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倭人”考释——以“畅”“雉”“宛”及“五服”为线索

《论衡》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学术巨著,也是记载"倭人"的最早古籍之一。《论衡》中"倭人献鬯"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与日本交往的一段事迹。但是这段事迹真实与否,一直饱受争议。通过进一步研究,尤其是通过对《论衡》的固有名词如"鬯草""白雉""越裳""宛"等的比对论证,可知,王充所谓的"倭人"其实是"东夷"的一种代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倭国"和"日本国"。     

《汉书》、《后汉书》倭人记事考释

我国正史最早记载倭人事迹的是《汉书》和《后汉书》。两书的倭人记事不足百字(与《魏志》重复者不计在内),但提供了公元前后、尤其是公元一二世纪倭人社会和历史的重要信息。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发表无数论著,对两书的倭人记事,从史料鉴定、文字订正、字义诠释、内容分析、考古佐证、文献比较等,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然而仍有未尽之处,并且迄今尚无定论。我国则仅在有关通史著作中泛泛而论,鲜见精详的考证与探究。本文斗胆将在学习前人成果中的一得之见公诸于众,一则就正于大家,二则弥补我国日本史研究中的空白。     

论所谓“倭面土国”之存在与否

范晔《后汉书》记汉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遣使奉献，而日本太宰府天满宫所藏张楚金《翰苑》抄本和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北宋版杜佑《通典》则分别记师（帅）升等为“倭面上国王”或“倭面土国王”。本文考证“倭面土国”为“倭面上国”之误，而“倭面上国”则指“倭面之上国”；“上国”即“上邦”，意为大国。但是，“倭面”（指倭人）一词是出于对《汉书·地理志》如淳注的误解。因此，所谓“倭面上国”或“倭面土国”在历史上都是不存在的。汉安帝永初元年遣使奉献的是“倭国王”，不是“倭面上国王”或“倭面土国王”。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中礼类文献目录之比较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目,对后代的书籍分类和学术流别的考察具有深远的影响。《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四部分类目录,是继《汉书·艺文志》以后的第二部重要的古代综合性图书分类史志目录,它对我国古代目录学影响深远,对古籍考证、辨伪意义重大。本文从礼类文献目录这一角度,对《汉志》与《隋志》试作一个比较,从中看出二者的变化,以及历代统治者对礼教的重视。     

《山海经》的性质与成书

《山海经》是一部先有图册,后有文字的著作。商周时代的职方氏是《山海经图册》最早的绘制者,训方氏则是《山海经》释图性文字的最早著作者。从最初的来源、作用乃至具体的文字结构上看,《山海经》应该是一部由宫廷传播开来的具有地理性质的释图类著作。《山海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成书过程,它大致属于先秦古籍。《山海经》所载大多为先秦时期人们所熟知的历史掌故或对天下地理的普遍认识,其中多有对于出铁之山的记载,同时充斥着大量的神仙方术、长生不死等思想,因此,《山海经》既非成书于夏代,也非秦汉以后的著作,其大致当是产生于商周至于春秋、战国时代。     

《山海经》祭祀动词“祠”“瘗”“婴”考略

《山海经》被称为"上古三大奇书"之一,其中记载的祭祀礼制内部一致性很高,大多确凿可靠,对于研究古代的山神祭祀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多不被人所重视。文章对《山海经·山经》中的"祠""瘗"和"婴"等三个祭祀动词,参以上古传世文献和出土甲骨文等材料加以考释和探讨。     

《山海经》"贯胸国"民俗信息解读

《山海经》本是研究上古社会的一部信史。若以神话释之 ,愈见其怪诞不经 ,自然难窥其本来面目。贯胸国就是该书记载的古方国之一 ,至今令人费解难读。而从民俗学的角度加以剖析 ,是重新了解和认识上古社会先民生活的有益尝试。     

《初学记》引《论衡》考略

《初学记》是唐代开元年间唐玄宗命徐坚、张说等人编撰的一部较为精审的类书,从《初学记》所引《论衡》篇目和文句入手,发现《初学记》中既有明言引自《论衡》,而不见于现存《论衡》者;也有抄录《论衡》段落或者文句而又有所省简者;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异文。通过对《初学记》所引《论衡》进行考略,既校勘考证了《论衡》,又从中搜集了《论衡》的佚文。     

《山海经》中“昆仑”地理位置新探

笔者在传统注解《山海经》的基础上,综合传统各派的主要观点,通过研究和分析《西山经》和"泑泽"的地理方位,以及《山海经》中"里"和"仞"等长度单位的换算问题后,全面探讨了《山海经》中总共多达20处所记载的昆仑的地理形势,从而对《山海经》中昆仑的地理位置进行了全新的探讨,并得出结论认为《山海经》中的"昆仑"是指今贺兰山。     

邪马臺地望考

一就日本史的原始材料来说,《魏志·倭人传》无疑是非常可宝贵的。但是从广泛的中国文献来说,它只是许许多多文献当中的一种。《魏志·倭人传》之外,《山海经》、《史记》、《汉书》、《宋书》、《梁书》、《隋书》………这些材料同属于第一手材料,《山海经》是战国的记录,《史记》是西汉的记录,《汉书》是东汉初年的记录………都有其重要性,不宜有所轩轾。《史记·封禅书》云:“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     

《山海经》和中华文化圈

该文依《禹贡》和《汉书》等古籍所载,运用现代考古学和民俗学等方法研究了我国上古时期的科学巨著《山海经》和中华文化圈的关系。认为《五藏山经》和《禹贡》所载的华夏文化圈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后来的大中华文化圈其地域东达库叶岛、日本和南太平洋诸岛;西至中亚和西亚;北至西伯利亚乃至极圈;南至中南半岛。这一广大地域正是中华民族后来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主要地域。《山海经》早在2000多年前已为这一活动地域奠定了认识和实践基础。     

《山海经》的原生态小说特征分析

《四库全书总目》首次将《山海经》列入子部小说家类,冠于异闻之首,并称之为"小说之最古者"。其分类的原因仅是道里山川难以考据,依据不足。《山海经》文本形式上篇幅短小;内容蕴含"大道";内容记载具有真实性,神话传说在传播过程中未"变形",符合中国古代小说真实性评判标准。这三方面从小说特征上补充了《山海经》列入小说家类的立论依据。     

《倭名类聚抄》与中国典籍

源顺所作的《倭名类聚抄》作为日本以“倭名”命名的最早的类书，借用了多种中国 古籍，在日本流传甚广，目前有十卷和二十卷两种传本。何为源顺原作，迄今难以定论，所引中 国典籍是否出，原文，也存在种种疑点。从两种传本征引中国古籍的情况的比较分析入手，可 以为研究这部类书提供一些解决疑难的可能性。     

《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新证

利用出土材料校读传世古籍有重要意义。基于封泥、玺印、铜器等出土材料来校读《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下"部分条目,一方面验证了传世古籍记载的可信,另一方面纠正了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     

“百合”植物名称及原植物考证

通过分析中国古今文献记载,对"百合"植物的中文名称及对应的原植物进行了研究考证。结果显示:"百合"作为植物名称,异名颇多,在现存文献中多达三十余个异名。现代使用的百合科的"百合"名称是根据《尔雅翼》记述的百合鳞茎形态得名,及《本草纲目》记述的该植物可治疗一种名为"百合"的疾病而来。在中国古籍文献中,百合所指的原植物也有多种,除对应百合科百合属的卷丹、百合和细叶百合等种类外,还有古籍记载的木兰科或豆科植物。可见,"百合"在中文古籍中的名称和原植物均较多,而且复杂,在现代百合研究中应注意区分。     

《汉书》颜师古注引《道德经》考校

《汉书》颜师古注是《汉书》流传至今最好、最完备的注本,不仅汇集了唐以前二十三家《汉书》旧注,而且征引了150余部文献古籍,是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颜师古注《汉书》征引《道德经》13条文例,以此为研究对象,通过比勘发现,颜氏所引《道德经》与今传世本《道德经》及帛书本《老子》虽然个别文辞稍有差异,但内容相合,三个版本的《道德经》内容上具有一致性;从征引的表征上看,老子《道德经》在唐代初年的体例是分《德经》、《道经》两篇的,与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本体例相同。     

“屈原赋二十五篇”考述

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但未列出具体篇名。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有限,而且屈原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有着极为复杂的情况,所以二十五篇之篇目迄今尚未论定。有几个争议较多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篇目的确定:《九歌》的篇数问题;《远游》的作者问题;《大招》和《招魂》的作者问题。在综合文献考证和前辈学者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对"屈原赋二十五篇"篇目做了初步考订。     

“巴蛇”探源

用《说文》释＂巴＂,无论将其释为＂虫＂还是释为＂它＂,指的都是一种毒蛇。根据《山海经》、《本草纲目》等古籍记载考证,笔者认为＂巴＂的本义指＂五步蛇＂。这种蛇起初被巴氏务相及其先祖奉为氏族图腾,后来随着巴人迁徙,与其他民族交流融合,＂巴＂逐渐演变为地名、族称和国名。     

《山海经》新探

《山海经》是一部有关古文、古地理的书.号称难读。其中凿齿民、黑齿国、雕题国、长手国、长股国都是少数民族的特殊风俗和生活习惯,三苗国、小人国、女子国都是确有其国,确有英人。本文试图从民俗学、民族学、人种学的观点对这一部古籍作新的探讨。     

徐福东渡五大问题新论——以《史记》与《山海经》为线索

以《史记》和《山海经》这两部文献为中心,突破徐福东渡问题研究的诸多先入为主地观念,可得如下结论:1.徐福具有多重身份;2.徐福至少三次入海为嬴政和胡亥求不死之药;3.徐福寻蓬莱山所用的参考书也许是《山海经》中的《海内四经》;4.徐福抵达的"平原广泽"可能是朝鲜半岛东南部或者我国长江中下游,而非日本;5."徐福村"应该在韩国或者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而非江苏赣榆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