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识:是观念还是知识?

新时期文学十多年来,现代意识象一个幽灵一样困扰着当代中国作家的灵魂.现代派的划分归类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议,也常常将作家置于无可适从的困境之中.不被划入现代派作家的行列,便诚惶诚恐,有被人遗忘、不被注目的危险;硬是挤入这个行列,被某些批评家和读者尊称为现代派作家,又很快被另外一些批评家和读者赶出这一殿堂.     

论新世纪文学生态与作家创作心态的互动关系

文学场与经济场、新闻场、娱乐场等其他社会场域相互作用,构成文学生成及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的文化环境,即文学生态。新世纪以来,作家的创作心态无疑受到文学生态的巨大影响。文学营销中的"品牌策略",使作家被贴上"符号标签",从而影响作家形成自足的惯性心理。媒介权力的施控,催生了作家的媒介炒作行为,亦传递了作家创作上的速度焦虑。视觉文化时代的"图像霸权",驱使作家迎合读者读图的偏好,一方面仿明星式进行身体形象包装,一方面创作趋于影视化,这恰是作家趋附心态的显现。探究新世纪文学生态与作家心态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更深刻地从创作主体的维度理解新世纪文学的现状与走势。     

关于文学艺术活动论的再思考

文学活动是世界、作家、传播、作品、批评家、读者等"六要素"构成的场,研究文学场不应忽略传播和批评家二要素。文学活动追求的是整体性,文学场的整体质就是中国文论中的"气韵生动",它是文学场的灵魂,文学的评价标准。同时,文学场是文化场的文学场,与文化构成格局——图形的关系模式。     

从边缘走向中心——莫言小说《红高粱》经典化的历史探析

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优秀的作家往往和优秀的批评家联袂而生。莫言小说《红高粱》的经典化,自然也离不开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参与。正是如此之多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参与,才使得莫言其人其文的精神内涵获得了不断的增殖。同时,大众传媒的介入对于《红高粱》的经典化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历史地看,莫言小说《红高粱》的经典化过程,正是一个从文学边缘到文学中心的位移过程。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下,重新反观莫言小说《红高粱》的经典化过程,对文学作品持以既不"棒杀"也不"捧杀"的公允态度,对新世纪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十七年文学”中人文精神缺失及其原因探析

文学是作家、读者和批评家关注人类的存在、思考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精神活动。但“十七年”的文学活动却失去了应有的人文关怀和终极价值。究其原因。“一体化”的时代政治和大一统的传统文化思想所形成的双重合力。将文学活动演变戍一种政治行为。作为文学灵魂的人文精神一步步走向“缺席”。从一个侧面揭示了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精神生活日趋委琐的本相。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述评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揭示了"狂欢化"对作家艺术思维和体裁形式的影响,对文学与人学的关系进行重新阐释,并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文学观念的层面上,巴赫金独树一帜地宣称:文学是一场"狂欢化"的活动,一切本真意义的文学应具有"狂欢化"的精神,呈现"狂欢化"的美学品格。     

从"赵树理现象"看良性文学市场的培育

赵树理在当代文坛的冷场,既有来自批评家、作家、读者的客观原因,又有来自赵树理的读者定位、文学价值观等的自身原因,科学探究"赵树理现象",对于良性文学市场的培育大有裨益.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与现代化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传统"与"现代化"相互抵牾、碰撞,成为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母题."五四"新文学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反传统"的历史印记,但"重估"是现代作家对待传统文化的根本态度.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化"再次遭遇"传统"的挑战,文化和传统问题随着‘寻根文学'的勃兴而进入作家、批评家视野.90年代,"现代化"遭到质疑,文学发生了转型.面对挑战,具有创新精神的中国当代文学家们仍充满信心,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创造独具特色的文学图景.     

革命作家的知识构成与主体精神

"革命文学"倡导以后,作家队伍的工农化逐渐成为常态,社会的动荡不安、革命理想的热情召唤、青春期的叛逆心理,使得许多知识青年在还没有完成高等学业的情况下,就匆匆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五四一代文人经由文学创作而启蒙教化,达成"立人"与"立国"目标的思想模式,逐渐转化为"文学创作就是宣传"的行动模式。从左翼文学到解放区文学再到新中国文学,"革命"不仅为文学创作确立内容标准,也为作家作品研究确立价值尺度,还左右作家主体的精神走向。     

90年代以来文学的生存状态

90年代以来 ,文学的边缘化已成为不争之实 ,文学既无力创建社会共同的想象关系 ,也不再有统一的理论规范 ,但作家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叙事的热情和写作的欢娱。一方面是作家、批评家的分离与同构 ,另一方面是创作现状的贫血与凋敝。一方面是写作空间的顺延与扩展 ,另一方面是文学创作的日趋世俗化、庸常化。分析这些现象及其根源 ,找寻文学存在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这也许是当前每一个作家和批评家义不容辞的职责。     

“改革文学”与“文学改革”——-----山东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改革与文学"讨论会发言纪要

<正> 1987年11月16日,山东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在山东师范大学举办了"改革与文学"讨论会.七十多位青年理论工作者和有关人士出席了会议.会议议题主要有二,一是"改革的文学"即文学应如何反映当前改革的大趋势和社会生活;二是"文学的改革",即文学自身应如何改革,当前的文学怎样才能更健康地发展.会议发言纪要如下:李江宁(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改革与文学"的关系首先体现在所谓"改革文学"当中.而"改革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那一大批大刀阔斧的改革英雄形象,如乔光朴、李向南等.他们在一般读者中最受欢迎,但在专业读者——批评家那里受到的抨击也最多.批评家认为,改革的目的是推进民主     

澄明的省思——评饶芃子教授文学批评论文集《艺术的心镜》

每一位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总有他面对文学现象的研究质点。他通过作家作品阐释他的美感经验;并表达关于文学的整体观念,因而显示鲜明的学术个性。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那么,批评家则通过他所体验、理喻、感悟和思索所获得的,赋予作品更新的精神和意义,使读者从评论中获取第二次感动和审美感受。我想说,批评昭示了作家更内心的东西和作品与世界间更深刻的美学存在。这种认识,是我在读文学批评家饶芃子的文学批评论文结集《艺术的心镜》之后感悟到的。首先作为一位比较文学学者,长期的学术探索和对涉及中西文学史现象的大量的资料掌握,使饶芃子的文体风格自然而然地显示出宽广的精神视野和对文化背景的关注。集子的前五篇均是关于中西文艺理论问题的学术论文。灵感说、性格理论以及戏剧艺术的诸多问题,作为     

"清洁"的文本与"衰竭"的主体——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规训与惩罚功能

由于依托于民族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对于文学的审美评判转向了对于文本和创作主体的政治批判,并衍生出了具有高度规范化和裁决力的规训与惩罚功能.对那些不符合意识形态规范的文奉,主流批评家进行了干预和批判.作家依照批评意见修改文本,努力使其变得"清洁"和纯粹,并做出了检讨和自我批评,但他们并未因此而重新被意识形态话语所接纳.文学批评的规训与惩罚功能使作家作为写作主体的独立性和思考能力日益衰竭,也造成了"十七年"文学作品某种程度的相似和一致.     

中国“左翼”运动与延安红色文艺

中国左翼文学生成于20世纪"红色30年代"的国际背景之下,早期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和德高望重的大作家鲁迅先生等诸多文化先驱对苏联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壮大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力量。40年代的延安红色文艺直接师承左翼运动,左翼运动为延安红色文艺至少准备了四笔财富:(1)准备了理论基础,例如"阶级斗争理论"、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武器"等;(2)革命文学创作经验,例如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较好地解决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等;(3)红色文艺的领导干部和文艺家队伍,例如周扬、丁玲、萧军等;(4)作家主体意识,例如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等。延安红色文艺思想理论的形成有效地吸纳了前三笔财富,而对第四笔则作了有效的规范,此后,在相当长的年代里作家主体消解在社会主体"工农兵"之中。其间所发生的无数次文艺运动,都与这笔财富被规范有关。     

“十七年”文学批评与“清洁”的文本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下,"十七年"主流批评家的实践被赋予了"权威化"和"指导性"功能。他们以政治和阶级标准对于作家作品进行"检查",对不符合要求的"异质"进行剪除和清理。在意识形态和批评的双重威压下,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大幅度修改,强化"阶级斗争",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删除爱情、亲情等充满人性色彩的情节。"十七年"文学作品的"一体化"和扁平化与意识形态文学批评有着紧密关系。     

文学生产与消费活动的转型之旅——新世纪文学十年抽样分析

在对新世纪文学十年的抽样分析中,着力考察的是网络文学、青春文学与底层写作等三方面内容.网络文学涉及一个文学媒介化的问题.文学媒介化的结果是:文学生产发生了从符号纵聚合轴上的批评性操作向横组合轴上的粘连操作的位移;青春文学是文学市场化的产物,其文学生产与消费特征可概括为作家偶像化与读者粉丝化;底层写作因借用左翼文学的思想资源与叙事资源,本身已存在着介入性有余、文学性不足等艺术缺陷,而它的兴盛很大程度上也是具有新左色彩的批评家与媒体推动的结果,其文学生产亦具有一些可疑之点.总之,新世纪文学的基本走向是媒介化、市场化、商品化和产业化,它们联手推动着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转型.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主体的发展与演变

在中国的古代 ,不同的时期和社会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面对既定的现实 ,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主体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积极地应对 ,从而呈现出一个发展的动态过程。从魏晋以来的作者型批评家到明中叶出现的职业批评家 ,直至近代的学者型批评家 ,以及贯穿始终但常不被论及的读者型批评家 ,各类文学批评家因其主客观条件的不同 ,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各有特长和缺陷。     

中国古代文论之于当代文学创作:缺席与入场

中国古代文论在历史上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是指导文学创作实践,但是经过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后,中国古代文论丧失了这一功能,变成了学者们整理国故的一部分。造成中国古代文论不能滋润当代文学创作的主要原因有古今文学传统的演变、作家与批评家身份的剥离、文学教育主旨的转变、研究方法的单一等。因此,要实现中国古代文论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滋润作用,必须实现古与今的贯通、培养创作与批评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文学教育主旨的多向开拓、研究方法"二重历史化"等。     

“文学边缘化”及文学批评之过

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主体是"七代同堂",文学版图也是"六分天下"。基于文学发展的一些内外部因素,"文学边缘化"命题得到了部分读者和批评家的认同,其实这恰恰预示着"文学多元化"格局的逐渐成形。反观文学批评,它总体上存在着过度理论化、轻视语言性和拔高思想性的倾向,这不利于我们对纷繁的创作现象与特定的文学作品的理解。     

从文学活动"四要素"看当前文学经典的重构

经典的重构已成为当今文学创作日趋浮躁、日趋世俗化、感官化、日趋追求"明星化"文化策略和时尚效应中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经典得以重构是文学活动"四要素"互动的结果.就作品而言,内涵的丰富性、深刻性、震撼力及独特的技法是经典重构的前提.社会生活的多元化、文化价值追求的异质化,作家"影响焦虑"下的颠覆冲动、时尚欲望化追求,读者求新尚奇、狂欢化效果的阅读期待以及时尚批评家的引导,是导致经典重构世俗化、通俗化趋势的外部原因.经典重构过程是一个经典文本与社会生活互动的过程,社会语境影响下的作者和读者作为最活跃因素互为影响地参与了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