心的转移等空间方面的内容,这些空间因素影响了文学的书写和叙事方式,同样题材的故事,如果从空间维度进行解读,就可以读出不同的文化内涵。二,关于文学动力系统。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结构,但过去的文学史只重视中原文化动力系统而忽视了富于活力的边缘文化动力系统,只重视汉族的书面文学而忽视了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学。事实上,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无处不在,由《崔莺莺》到《西厢记》,文本中体现出的婚礼观念的非经典化,就是少数民族的婚俗在文学创作中的自然体现。三,关于文学的精神深度。文学史上某些固定的结构模式固然有其审美要求及叙事谋略,但更涉及到中国文化深层的问题,只有把握到这些深层的文化意义,才能达到对文学内在精神的深度考察。     

在求新求变中不断拓展文学空间

编者按：近日，福建省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邀集在榕部分会员举行“双月谈会”，就“台湾消费社会与文学求新求变精神”这一议题展开讨论。现将部分学人的发言整理刊发如下。在求新求变中不断拓展文学空间今天这个双月谈会，请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台湾工商消费社会与文学求新求变之间的关系问题。工商消费社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竞争激烈、劳作紧张繁忙、社会运转迅速、新陈代谢步伐加快。在这种物竞人争的时空条件下，价值规律几乎主宰着一切，优胜劣汰、强胜弱败成了不可抗拒的规律。因此，各种事物为了争得一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作为“反应装置”的战争和作为“认知装置”的“战后”——为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再寻坐标的尝试

逻辑预设、理论工具和认识装置之趋同，使得近年来中国的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同温层效应”。为使该领域研究能在更开阔的空间中走向深广，本文提出以下三个观念维度：其一，应以“江湖文学史”的观念重审昭和文学史的史述逻辑，以“影子研究”的方法，以德意诸国同类文学为参照系，为日本战争文学建立有效的世界坐标；其二，可将“战后”视作历史后视镜般的认知装置，以一种时间维度重新照亮战争与日本文学、思想、社会的过往，在“知其然”的基础上，反推其“所以然”，展望“将若何”；其三，有必要在同时代日本文坛内部建立起侪辈间可资参照的坐标，描绘战时文学家时局因应的多色光谱，并据此考察在极端语境下的文学家、异态时空中的人，使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在政治与文学、暴力与文明、战争与人的复杂关系层面上成为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