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道情、宝卷中韩愈形象的演变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在古代俗文学中,历史文化名人韩愈的故事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演绎和传播。除了小说、戏曲及民间故事以外,清代道情、宝卷中的"湘子仙话"是韩愈故事的重要载体。道情、宝卷在历史真实及前代各种相关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艺术地凸显了"心气"与"性情"兼备的韩愈性格。韩愈的这种"文学形象",不仅是作家和写手自己接受历史人物的成果,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历代广大受众心目中的韩愈形象——即"民间形象"——的产生和完成。     

韩愈人格批评之局限性探论

无论在旧人的资料中还是在今人的研究里,对韩愈人格的品评一向是个引人注目的焦点,非议鄙薄之辞多矣,肯定激扬之辞亦盛,韩愈是唐代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韩愈之人格研究必须基于对当时社会背景的客观把握上,因为他的问题并非仅仅是自身的问题,而是"韩愈们"所代表的唐代社会的问题。     

张“韩学”之帜——读张清华《韩学研究》

随着韩愈研究的繁盛,９８’孟州韩愈国际研讨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立“韩学”的议题。张清华先生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对韩愈的研究,以多年心血凝成的巨著《韩学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８月第１版）鲜明地打出了“韩学”旗帜,走在了“韩学”研究...     

论诗歌自律和主观选择对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

韩愈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与他"以文为诗"创作倾向息息相关."以文为诗"至韩愈形成一种有影响的创作倾向绝非偶然,它的出现主要由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和韩愈个人主观选择等原因所决定.     

韩愈潮州祭鳄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反思

关于韩愈祭鳄所作的评论,往往混淆韩愈作《鳄鱼文》与后代人作"韩愈祭鳄"的神话这两种文本之间的区别.事实上韩愈祭鳄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作为韩愈的经历与作为后代人的历史记忆.前者属于历史情境,后者则属于文化反思,二者不能混淆.在这两个层面下,韩愈祭鳄科学与否并不重要;相反,韩愈的儒教思想与坎坷经历,乃至后人对祭鳄文化意义的传承与利用,才是问题的关键.     

宋代儒释互动的一个案例——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

韩愈因为提倡古文、高唱儒道、排辟佛老而见重于世,其地位甚至一度有超越孟子之势。北宋中前期,僧人契嵩以非韩为策略来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他指责韩愈急于求仕,批评韩愈的儒道阐释和性三品说,认为韩愈是"文词人"而并未知道。契嵩非韩,促使士人对韩愈的评价由高转低,而此后士人对韩愈的批评,也大抵不出契嵩非韩的范围,韩愈的形象最终被定格为有功于儒道的"文士"。新儒学的成形,是在儒释互动中逐渐完成的,而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正是宋代儒释互动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韩愈文学创作与中唐文化思想转型——以《秋怀诗十一首》为中心

韩愈《秋怀诗十一首》是他短篇诗歌的代表作品。不为人注意的是,这组作品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悲秋文学的革新之作。组诗从自然和人生两个主题,反思了宋玉以来的秋诗传统。自然方面,韩愈对时间和生命的关系提出了异于前人的认知,形成了一种基于生命意志的自然观。人生方面,韩愈从儒家思想中获得了自我认同,形成了一种追求内在道德修养的人生观。积极面对自然和人生之秋的价值体系,反映出从中唐开始,文学及社会文化转型的大趋势。而诗歌呈现出来"学人之诗"的独特审美意识,也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韩诗的文学史意义。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韩愈的理想人格论

韩愈是儒学发展史上新旧转捩之关键人物,其儒家道统论的提出不仅为宋儒开辟了理学的初源,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以儒家道统论为指导思想而形成的圣、贤、君子层次分明的理想人格论更是具体展现了韩愈道统论对时人在安身立命、接人待物方面所应有的精神状态、道德认识及行为准则的要求与标准。韩愈理想人格论中,作为万世标准之圣人是无过、无所不通的;而贤人是不贰过者、不遇时不得道时是独善其身者,而一旦遇时得道,就必兼济天下,而且贤与圣一样是"汲汲于富贵以救世为事者";君子则是好恶分明、任人如器且重于责己之人。韩愈所提出的理想人格论是其道统论的具体展现与现实要求,研究韩愈的理想人格论可以更好地理解其道统论提出的思想价值与历史意义。     

新时期小说八年之断想

我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都是以小说为主体的文学。新时期文学同样如此。小说是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起主体和主导作用的文学样式。新时期小说的八年,即是新时期文学运动八年的一个缩影。 新时期文学,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关心当代小说史、当代文学史的同志们,把迄今为止的小说发展分为几个小阶段: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我以为,这种分法,与其说是文学历史分期法,莫若说更     

唐代“河北故事”的文本起源、历史内涵及确立过程——以韩愈《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为线索

从文本起源的角度分析,“河北故事”并非历史当事人对唐代河北藩镇事务的现场表达,而是历史书写者对河北藩镇既往处事原则的文本概括。其最早见于元和八年(813)韩愈撰写的《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是韩愈在“故事”一词的基础上化用而来。其内涵除了政治独立、节帅世袭,还包含唐廷与河北藩镇的政治态度。“河北故事”是河北藩镇与唐廷在“叛乱与平叛”关系结束后形成的新的相处模式,其开启时间为德宗建中平叛失败后,此后经过宪宗、穆宗两朝的变动和调整,最终在穆宗长庆年间确立。     

新什么历史,而且主义——新历史主义小说流变论

从80年代中期直到当下,新历史主义小说从诞生、命名,到发展壮大并形成成熟的"历史诗学"、"文化诗学",在20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经典性的文本,成为新时期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探索与命名"阶段(1986-1992),第二阶段是"成熟与完善"阶段(1993-2000),第三阶段是"深化与转型"阶段(2001-)。新历史主义小说三个发展阶段的不同思想形态与艺术价值取向,规范着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的整体风貌及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韩愈诗歌的"怪奇"风格表现

中唐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古诗文革新十分兴盛.在诗歌方面,韩愈因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深厚的文化修养,不因循守旧,从而使其创作有了个性化风格,别开诗界面目.韩愈诗歌作品风格多样,其中尤以怪怪奇奇、险奥隐晦的诗歌著称,形成了险怪奇崛的审美风格.对韩愈诗歌的"怪奇"风格进行研究不但可以深入了解韩愈诗歌的特殊风貌,而且对"怪奇"风格本身的特点研究也具有推动作用.陌生化语言的运用、新奇的意象、以文为诗三个方面是韩愈诗歌怪奇的风格的主要表现.     

儒学的转型和文学的解构——论韩愈的思想与创作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在思想与文学上都有一次解构潮流,而韩愈是这一潮流的重要代表。他在儒学道统中独宗孟子,其意在于以孟子的心学为起点来重铸儒学,以对抗佛学的心学,从而开辟了儒学的汉学到宋学的转型之路;韩愈的文道合一的思想也与他对儒学的重铸具有密切联系。另外,韩愈在诗文创作上虽以“复古”为口号,但实质上是解构一切旧的文体范式,以凌轹古人、创意造言为务。韩愈的解构实践和观点,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重论韩愈“以文为诗”

概念的泛用与缺少诗艺谱系的回溯比较是目前关于韩愈"以文为诗"的研究中存在的两个重要问题。如果还原此概念内涵的建构过程会发现混淆评介宋人与韩愈"以文为诗"的话语拥有悠久的传统,"以议论为诗"即是一个在这种历史语境中"被发明"出的维度。以散句入诗的艺术手段代有传之,具体程式上则有着显豁的区别,考察韩愈采取何种模式创作杂言有助于揭橥其独特的书写策略与匠心,为沉湎于抽绎特点——对应举证式的研究提供被淹没的环节。     

“五四”余风的终结与“文革”文学模式的初步形成——从《暴风骤雨》《三里湾》等到《艳阳天》

从土改小说到合作化小说,再到《艳阳天》,地主形象由蕴涵作者的同情心变为充满敌对意识,作者对中农的态度由保护、七分肯定变为丑化和敌意化,爱情叙事也由进步青年的浪漫传奇变为政治化的婚姻故事。这一系列变化昭示了"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在农村题材小说中的终结,由此也开启和初步形成了"文革"文学的基本模式。     

韩愈对高丽朝文人林椿"记体文"创作的影响研究

林椿是朝鲜半岛古代较早在"记体文"创作方面取得很大成绩的作家.林椿的"记体文"创作一方面明显受到了韩愈的影响,包括谋篇布局、语言技巧、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带有明显的韩愈"记体文"的痕迹,另一方面在句式、句法等方面又与韩愈有所不同,表现出了林椿选择性接受的倾向.通过韩愈与林椿在"记体文"创作方面的比较,我们不仅可以发现韩愈在朝鲜半岛古代"记体文"创作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还可以进一步发现中国"记体文"在东亚范围内的传播与影响情况.     

中日近现代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明治小说与“五四”小说比较

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问题,一般从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和作家主体意识中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两个层面进行探讨。比较明治小说与"五四"小说考察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差异。以中国现代小说为参照基准来重新审视日本近代小说中知识分子自我救赎问题,可以发现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文学观念和文化上的差异。     

论韩愈经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韩愈在经学史上有独一无二的贡献,主要有:立儒家之道统、辟佛老之学说、开舍传求经之方法、尊《大学》《孟子》之经典。韩愈以上之作为对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致思方向,为宋明理学在经典选择和理论构建方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韩愈试图从经学自身的历史与经典中寻找自身发展资源,对后世亦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韩愈在中国经学史、中国儒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现代小说男性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学性弱化

男性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描写对象,其形象的晦暗色彩与悲凉基调,由明清小说至现代小说,随着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而逐渐增强。现代小说中男性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学性弱化主要在体现思想上的怀疑与空想、精神上的苦闷与彷徨、身体上的疲惫与衰弱、身份上的没落与尴尬等四个方面,其产生的原因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知识分子的生存艰难和精神困境以及作家对知识分子责任和使命的探索密切相关。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与20世纪30-40年代的左翼文学,其所批评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男性知识分子的精神退化或道德堕落,直接影响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与建国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弱化因此而具有了文学性与政治性相互交织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