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思维及对中国思维方式的影响

经学自汉代形成至今已有 2 0 0 0年的历史 ,虽然“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对经学进行了冲击、批判 ,并从国家的教育体制上废除了尊孔读经的旧式教育模式 ,使经学在制度上终结。但经学特有的思维方式 ,虽经朝代更替 ,形式变化 ,仍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着广泛影响。孔子开启了儒家经学思维的先河 ;在汉代 ,儒家思想上升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并正式形成经学思维模式 ,此后 ,经学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学派中皆有所表现。因而 ,可以说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泛经学思维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认为,在汉代经学经典化过程中经学出现了神圣化和政治化倾向,这影响了汉代文论的产生和构成。经学的神圣化给两汉文论整体带上了儒家文艺思想的特点,经学的政治化则使封建帝王的权威性得到推崇,合法性得到肯定,对帝王的歌功颂德也成了汉代文论家不可回避甚至持肯定态度的一个论题。汉代经学自身也对汉代文论产生了影响。《诗》《乐》本身就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一部分,汉代经学中部分经书章节对汉代文论也产生影响。总之,汉代文论家和作家对文学的思考极大地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     

经学传统的价值重估

经在四库全书中居于首位,经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也至关重要,经学传统在中华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中作用巨大。在后经学时代,理性考察经的本真蕴涵、经学的精神实质、经学传统的一般表征、重估经学传统的价值功能,对于挖掘经学的公共性资源,弘扬优秀的经学传统,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     

朱熹经学与宋学

朱熹作为经学之宋学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吸取先前经学思想资料的基础上 ,对传统经学加以总结 ,对汉学流弊提出批评 ,并结合时代的发展 ,确立“四书”义理之学 ,对中国经学进行改造和创新 ,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又修正宋学盛行后出现的流弊 ,重训诂辨伪 ,反对脱离经文本义而空谈义理 ,启发了后世的训诂辨伪之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朱熹不仅集宋学之大成 ,而且兼采汉宋 ,把训诂与义理相结合 ,从而发展了宋学和中国经学。     

李商隐的经学背景考论

李商隐创作的一翼深深植根于经学的土壤之中。其家庭的经学教育传统、青少年时代的经学教育和仕进道路上的经学考试,都显示出他具有良好的经学背景。     

论曹魏经学

曹魏是汉末经学衰落后崛起的新变期,不仅产生了《中经》大型经学类书,而且可考的经学著作128种。在学术渊源上,或源于汉末官学,或源于汉末私学,与汉代经学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然而,曹魏经学在继承中凸显新变。由今文转向古文经学,由古文转向玄学经学,是魏晋学风演变的核心。从青州之学形成,到荆州之学衰落,标志着汉末经学的结束;从王肃经学始盛,到何王新学勃兴,标志着曹魏经学的形成与转变。理论形态上,多元并存,以古文经学为主;传承方式上,太学衰落,地方之学、私学发达;发展过程中,互相驳难,因袭与创新并存;学术版图上,边鄙经学发达,中原经学寥落,呈现出由边鄙向中原辐射的发展态势。     

崔适对钱玄同经学思想的影响

崔适是钱玄同的老师,也是对钱玄同经学思想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钱玄同一生受了章太炎、崔适今古两派相反的思想的影响,但他最后跳出家派,超然今古,成为促使经学走向终结的主要代表人物.崔适对钱玄同经学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培植了钱玄同今文经学的情结,扩大了钱玄同对经学的认识范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钱玄同超越今古、埋葬经学思想的形成.     

郭嵩焘经学文献研究述评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更是一位著述丰富的经学大师。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大量研究郭嵩焘经学学术的相关论著,对学界关于郭嵩焘经学文献成就的研究以及研究动向进行归纳与分析,并对学界有关郭氏经学研究之不足进行评述。     

研究民国时期经学的检索困难及应对之道

目前,可用来检索民国时期经学研究数据的工具书不少,但就研究这一时段的经学来说,现有的工具书并不能完全解决检索数据缺乏的困难。主要困难表现在以下几点:(一)缺乏较完备的目录索引;(二)经学专著搜集不易;(三)期刊分散于各图书馆,搜集不易;(四)民国时期的经学家著作有待整理;(五)经学本身不受重视。在现有条件下,加强对经学特别是民国时期经学的研究,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一)在高校中重开经学课程;(二)编辑民国经学丛书;(三)编辑民国学者经学论文集成;(四)编辑民国经学家著作集;(五)申请研究计划;(六)编辑经学家传记数据索引;(七)访问经学家的后代和亲友、学生。     

重建经学，可能吗？必要吗？

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经学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而经学研究同样越来越受到重视。回到传统中国文明之中,经学既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也是传统政治、生活的价值源头。要全面理解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离不开经学。然而,百余年来,传统学术崩溃,西来学制建立,经学被割裂到文、史、哲等相关学科之中,而从文、史、哲的眼光看到的经学,已经只能得其一隅之偏,而无法窥其全体大用。因此,有必要重新反思经学瓦解的过程,以寻找经学重建的道路。基于此,弘道书院邀请姚中秋、任锋、张龑、陈壁生四位老师举行了一场对话：“重建经学,必要吗,可能吗？”本场对话围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陈壁生的新著《经学的瓦解》进行,就经学重建的必要性、可行路径等方面展开讨论。本刊撷要刊发,以飨读者。     

清代科举制义的“经学”书写

清代科举制义的“经学”书写,可以从制义的经学属性溯源、经学书写的多途经学面向、清代经学生态等三方面作综合分析。制义是经学注疏外化的表现形式,经学则是制义最基本的属性。以注疏、考据、公羊学为制义,不仅使制义出现了否定自身的动向,而且反哺经学,两者源流同贯,孳乳相生。制义话语融于经学语境,淡化与消解了“代圣贤立言”的立场,由纯粹的文学性转变为经学创作,改变了以经作传,以传作注,以注作疏的学究式书写,凸显出经学嬗变过程中的自我创新和自我肯定,为传统经学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推动了经学的顺畅传播,是科举取士时代背景下经学研究新的形态,昭示了清代经学之所以鼎盛的另一个重要源头。     

王通与经学更新

作为统治学说的经学,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表现形式,经历了由《五经》传统向《四书》传统的转向。对经典的解释也是各不相同,尽管许多人曾力图统一对经典的认识,但是从来没有实现过。伴随着对经典态度的转变,在经学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若干阶段,在每个阶段中都有各自的特点,王通无疑是开启了一个阶段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独自创立了一种经学传统,这在经学史上是罕见的。     

晚周汉初学术传承中的变与不变——关于“传统经学”、“孔门经学”及“儒学”的分野

战国至汉初是学术史上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但在变动的大潮流下,似乎也隐藏着一些未曾变动或少有变动的学术面相。本文将＂儒学＂与＂经学＂区别而论,既把握到＂变＂的一面,也考虑到＂不变＂的因素,进而提出从春秋到前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经由了＂传统经学＂向＂孔门经学＂的演变,而在＂行政理论＂层面中,则是法术、黄老术以及儒术的交替为用。     

中国现代性发展历程中的前五次反经学高潮

在中国 ,传统的人性论始终以从西汉开始的经学为主导 ,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与经学决裂的过程。中国现代性肇始于东汉末期 ,其过程大致经历了六次高潮 ,其中魏晋时期王弼等人对经学的抨击、唐朝佛学对经学的排斥、宋明李贽等人对传统经学的挑战、清初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对经学的非难、近代西学对经学的冲击形成了前五次反经学高潮。它们是中国现代性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环节。     

经学研究正误

在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对立逐渐淡化的今天,经学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正面意义得以去蔽。在关键问题上,学术界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尤其是在经与儒学的关系上,没有认识到不是经而只是传才可为儒家所专;在经学的主题上,没有认识到是使人成为文明人基础上的王道理想与成人理想的统一;以往的经学研究往往注目于历史、训诂等方面,而对经学的哲学意义重视不足。这些模糊认识的清理,对经学与现代化的研究确实有着重要的意义。     

科举时文与经学话语：江永《乡党文择雅》新解

江永编撰的《乡党文择雅》正补二编,收录了350余篇清代康乾时期科举从业者的应试之文,从经学的角度,解读了孔子与儒家对礼仪的现实关怀与传递礼仪实践的经学场景,呈现出考据精深、羽翼注疏、考辨纠谬等经学话语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代圣贤立言的科举立场,圆润了传统的经学注释,将《论语》从《四书》中剥离出来,重新置于传统经学系统中,提供了一个非主流的经学文本题材,不仅是一种科举之体的象征,而且已成为一种探索经学之原的经学话语,既推动了清代经学的顺畅传播与拓展新的经学视域,又延续了科举时文的学术生命。     

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汉代是经学繁盛时期 ,又是封建正统史学形成时期。经学与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经学发达给汉代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影响了汉代史家的知识结构 ,决定了汉代的史学思想 ,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促进了史著体例的创新。经学对汉代史家的治史目的与治史方法也有着深刻影响。考察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可从中体察汉代史学的发展特点 ,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汉学师承记》的著述风格和反响

清代学者江藩在嘉庆年间著成《汉学师承记》,正式宣布“汉学”为清代学术的主流。总结、记载自清初至乾嘉时期儒林家法之传授,经学著述之渊源,是江藩撰著此书的主要目的。本书的内容、观点、格局,为此后研究清代考证学奠定了基础。当日正统派学者以“朴学”相矜尚,文风贵朴实无华,江藩却能出类拔俗,在著作中倾注自己的感情,凸显学术个性。此书撰成后,曾引出龚自珍的一番评论和宋学营垒人物方东树的激烈诘难。     

论杨慎经学诠释的特点

在明代经学诠释理学、心学化的学术氛围下,杨慎倡导汉学,强调考据训诂,以实证的研究排斥理学的思辨,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他对于经学的诠释,改变了宋明儒者不明训诂、空论义理的学风,开创了明末清初新的经学研究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