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的影响

教育影响知识分子思想结构建构、思维模式定型、政治道路选择和文化心理取向。清末教育制度由传统向近代过渡，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转型奠定了基础。所受教育的差异导致知识分子走进不同的群体。一类知识分子接受正规化传统教育与非正规化西学教育，继续走科举致仕道路，依附皇权与官僚体制，遂主张君主立宪；对西学摄取缺乏深度，对传统文化批判缺乏力度。另一类知识分子则接受非正规化传统教育与正规化西学教育，传统经学意识淡漠，科举废后更中断与封建政权问的联系，因此主张反满革命；对西方文化认识深刻，对传统文化批判亦能深入，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教育变革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转型，但变革的不彻底也制约了知识分子完式领导中国杜会全面变革的历史重任。     

旧学与新制:清季经科大学述论

清季癸卯学制颁布,经学以分科的方式被纳入学堂体系。1910年,经科大学正式开办。围绕经科大学规制、条文以及实际运作情形的探讨,不仅有助于了解分科大学在近代的发展状况,丰富对于近代中国教育史及教育制度的研究,而且还可以展现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西学的输入是如何既推动了经科大学的诞生,又如何制约了其发展的可能。     

经学与经学史研究旨趣

厘清经、经学与经学史的联系及分别,是认识经学之于今日中国乃至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所在。而在王朝制度崩溃之后,如何承继道教的真精神和新儒家的旧途径,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辅相成,借鉴韩愈到朱熹构建天竺为体、华夏为用的新儒学的取径做法,延续近代国人融合中外创建新学的努力,构建西学为体、中华为用,能够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的天理人事之学,作为中国长治久安和屹立世界巅峰保障的崭新文化,是研究的要旨和用力的方向。     

吴汝纶生平述略

吴汝纶青少年时代受到规范的儒家传统教育和桐城文派的熏陶,人幕为官后又深受曾国藩、李鸿章的影响,因此他笃信儒家传统政治伦理,又极力探寻西学,了解西方文化,特别是教育制度.主持莲池书院时,积极探寻新的办学形式.吴汝纶赴日探寻学制,对中国近代学制建立,推动教育近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奠定了他作为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家的基础.     

现代学科体系观照下之经学定位

在晚清学制转型中,经学的学科定位与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密切相关。在传统的书院及各级官学中,经学占据重要地位,但在晚清西学东渐之后,经学地位有所下降。尽管张之洞在拟定新学制时予经学以崇高地位,但因其无法适应新式学堂讲授及学科整合的需要,难以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找到对应的位置。在现代学科体系观照下,经学及其所属之庞大的经部典籍如何纳入现代知识体系中,遂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四部分类法之经部被拆散归并于文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现代学科体系中,经学难以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找到生存空间,逐渐趋于消亡。     

中国现代性发展历程中的前五次反经学高潮

在中国 ,传统的人性论始终以从西汉开始的经学为主导 ,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与经学决裂的过程。中国现代性肇始于东汉末期 ,其过程大致经历了六次高潮 ,其中魏晋时期王弼等人对经学的抨击、唐朝佛学对经学的排斥、宋明李贽等人对传统经学的挑战、清初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对经学的非难、近代西学对经学的冲击形成了前五次反经学高潮。它们是中国现代性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环节。     

徘徊于经学与科学之间的20世纪中国学术

经学的偶像崇拜与考据的求实精神之内部矛盾，必然导致传统学术的式微；而由西学的引进所带来的科学精神，又具体表现为进化论与历史唯物论这两大理论模式。由前者向后者的不断发展，显示了传统学术的转型和科学精神的深化。而彻底根除经学余孽，则正是防止学术僵化的必要措施。     

从求实到求真——试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起点

本文阐述了清代学术从初期的经世之“实”向中后期的考据之“实”的演化,揭示其最终在观念、方法、对象上无法突破经学的束缚而产生危机;西学的进入中国使中国学术发生了从求“实”到向客观世界求“真”的转向,从而从根本上开启了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的真正变革。     

我国近代教育先驱吴汝纶

吴汝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知名人物。但世人一般只认为他是“桐城派”古文大家，经学鸿儒．很少有人说他是我国近代教育的一位先驱。打开有关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著作，几乎找不利地的名字。其实，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对清末民初的教育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遗惠及于现代；作为一位历史名人，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面，不是他的文章和经学，而是他对我国近代教育的突出贡献。这样一位人物不应该受到冷落，笔者此文，就是意图通过吴法给本人的著作．追寻他献身近成教育的足迹，评述他对近代教育的贡献。“西学”的启迪吴汝纶字挚甫，又率至父。1840…     

我国第一部现代学制的诞生——民初《壬子癸丑学制》探析

《壬子癸丑学制》是辛亥革命胜利后符合民主共和政体需要的第一部现代学制。在孙中山、蔡元培民主革命及自由平等思想的引导下,对清末《癸卯学制》在历史延续基础上加以彻底改革,反映了工商业经济和资本贸易市场对教育调适及人才素质能力的新要求,对中国现代学制变革及教育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壬子癸丑学制与文学理论学科范式的现代变革

"文学概论"在壬子癸丑学制确立的新知识格局中的首次明确亮相,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现代知识谱系中的合法性位置得到了确立;文学理论与壬子癸丑学制这一学校教育制度的结合,使其在与政治话语言说的共谋中成为一种权力话语形式,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合法性身份得到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可;文学理论在壬子癸丑学制中被规定在各大中学校的普遍开设和专门讲授,标志着文学理论现代学校式运行模式的基本确立。文学理论学科此时尚处于范式变革阶段,还具有某些方面的不成熟性。     

壬子癸丑学制与文学理论学科范式的现代变革

"文学概论"在壬子癸丑学制确立的新知识格局中的首次明确亮相,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现代知识谱系中的合法性位置得到了确立;文学理论与壬子癸丑学制这一学校教育制度的结合,使其在与政治话语言说的共谋中成为一种权力话语形式,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合法性身份得到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可;文学理论在壬子癸丑学制中被规定在各大中学校的普遍开设和专门讲授,标志着文学理论现代学校式运行模式的基本确立.文学理论学科此时尚处于范式变革阶段,还具有某些方面的不成熟性.     

关于清经学史的若干思考

对于清代经学的性质、特点、分期和历史地位，百多年来，学术界异说纷呈。作者认为，清代的经学，总的说来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学，是宋明经学的延伸。这种经学，在内容上无疑存在矛盾的构成，但主导形态则是它的守旧性和腐朽性。“正学”与“邪说”、“心学”与“实学”、“宋学”与“汉学”、“中学”与“西学”、守旧之学与革新之学等等的矛盾和斗争，贯穿于清代经学的始终。     

近代教育观念变革的外因作用机制

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压力和“西学”作为思想资源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是近代教育观念变革最为主要的外因,环境压力的推动和“西学”的牵引是二者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从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到洋务运动,再到维新运动,中国知识分子正视现实,拓展资源,勇于创新,引发了教育观念的一系列变化,为新式教育最终在中国建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和先导。     

重建经学，可能吗？必要吗？

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经学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而经学研究同样越来越受到重视。回到传统中国文明之中,经学既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也是传统政治、生活的价值源头。要全面理解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离不开经学。然而,百余年来,传统学术崩溃,西来学制建立,经学被割裂到文、史、哲等相关学科之中,而从文、史、哲的眼光看到的经学,已经只能得其一隅之偏,而无法窥其全体大用。因此,有必要重新反思经学瓦解的过程,以寻找经学重建的道路。基于此,弘道书院邀请姚中秋、任锋、张龑、陈壁生四位老师举行了一场对话：“重建经学,必要吗,可能吗？”本场对话围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陈壁生的新著《经学的瓦解》进行,就经学重建的必要性、可行路径等方面展开讨论。本刊撷要刊发,以飨读者。     

"进化"视野下的经学阐释——陈柱经学研究

"西学注经"是民国经学的一个特殊现象.<中庸>宣扬育化万物、赞天地化育,进化论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二者于人类生存问题上有共同议题,促成中、西之间的对话契机.陈柱的经学论著,尤其是对<中庸>经义的阐释,涉及到神造论与进化论、物竞与互助、伦理进化与历史进化等相关话题,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经学在西学影响下的变动.在生命起源上,陈柱相信儒家的鬼神好比西方造物主,后来避免与进化论出现抵触,认为鬼神的有无不能一概而论,以便袭用西方力学解释<周易>中宇宙的生成.在生存方式上,陈柱采用"互助"取缔"竞争",挪用<孝经>中的伦理规范印证互助的必然性.在人类进化上,陈柱认为伦理进化是人类进化的必要途径,二者同步并行.陈柱对西学抱着实事求是的包容态度,但在与进化论相关的经学阐释中,他的儒家本位思想没有因此动摇,那就是强调人伦教化和生生之德.     

胡适：现代诗经学的开山人

在诗经学由传统经学向现代诗学的根本变革中,胡适不仅是传统诗经学的挑战者与终结者,而且还是现代诗经学的先驱者和开拓者。鉴于他在批判传统经学的同时,适时提出了整理《诗经》的文化主张,明确指出了研究《诗经》的科学方法,并且切实作出了变革诗学的学术尝试,因此我们应该正视他为＂现代诗经学的开山人＂,充分肯定他在现代学术史上的这种地位和影响。     

李商隐的经学背景考论

李商隐创作的一翼深深植根于经学的土壤之中。其家庭的经学教育传统、青少年时代的经学教育和仕进道路上的经学考试,都显示出他具有良好的经学背景。     

力倡西学育人才坚守古文存"道统"——吴汝纶西学思想与古文观念平论

吴汝纶是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桐城派后期古文大师,其一生最用力处不在政治思想的思考和政治体制的变革上,而在学术、教育思想及其古文的存续与创作上。吴氏一反中体西用的思想模式,力倡西学,强调西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作用;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引西学入学校,改革课堂教学,以此造就救国之才。吴汝纶古文理论及其创作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对桐城文派风格、义法的复归,而在于对古文的执着与坚守;在文道关系上,他主张文道分途,强调文章不宜谈理,追求文字的雅洁;在古文创作方面,吴氏引西学入古文,拓展了古文的内容,为桐城古文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吴氏以古文的辞约指博、清正雅洁来对抗通俗流畅的新文体,坚守着古文这一传统文化中最后一块阵地。     

停废科举之后——张之洞对新学制中旧学教育的筹划

新式学堂普遍存在重西学轻中学的倾向,使得传统旧学的前景堪忧,这不仅阻碍着学堂教育的全面展开,而且成为反对停废科举者的重要理由。清廷中央一面注重可以致用之新学,一面仍坚持“旧学不可弃”。朝野对旧学与新制如何兼容聚讼不已。张之洞在拟定全国学堂章程时力图通过提升旧学的地位和比重,构建一个远胜科举时代的旧学教育愿景,以彻底解决科举与学堂之争。癸卯学制旧学色彩浓厚应在这样的背景中理解。张之洞此举多被时人及后之研究者视为“守旧”,实则起到以退为进的务实效果,清末教育改革由此获得重大推进。不过,旧学虽进入新制且比重较此前有大幅提升,但张之洞仍秉承着其自戊戌以降“以简约方式保存旧学”的思路,坚持学堂教育要以西学为重。考察相关史事,可以管窥当时学堂与科举的复杂勾连,进而全面认识清季的教育制度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