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刑事诉讼中的陪审团审判

陪审团审判是普通法系国家对案件事实进行裁决的一种司法方式,同时也是扩展公民权利的一种政治形式。在梳理历史、分析现实的基础上,勾勒出一幅关于爱尔兰刑事陪审团发展历程的图景,并从制度功能的角度指出,爱尔兰的刑事陪审团在总体上已无法满足由其国情所决定的司法和政治需要。而一个制度要想获得健康发展并产生实效,就必须契合于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状况,否则就会成为仅仅停留在"纸面规则"中的"制度"。     

我国死刑案件陪审团制度的构建

死刑作为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处罚,它的正确适用关系到人的生命权以及司法的民主.从司法的民主化、被告人权利的保障、裁判的准确适用、裁判公信力的提高可得出我国死刑案件实行陪审团审判的必要性;从陪审团审判的成本承担、文化土壤、制度环境来看,我国死刑案件实行陪审团审判具有可行性;我国死刑案件陪审团审判制度可从陪审员的资格与遵选、陪审团评议和表决、陪审团审结案件的上诉程序等方面进行构建.     

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之间的平衡--加拿大刑事陪审制度特点初探

加拿大的陪审制度属于英美陪审团制,但它在价值趋向上追求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之间的平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相应的制度,如对新闻自由实行限制,防止新闻宣传造成陪审团的偏见、对审前偏见提供救济以及对审判过程的其它环节中陪审团的权限加以限制等.加拿大的经验对于我们改革和完善人民陪审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美国陪审团废法的正当性考察

陪审团废法制度的历史是人民争取自由的历史.陪审团废法起源于英国人民反抗王室利用法院迫害批判者,在殖民地时期用于反对殖民者的暴政,在美国建国后它成为了民权运动的守护神.陪审团废法被滥用导致法官限制陪审团废法,法官限制陪审团废法侵犯了被告人事有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也侵犯了陪审团废法倡导者的言论自由.陪审团废法是陪审制内在机制的产物,具有正当性.虽遭质疑和批判,陪审团废法在陪审制国家始终具有存在的正当性.     

略论美国陪审团审判的民主意义——兼谈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实命运

陪审团就是被召集起来,在审理证据的基础上,通过对有争议的事实问题做出裁定来协助法庭审理的一群非法律专业人员。陪审团审判分为大、小陪审团制。简单地说,小陪审团的职能是在特定案件中确定事实和运用法律。大陪审团则是某种更大的公民群体,其职责是决定检方有无足够的证据对某个人提起正式的刑事指控,即可否制作大陪审团起诉书;或者,在某些案件里,决定应否签发大陪审团起诉书,即使检察官不情愿提起指控。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团审判起源于英国,但它的充分发展却并非在英国。当今世界公认的陪审团审判运作比较成功的国家是美国。在那里,陪审…     

略论美国陪审团审判的民主意义——兼谈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实命运

陪审团就是被召集起来，在审理证据的基础上，通过对有争议的事实问题做出裁定来协助法庭审理的一群非法律专业人员。陪审团审判分为大、小陪审团制。简单地说，小陪审团的职能是在特定案件中确定事实和运用法律。大陪审团则是某种更大的公民群体，其职责是决     

美国陪审团制度及其功能

陪审团制度在美受到尊重,是因为陪审团具有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和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司法功能以及促进立法的造法功能、推进法制教育的教育功能.陪审团制度具备浓厚的社会、文化和法律基础,主要的是陪审团制度的价值意蕴即陪审团(小陪审团)制度本身的功能有现实的社会意义.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也有借鉴意义.     

古罗马刑事法庭程序略考——兼论对我国控辩式庭审方式完善的启示

古罗马刑事法庭程序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实行陪审团审判.虽然古罗马的陪审团审判与现代英美法的陪审团审判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根本性的差别就在于:古罗马刑事法庭程序中的陪审团审判并没严格、细致的证据规则和程序规则的限制.因此雄辩术成为控辩双方制胜的法宝.吸取古罗马刑事法庭程序的经验,我国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完善,要注意证据规制体系的完善,也要注意避免法庭辩论活动影响证据调查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普通民众参与刑事审判制度比较浅说

普通民众参与刑事审判是刑事司法民主的重要制度之一 ,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治安法官制度 ;二是陪审团制度 ;三是参审制。治安法官制度较少见 ;陪审制经历了一个从兴起到如今逐渐衰落的发展过程 ;参审制是大陆法系国家对陪审团制改造的结果。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实际上就是参审制。人民陪审制目前在我国受到冷遇 ,急需改革 ,西方国家参审制与陪审制的成功经验无疑可资借鉴。     

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本文针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废之争,对当前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就审判委员会性质及功能进行界定,深刻反思了在新形势下审判委员会制度功能定位和工作机制存在的诸多弊端,对审判委员会职能重新定位和制度重构提出了建议,以期对当前开展的审委会制度改革有所裨益。     

澳大利亚刑事陪审审判公正的保障机制

澳大利亚的陪审制度来源于英国,在英美法系中更多地保留了英国普通法的传统,体现了审判公正优先的价值。为保障陪审审判公正,澳大利亚陪审法在陪审员的代表性、当事人的异议权利、陪审审判期间对媒体宣传的限制、陪审员个人行为的限制和规范以及法官的司法指导职能和陪审团裁决的上诉等方面,发展并形成了一套符合实际的有效机制。     

论英国陪审团的功能转变

陪审团制度是英美法系国家中最具特色的法律制度之一。英国的陪审团制度已经经历了近一千年的沧桑,在这个长时段的发展中,陪审团的功能实现了彻底的大转变,从早期熟悉案情的邻里证人,转变成了后来完全不了解案情的事实法官。这一耐人寻味的转变历经7个世纪,可以分为初步转变、过渡时期和最终完成三个阶段,推动这一转变的主要因素是控制陪审团方式的演变和自然正义思想的影响。     

略论美国陪审团审判的民主意义--兼谈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实命运

陪审团就是被召集起来,在审理证据的基础上,通过对有争议的事实问题做出裁定来协助法庭审理的一群非法律专业人员.陪审团审判分为大、小陪审团制.简单地说,小陪审团的职能是在特定案件中确定事实和运用法律.大陪审团则是某种更大的公民群体,其职责是决定检方有无足够的证据对某个人提起正式的刑事指控,即可否制作大陪审团起诉书;或者,在某些案件里,决定应否签发大陪审团起诉书,即使检察官不情愿提起指控.     

我国人民陪审制度评析及其重塑方案

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是近年来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科学评价其蕴涵的政治民主、司法民主以及司法公正的价值 ,分析它在立法和司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革新人民陪审制度 ,理性地选择应当是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 ,参照欧美陪审团制度并依据一定方案进行结构重塑 ,使之焕发固有生机     

比较政治研究的取向和方法

政治科学在中国重新恢复以后，比较政治的研究经历了以旧制度主义为主、以引进行为主义为主和努力实行主体性等三个阶段。要进行科学的比较政治研究，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选择适当的比较变量，确定合理的比较原则。在进行科学的比较政治研究时，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在运用生态分析、结构功能分析的同时，还需要重视政治机构和制度结构的作用。     

审前报道对美国刑事审判的影响

在美国,公开刑事审判是强制性的。刑事被告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而媒体和新闻有自由发表他们言论的权利。美国宪法中两个条款之间的冲突:保证刑事被告人能够获得不偏不倚的陪审团的公正审判,保证自由言论。我们对立法和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一冲突如何平衡的规定进行了评论,并提出对提高美国刑事审判公正性的建议。     

评陪审团制度对社会和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

陪审团制度是英美法系的司法经典代表作 ,由陪审团进行事实审理使公民参与司法过程 ,给刑事程序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 :定罪与刑罚程序分立、庭审集中主义的盛行、证据规则的发展及庭前程序的发达。而陪审团更为重要的作用是促进司法民主化和司法世俗化 ,从而树立法律真正的威信。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实考量及制度走向——基于域外陪审制度模式的比较研究

以陪审团模式和参审模式为典型代表的域外陪审制度,在陪审员选任条件、权力行使程序、裁判案件范围等制度设计上,凸显了社会公众对司法民主、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的价值需求。而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政治性有余而司法性不足,其在设计理念、功能选择、制度安排方面行政化色彩浓烈,这与民主、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相去甚远。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域外陪审制度中的合理性因素,摒弃全能主义的国家管控模式,弱化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政治色彩,修正制约其司法功能有效发挥的诉讼机制,满足社会转型期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的分歧与融合

新制度主义是在对行为主义理论方法加以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将制度引入政治学研究的。新制度主义中的诸流派在制度内涵、研究层面、研究角度和对本体论的认识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其中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主要流派从不同研究维度入手,揭示人类行为及其与制度间的互动关系,在对政治现象的解释上各有特色。这三个流派在发展中既有所不同,又显现出融合的趋势,使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拓宽,从而推动了政治研究的发展。     

民众参与司法的审视：陪审团制度价值功能解读

近年来,中国立法和公共决策过程中民众参与听证会、法律草案评论等情形使得民众参与日益具有促进立法和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功能。作为民主的产物,陪审团审判具有非职业性、社区代表性、公正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它具有4方面的价值功能：有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实现实体公正;作为一道屏障,介于被告人与国家权力之间,保护被告人权益免受侵害;提高公民素质、塑造国民性格、培养法治观念;提升审判公信力。陪审团审判制度为民众分享政府职能提供了有价值的机会,给刑事司法注入了大众价值观,增加了实现正义和防止政府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强化了刑事司法裁判的权威性,是政府运作中民众参与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