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释明权制度的建构

本文从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出发,对大陆法系的释明权理论进行了介绍,分析了释明权与民事诉讼模式的关系,认为释明权制度是对纯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修正和完善,指出我国在民事审判方式变革和民事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建立释明权制度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并从立法角度对我国释明权制度的构建进行了思考。     

释明权:幽灵还是精灵

掀起释明权制度理论的盖头,我们会发现,释明权本质上是法院对诉讼程序的管理控制权,其法理基础在于它是法官和双方当事人交流的理性工具。通过对辩论主义的补充和限制,释明权纠正了完全放任当事人主导诉讼过程所带来的诉讼迟延、成本增加、诉讼投机等缺陷,确保当事人平等且富有实效地接近司法公正,从而使其成为“实现民事诉讼制度目的的修正器”。本文希望通过对释明权基本理论的探讨及其实际运行的考察,为建构完善的释明权制度提供理念参考,从而周全和妥当地保护当事人权利的目的。     

建构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价值研究

法官释明权属于诉讼指挥权的一种,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建构法官释明权制度有利于实现实体公 正和社会正义;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能够补充辩论主义的不足。因此,建构法官的释明 权制度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论美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释明”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因此,审理者、裁判者要对所承办的案件负责,就必须赋予其适当的释明权。"释明"是使不明确的事项变得明确。释明权是大陆法系中的特有制度。随着两大法系诉讼理论的交融,美国诉讼制度也出现了"释明"倾向,其司法改革的动向值得参考借鉴。但我国要引进"释明权"制度,则需要从传统的职权审判主义模式向以辩论主义为核心的当事人主义模式转变。     

行政审判权的理性配置

司法具有足够的权威性,是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方式存在的根基.中国行政诉讼实践中,法院的权威性令人堪忧.行政审判的特质要求树立法院的较高权威.现行立法对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的配置存在着缺失.应赋予人民法院违法推定权、强制被告必须答辩并必须提交证据权、强制被告必须出庭权、单方释明权、程序选择权;强化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权力和对法庭秩序维护的权力.只有理性地配置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权,才能充分发挥行政审判制度权力制衡和人权保障的功能.     

德国财产释明制度对应下的我国强制债务人财产申报制度

德国强制执行框架内的财产释明制度一直以其周密的制度设计以及良好的实践效果成为各国相关立法的典范。与之相比,我国的强制债务人财产申报制度具有前瞻性的立法优势。但是,在制度构架层面缺少系统性;在制度适用层面缺少操作性。在保持自身优点的情况下借鉴德国财产释明制度的先进之处必将使我国的强制债务人财产申报制度更好的发挥服务于强制执行的功能。     

论紧急搜查制度

紧急搜查是无证搜查的一种,各国立法皆加以规定并承认其在收集证据和打击犯罪中的作用,同时对其加以规制以保证其应用的合法性.文章就紧急搜查权的控制、紧急搜查权行使的合法性及我国紧急搜查权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进行论述.     

中国司法改革中的程序正义取向——释明权初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长期以来的争论——我国是否应该有释明权,作出了回答。这项被大陆法系国家看重的概念,其内容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存在价值？在我国是如何被规定的？在我国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它是对法官权力的约束还是对法官权力限制的反弹？带着这样的疑问,作者进行了思考,并给出了答案。     

论公法视野下行政诉讼与宪政的良性互动

公法的最高目标就是实现宪政.在公法的视野下可以通过对立法权、行政权进行规制等多种方式实现完政,行政诉讼就是这多种方式中的一种,而且是一种较为稳妥的逐步推进的方式.行政诉讼遵循着公法的规律.保护救济公民的合法权益,监督控制着行政权的行使.从行政诉讼到宪政,按宪政的要求来推进行政诉讼,在二者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式发展,这对构建公法共同体,实现对公权力的有效规制是十分有益的.     

教育惩戒权：合理行使与依法规制

教育惩戒权是教师为维护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正常秩序,保障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针对违反学生行为规范、破坏学校纪律的学生行使的管理权,是教师依法管理学生的专业职权。惩戒权的行使,是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客观要求,是教师履行法定职责的必要手段。管理学生需要惩戒但应规范。惩戒权的肆意行使必须限制,惩戒权行使的方式必须规制,使惩戒权的行使制度化、规范化。     

对我国刑事诉讼职能管辖冲突解决机制的构想

管辖是进行刑事诉讼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相比,刑事诉讼更具有复杂性.刑事管辖不仅涉及人民法院系统内部受理刑事案件的分工,还涉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职能管辖问题.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主要存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的职能管辖冲突,以及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的职能管辖冲突.解决刑事诉讼职能管辖冲突可以通过立法的途径,以检察机关行使立案监督权、机动管辖权或者被害人行使刑事自诉权得以实现.     

论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行使的规制

民事诉讼应当重视规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行使的规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防范当事人滥用民事诉讼权利和完善民事诉讼失权制度。     

扩大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适用范围必要性探讨

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的行使涉及到司法权对行政权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在目前司法权对行政权维护有余而监督不足的大环境下,扩大其适用范围是<行政诉讼法>护权目的的要求,同时也是社会现实和司法实务界的迫切需求,这将有利于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衡,因此扩大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适用范围势在必行.     

论行政相对人抵抗权实现的体制障碍和制度构想

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是基于自然正义而理应拥有的不可剥夺的一项权利,但该项权利行使的主体、对象、时间、方式等应当有一定的限度,其抵抗权的确立是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的,不过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在我国存在一些实现上的障碍,因此需要从具体的法律制度层面来扫除这些障碍:一是在立法规定中明确将抵抗权的行使对象与无效行政行为理论结合并确定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二是建立"抵制必须答复"制度和"争讼停止执行制度";三是针对行政行为建立独立的"无效确认之诉";四是规定行使行政抵抗权的相对人须对特定事实承担一定程度的举证责任。     

关于中国公海登临权的立法思考

登临权是各国公海普遍管辖权的一种行使方式,但作为执法主体的军舰等毕竟属于某一主权国家,其行为也需要国内立法依据.中国当前的海洋法体系中没有登临权的相关规定,建议将来在相关立法中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精神,对公海登临权行使的具体程序、行使登临权时是否可以使用武力、登临权行使不当的国家责任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以便中国军舰等更加有理有力地对公海上的嫌疑船舶行使登临权力,从而更加有效地保护中国的海洋权益.     

简论我国的破产抵消权

我国在立法上虽然承认破产抵消权,但由于对破产抵消权行使的规定不够详尽,而且破产抵消权的行使对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保护较难平衡和取舍,所以,对它的行使,仍存在争议.本文试图结合我国的国情,通过理论分析,准确把握破产抵消权行使的正确观念和行使范围,以期实现破产法的立法目的.     

我国高校自主招生的硬法与软法双重规制

高校自主招生既是行使政府招生权的公权力行为,又是行使高校自治权的自主行为。高校自主招生涉及高等教育资源分配,进而影响公民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为防止高校滥用自主招生权损害教育公平,应当对高校自主招生进行硬法与软法的双重规制。高校在行使政府招生权时,应受到国家硬法的规制;在行使高校自治权时,应受到软法的约束。这样,通过硬法与软法的双重规制,达致既有效实现高校自主招生,又保障公民高等教育平等权之目的。     

行政公诉权滥用规制论纲

行政公诉权滥用是对行政公诉权合法运行的背离.行政公诉权滥用规制亦即对行政公诉权滥用的规范与 制约.行政公诉权滥用规制有多种途径,但法律是其根本手段.为有效规制行政公诉权的滥用,立法要设定行政公诉的诉权要件、国家赔偿责任、检察官追偿制度以及进一步细化检察官的惩戒制度等.     

论紧急权的法律性质及人权保障

国家在紧急状态下为维护社会秩序可以行使紧急权.关于紧急权的法律性质,国家中心论与宪法中心论对之作了不同界定.笔者赞成宪法中心论,认为国家应当在宪政法治轨道内行使紧急权,在维护社会秩序与防范紧急权滥用、保障人权两个向度寻求平衡,从法律上对国家行使紧急权予以必要的规制.     

“与时间赛跑的立法”：行政应急权的生成及其逻辑考量——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

立法机构在应急管理中的角色与作用一直未被系统研究。在过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我国各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与时间赛跑,通过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方式进行紧急立法授权,生成政府应急防控急需的行政应急权,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法治支撑作用。原本被“虚置”的人大决定权也因承载着行政应急权的生成职责而被应时激活。地方人大通过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生成行政应急权具有内在的契合性,遵循着三重基本逻辑：其一,应急防控亟需权威机构紧急立法,以确立紧急时的社会规范,即紧急立法需求是地方人大生成行政应急权的基本前提;其二,人大决定权的准立法性、应急性与补缺性等属性与应急功能高度匹配,具备紧急立法能效,即立法功能匹配是地方人大生成行政应急权的基本要素;其三,“上位法”与预先设定应急权的重申、行政应急权优先性的确立以及临时管控权力的新授是行政应急权生成的三个面向,即确权与新授是各级地方人大生成行政应急权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