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辨骚篇》“四异”辨析

《文心雕龙·辨骚篇》历来是“龙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该篇把楚辞与经书比较，认为有四同与四异。学术界一致认为四同应是褒义，而四异则有褒、贬二说，至今仍针锋相对。笔者认为，从四异本身、该篇篇旨和该书的理论体系去辨析，应为褒义。     

四大耶?五行耶?四行耶?——杨廷筠辨儒释耶元素论

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教士利玛窦在基督教神学框架内,用西方哲学元素论改造中国传统儒佛元素论,以"四行"代"五行"、"四大".明末中国天主教徒杨廷筠沿袭其传教士老师的思路,也基于基督教创造论对儒家和佛教的元素说进行了辨析.认为,儒家宇宙构成论体系中的阴阳五行观念,与基督教创造论体系中的四行观念,异中有同:异在元行的种类和数目不同,同在其共为万物的质料.而佛教四大元素说,则是基督教四行说的改头换面.但是,他也表现出不同于其传教士老师的倾向,即仍在传统哲学意义上解说气在万物生成中的本原作用,并吸收佛教假合说的内容以论证基督教观念.杨廷筠的辨析,表现出他调和两种文化传统的努力.     

求新须先求真——就《辨骚》“博徒”“四异”新解问题与李金坤先生商榷

李金坤先生在《文学遗产》发表《〈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认为《辨骚篇》中的“博徒”与“四异”,是刘勰由衷钦敬的褒美之词。观点虽新却失真,故不能成立。因“博徒”乃古代常用词语,古籍中均用为贬词,未见有用作褒词者;李先生引《知音篇》中的“博徒”来证明《辨骚篇》之“博徒”为褒词,属断章取义的曲解。刘勰在对《楚辞》的总体定位以及对《楚辞》作品的具体评价方面都存在深刻的矛盾,这是不可回避的。     

才性同异离合与夏侯玄选举"分叙"之议"

魏晋才性同异离合之论是玄学清谈的重要命题,其论的具体政治背景,与汉末以来士之性行与才能是否为一,以及魏创九品中正制以来对人才的乡里评议与台阁授官能否分离这两大问题密切相关.正始中夏侯玄从政治操作层面,维护台阁铨衡用人之权,分别"上之分"与"下之叙",主张任用考察士人时应对才能与德行"明其分叙".两者前为"事理",后为"人心".在才性关系上既主才性离,又承认才性同,视才性的同异离合为相反而相成.体现了正始玄学家糅合儒道,打通天人的哲学努力,是正始玄学"名教出于自然"思想在才性论上的体现.     

异中见同、同异互动、求同存异——Fillmore & Kay的构块语法理论研究的哲学思考

本文从认识论的角度研讨Fillmore & Kay的构块语法理论,尝试提出语言学研究的"同异律"--异中见同、同异互动、求同存异.我们认为,同异律是人们的认识规律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反映.对一种语言现象的研究,应当在观察其特殊性的基础上归纳其内在的普遍特征,然后用普通的语法规则对这种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文心雕龙》论才思与风格的关系

才思与文章写作的关系,在刘勰以前就有人谈论了。晋葛洪说:“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虽并属文,参差万品。”(《抱朴子·辞义》篇)这是说由于才思的不同,造成文章写作的个别差异。可是才的“清浊”究竟指的什么,还是很难弄清楚的。而且从魏晋以来,文人对于才性的同异,有不同的看法。《世说新语·文学篇》称:“(钟)会撰‘四本论’。”刘孝标注引《魏志》日:“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下面解释说:“‘四本’者,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傅嘏论同,李丰论异,王广论离,钟论合。”     

论蔡邕叙"汉乐四品"之第四品应为相和清商乐

蔡邕《乐意》称"汉乐四品",而文中有"一曰"、"二曰"、"三曰",而无"四曰"。自《宋书.乐志》始,俱以"三曰黄门鼓吹"一段中的"其短箫铙歌,军乐也"为第四品。历代史志及论乐者皆承之。本文认为"短箫铙歌"属黄门鼓吹。"汉乐四品"中叙第四品的文字已经散佚。本文论证相和乐在汉代已成一部,汉代有专掌相和清商的俗乐机构,又据蔡氏佚文中提到"清商乐",并结合晋四部乐与汉四品乐次序一致并有清商乐这一旁证,认为蔡氏所叙汉乐四品的第四品即相和清商乐。     

苏辙、朱熹《诗集传·关雎》观点比较研究

苏辙,朱熹同名著作《诗集传·关雎篇》观点有何异同?本文试从对君子与淑女的理解上探讨其同;从对"兴"的理解,对"采荇"的理解及解诗的思想上探讨其异。在《关雎》的主旨上,二人都认为是文王寻后妃。但是,由于朱熹以"理"解诗,苏辙以"人情"解诗,所以朱熹注重心性修养,学诗目的为"养心",苏辙注重"情性"修养,解诗的目的是"解情"。     

《管子》四篇承续的《老子》虚静思想

虚静思想是《老子》中需要凝练的概念,它是《老子》思想中较有特色的内容.《老子》之道的本体状态、观物的态度和思维方式、统治术的指导思想,都与虚静思想直接相关.《老子》的虚静思想在《管子》四篇中得到继承和发展,表现为在政治学方面的运用.首先表现在因应学,它以形名学为起点,总结出一套依"法"自治的无为而治,具有时变的特质.其次表现在统治术,四篇借助身心关系等比喻,继承《老子》无私无欲观点,并对虚静思想进行操作化阐释.再次,表现在为与不为问题的遗留,《老子》的无为而治经过因应和时变的发展,成为《管子》四篇中系统可行的无为而无不为,但同时也加深了"为"与"不为"的矛盾.最后,《管子》四篇剖析了人欲和私心对政治统治的危害,挖掘出《老子》虚静思想的根源,试图建立起一套去私人化的社会管理系统.《管子》四篇丰富了《老子》虚静思想的内涵,并运用到政治学上,促进虚静思想在战国时期新社会背景下的发展.     

刘安治国三要素:天、人与“器物”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十分重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无为"进行了界定,明确区分了"无为"与"有为",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学说。刘康德认为,《淮南子》的治国理论强调天、人、器物三要素的作用,只有做到顺应自然、因循法度、发扬人的优良品性,才能治理好国家。金春峰认为,《淮南子.主术训》吸收了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发挥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继承。陈广忠认为,《淮南子》阐述了纳"异"而国治、谀"同"而败亡的道理,提出了"同"、"异"互补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