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云南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初探

抗战期间,东南亚大批难侨回国避难,云集昆明。为救济这批华侨,云南省奉国民政府令成立紧急救侨委员会。这个机构人员精干、分工明确,加上管理严格、工作细致,使难侨得到妥善的安置,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国民政府对难侨的救济,体现了国家意识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发展。     

民国期间广东救侨机构的设置及其影响

民国期间,受国际局势的影响,大批难侨逃难回国。为了救济难侨,广东地方先后两次设立救侨机构,通过收容、安置、介绍工作等帮助了大批难侨度过难关。救侨机关的设置及其对难侨的救助,充分体现国人对华侨的高度关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侨教救济运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南洋形势日益险恶,大批侨校师生相继返国。为稳定民心,争取侨援,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侨教救济运动,采取各种措施救侨安侨。这一运动增强了海外侨胞对政府的信赖和对祖国的向心力,有利于抗战事业的顺利进行。     

民国期间广东地区两次救侨活动评析

民国期间,受世界经济大危机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影响,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先后两次遭遇劫难,生存艰难,沦为难侨,被迫回国。作为华侨之乡的广东地区也先后两次对回国难侨进行各种形式的救助,使陷入苦难中的华侨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困境,得以生存,对加深与海外华侨的联系、维护当时的社会稳定以及中国的抗战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国政府与海外华侨社会的制度化联系

通过对海外华侨与国民政府联系和国民政府与海外华侨联系的双重互动考察,探寻民国时期政府与海外华侨的联系渠道及其制度化,从而探讨这种联系渠道制度化对中国政治和外交的影响。大量华侨和留学生回国参政是民国时期海外华侨与国民政府直接联系的主要途径,而驻外机构、侨媒、侨报、华侨社团、华侨学校、留学生组织则是政府与海外华侨联系的主要渠道。联系渠道的制度化建立于民国国籍法的属血主义原则之上,是民国国内政治在国外延伸的主要方式,是侨务与外交一体性的主要表现,也对民国外交的制度化及其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这种联系跨越国家的边界,以跨越国家地理边界的种族的想象共同体拓展民国的政治、经济与外交资源,也反映民国时期侨务与外交在联系渠道制度化上的一体性。     

近代美洲华侨利益的捍卫者━━伍廷芳的护侨思想及其实践

伍廷芳在清末曾两度担任驻美公使。保护华侨利益、维护民族尊严是其工作重心。他的护侨实践表明 :他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     

近代美洲华侨利益的捍卫者——伍廷芳的护侨思想及其实践

伍廷芳在清末曾两度担任驻美公使.保护华侨利益、维护民族尊严是其工作重心.他的护侨实践表明他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     

国民政府遣返东南亚华侨筹划研究(1943～1948)

二战后期,国民政府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指导与帮助下,未雨缪绸,精心筹划组织,着手组建战后侨务筹划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外交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社会部等部门通力合作,详细制订遣侨办法与具体方案,为遣侨工作的实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战后国民政府的善后救济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战后善后救济的临时性组织———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并在沦陷区和战争区设置了分署,负责执行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的善后救济工作。国民政府的善后救济工作分救济和善后两大部分,救济工作主要有协助难民返乡、城乡紧急救济、收容流浪儿童和老弱残废,以及以工代赈。善后工作则包括水利、交通、工矿、农渔、卫生等项事务的复员。善后救济工作的开展对于战后灾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及社会的安定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善后救济也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简论郭嵩焘的护侨思想与活动

郭嵩焘出使西欧期间,认识到华侨在通商国防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在海外设立领事馆保护华侨的积极主张,并身体力行,爱侨护侨,其思想与活动有利于打破清政府的海禁政策,是开启侨务近代化的先驱。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难童救济述论——以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为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战事的扩大,中国军民的伤亡也越来越大,导致许多儿童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家庭的关爱,难童救济成为抗战时期难民救济的一项重要内容.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所)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办的官方救济难童的重要机构之一,这里仅以中央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为例,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难童救济活动简要论述.     

华侨谱牒的档案价值

本文在阐明华侨谱牒的档案性质和特点的基础上 ,着重从档案功能的角度阐述了华侨谱牒对侨史研究的历史凭证价值及文化传媒价值 ,提出 ,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要加强华侨华人档案的立法建设 ,更好地开发、利用华侨人文档案信息资源     

华侨高校办学特色探索与实践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不断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华侨华文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本文对暨南大学办学实践和经验进行研究分析,提出华侨高校要突出“侨”字办学特色,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促进华侨华文教育的发展     

抗战胜利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研究

抗战胜利后,为尽快遣返滞留中国大陆和台湾的370万名日本侨俘,国民政府本着国际人道主义之精神,在美国政府的帮助和协调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主动地从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和台澎地区遣返日本侨俘。新中国成立后,绝大部分日本侨俘已经回国,剩余之4万名日本侨民也被陆续送还回国,只有极少数人获得中国国籍。这一体现中国人民不计前嫌、宽宏大量、与人为善的民族品格之历史事件,尚未引起中国学界的足够重视。研究缺乏宏观的综合性研究成果,甚至华南地区的日本侨俘遣返尚未被纳入学界视野。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拓宽研究覆盖面,广泛挖掘遣返日本侨俘之史料,细化遣返日本侨俘的相关内容,推动这一研究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传教士与中国救济理念的近代化

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通过开设学校、报馆、医院,兴办慈善机构,参与赈灾救荒等方式,参与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活动,尤其是他们在中国举办的慈善事业,影响了中国近代慈善救济思想和实践.这些影响表现在:慈善与救济内容的扩大与对象的延伸;从重养轻教到教养并重的救济理念的变化;赈灾中从平均救济到选择性救济的变化.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宏观政策研究

为了在抗战胜利后的困难形势下及时有效地在国内开展善后救济活动,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总",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善后救济的宏观政策,主要包括"寓救济于善后之中"、关于善后活动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国民政府的各级机构应直接进行善后工程的管理、管理善后与救济事业的不同模式、善后救济事业要防止舞弊和高度重视引进外国人才等.这些宏观政策的实行,对救济难民和重建家园有帮助,但也存在着急功近利的问题.     

论近代华侨国籍与中国国籍法

论近代华侨国籍与中国国籍法杜裕根，蒋顺兴华侨国籍问题历史久远，涉及面广，头绪也多。凡具有中国国籍，而侨居在外国领土内的，统称华侨。凡华侨在海外居留国所生的子女，沿用国俗，具有中国固有国籍，仍称为华侨。但近代以来，各国国籍法的指导原则各不相同，或血统主...     

日本和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之比较

本文对日本、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对侨居国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在宋代,日本的博多已形成了华侨社会;而此时在东南亚只有个别港口城市才有华侨出现,到十六七世纪也相继成立了一些华侨社团组织。日本华侨对侨居国的社会文化影响较大;而东南亚华侨则在经济上起的作用更多。战后,华侨及其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华侨更具有“侨”字的含义;而部分东南亚华侨及其社会则已成了华人华侨社会,其经济也成了当地民族经济的组成部分。     

邓小平的侨务思想与中国的对外开放

邓小平的侨务思想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它既紧扣华侨华人的现实和中国需要发展的实际,又体现了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战略眼光.其所富有的新鲜时代内涵就是突出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将侨务方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原则贯穿在我国对外开放的理论与实践中.如"海外关系"是"好东西"的论断极大地推进了对外开放的步伐,"独特机遇论"使对外开放战略更加有的放矢,"华侨爱国论"壮大了对外开放的力量.邓小平根据"侨"情,开辟对外开放的窗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便侨、护侨措施有利于对外开放更好地进行.     

外资引进中的华侨华人作用、问题、变化与对策

华侨华人投资在我国对外开放三十年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外资引进和人才引进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华侨华人在开办企业和生活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与此同时,海外侨情发生了较大变化,华侨华人的分布、知识、结构和影响力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要求我国在引进外资战略中调整过去对待华侨华人的做法.在建立对外联络华侨华人平台、建立华侨华人资料库、弘扬中华文化等方面下功夫;同时在保护侨商合法权益、引导侨企调整产业结构和投资地域等方面做文章,最大限度地发挥华侨华人在我国引进外资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