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哲学与现代情怀的诗意整合——论传统哲学对张晓风散文的影响

张晓风散文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中华传统哲学的滋养.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儒道精神及释教与老庄相结合的中国禅宗文化底蕴自始至终渗透于张晓风的作品中,她的散文既体现一种浓厚的故园意识与理想的人格追求;又体现老庄思想中的虚无恬淡与养气守神、逍遥自在的审美精神与人生情怀;同时,又兼有释家以宗教精神为主的人对自然的爱好,追求禅定式的艺术思维和参禅领悟的意境,达到了中国禅宗人与宇宙冥合的智慧.     

《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理论特色

创立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土后,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中国佛教有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入世化、人生化成为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这在禅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禅宗的根本经典《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本怀,又结合中国传统固有的思想文化,在满足中土社会大众需要的过程中,发扬光大了入世救度众生的大乘佛教精神,其所提倡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特殊体现。《坛经》的心性本体论同时也是人性论,其透过心性论所表达的对无相、无念、无住的人的清净本性亦即人生实践主体的肯定,为人生展现了全新的生命意义。《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奠基了中国禅宗人间佛教的基本特色,也为近现代以来的人间佛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     

新都市小说的身体叙事浅探

1990年代以来,在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新都市小说的身体叙事表现出反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倾向。新都市小说的身体叙事具有四个悖论性的特征:(一)主体化与客体化;(二)资本化与审美化;(三)意志化与肉欲化;(四)批判性与媚俗化。     

现象学美学构成识度下的“禅”

禅宗美学的基本美学精神突出地体现在构成识度上。“禅”的内涵就涉及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禅为缘发构成境域。禅境,不是现成的,而是构成的,是一种随缘任运、自然适意、一切皆真、宁静淡远而又生机勃勃的自由构成境域,一种更高的人生境域;二是“心”（禅）既是本源境域,又是更高人生境域与审美境域。禅宗视禅为众生的“本来面目”（生命本色）,而且总是借助艺术的观点来美化人生,力图塑造完美的心灵,把肯定人生、把握人生、塑造一种理想人格,以构成更高人生境域与审美境域作为自己的终极境域,把构建健全的人生（力图在禅境中完成真善美相统一的人格）、光明的人生（自由任运的理想人格）作为自己的最高宗旨。     

论审美霸权——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种反思

消费社会与现代传媒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产生的社会背景。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场全面的审美化运动,它审美地建构了整个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审美化解构自身的倾向造成了审美的时尚化,而审美时尚则使得审美成为抽象的存在,进而导致了审美霸权的产生。审美霸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感性霸权,二是意识形态霸权,三是工具理性霸权。日常生活审美化及其审美霸权具有消极的后果,它造成了审美的泛化、审美的异化及生态的灾难,需对其进行反思。     

遗世独立 以智启信——论中国禅宗反对宗教世俗化的思想史意义

禅宗是最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的产生也使中国的宗教发展出现重要分化,即在"教下"之外,另立所谓"教下别传"的"宗门",形成"宗"与"教"的分化.中国禅宗的"宗旨"集中体现为"遗世独立"和"以智启信"两点,其目的在于反对宗教世俗化.禅宗的这一思想在总体上造就了中国宗教的独特精神风貌,对于我们今天加深对宗教的认识仍有一定启示意义.     

中国绘画中的书写意识

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想家德里达认为西方文化中存在着"语音中心主义"的传统。以他的理论为镜子,可以反观出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一些特点。和"语音中心主义"相比,中国文化表现出"书写中心主义"的倾向,它对中国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如勾线中对书法用笔的追求,中国古代画论中术语的使用,丹青到水墨的变化过程,诗书画印传统的形成等等。这些使得中国画表现出强烈的"书写意识",体现出中国画的独特审美追求。     

爱人生而不留恋人生——论废名小说的审美情怀

“爱人生而不留恋人生”是废名小说一个始终贯穿的命题 ,这一命题蕴含着废名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对宇宙人生的参悟 ;爱人生是他文本中体现出的母性化的乡土情结 ,不留恋人生则是他而对现实的苦难产生的厌世意识;但正如废名用审美情怀对待乡土一样 ,他也用审美态度对待死亡,因而 ,“爱人生而不留恋人生”这一矛盾命题在废名身上就表现为禅宗式的对人生的审美超越。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肺病隐喻与性别象征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肺病隐喻和性别象征是相互关联的典型意向,既有疾病隐喻的性别化倾向,又有性别象征的疾病叙事,在性别政治的视野下表现出不同的叙事模式。肺病隐喻既有道德化和社会化倾向,又有审美化、意象化取向。男性的性别政治叙事主要关注男性肺病身份的道德内涵和社会化倾向,女性肺病身份则主要体现为审美化取向,凸显其符码化和想象性特征。女性叙事呈现出层次性,萧红、丁玲等人的女性叙事描写肺病,关注爱情,心系女性;张爱玲等人的女性叙事割断了肺病与女性身体之间的审美想轧以丑怪身体呈现了女性在性别政治中的真实处境。     

论道教美学思想的发展与嬗变

本文将道教美学思想发展与嬗变的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加上其以先秦道家美学思想为核心的美学思想渊源,勾勒出了道教美学思想的历史线索,展现了道教强调生命之美、强调此岸生活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的特点;道教美学理想人格是独特的由人而仙、即身成仙的神仙境界;道教美学具有强烈的伦理化色彩和中国人以善为美的人性追求。道教美学思想史及道教审美文化史,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史和审美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给予重视、发掘和实事求是的文化史定位与评价。这不但对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认清当代邪教的反传统、反社会、反人类的丑恶本质,也有积极的作用。     

从克孜尔207窟壁画谈佛教对拜火教的融摄

本文以克孜尔207窟中的壁画为个案,论证了拜火教因素在佛教壁画中的表现,认为佛教在其自身发展中,融摄并发展了拜火教的一些理论与仪轨。     

宋前儒佛道三教关系述论

佛教自传入中国,就在与儒、道不断的冲突、论争与交流中发生并实现着三教的融会。佛教初传时期的经籍翻译中就融会、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和宗教观念,特别是其中的儒化、道化倾向非常明显。两晋时期的玄佛合流,实际上已初具三教融会的意义。南北朝时期,三教融会的趋势又有所发展。当时的很多名士、佛徒和道士,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观点。但该时期三教之间特别是佛、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日趋激烈。隋唐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钳制与制衡,一方面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同时又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形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三教真正的融会、合一是在宋元明时期完成的。     

东北沧陷时期的日本宗教

日本宗教是从日俄战争开始在中国东北地区传播的，此后近５０年间，日本宗教在中国东北地区协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上军事上的侵略扩张，极力配合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殖民地的“皇民化政策”，开展“海外开教”活动，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随着日本军事侵略而传来的日本宗教有神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类派别，由于带有明确的侵略目的，强迫中国民众改变传统观念信仰，使中国人民的宗教感情受到极大的伤害，因而，无法真正融合于中国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日本战败，日本宗教也在东北地区荡然无存。了解东北沦陷时期的日本宗教，探讨当时的社会网络和鲜为人知的历史轨迹，以及日伪政权的宗教政策与宗教行为，有助于我国对东北殖民地文化的这段历史的了解，并且能够进一步揭示日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警示后人。     

近代来华法国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中他界书写的译介——以戴遂良、禄是遒等为例

近代来华法国耶稣会士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对中国文学中的他界书写也有所涉及。其原因包括出于传教目的而了解中国文化;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迷信观念;客观的学术研究等。主要的译介者包括戴遂良、禄是遒等,译介的他界书写主要出现在一些受佛道观念影响的文学作品中。译介意义一是对汉学研究的贡献;二是作为跨文化宗教思想的传递,有助于西方读者更全面地了解真实的中国。     

孔子宗教思想中的人文理性精神

在从原始宗教的神人未分到周代宗教思想中人文理性精神的初见端倪的过程中,人的理性意识逐渐觉醒,人逐渐从神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孔子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宗教思想,提出＂敬鬼神而远之＂这一具有人文理性精神的新命题。正是这种人文理性精神对中国宗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当今世界各宗教间的和平及世界和平仍需要人文理性精神。     

“社会美”范畴创构六十年之反思

社会美是中国现代美学独创的范畴,也是中国美学对世界美学的重要贡献,首次出现在蔡仪美学中,至今已有六十年的历史。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初步繁荣之后,这个范畴逐渐被冷落,甚至被遗忘。社会美理论的确存在许多有待澄清的问题,但其生活指向和现实关注却显示出中国美学的基本特色,当今文论界所推崇的西方审美化理论,完全可以纳入社会美的框架之中。社会美有古代和现代两种历史形态,当前的审美化理论不过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强化了社会美的古代特点,实际上是向古代美学的倒退。从美善混同的功利性转变为美真结合的认知性,从漂亮炫目的形式美转变为生活原生态的现象化,这是社会美范畴走出困境的关键;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也将切实地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性命双修"哲学形而上探微--兼论其人本论架构

“性命双修”是道教内丹理论的思想内核,它改造并吸收了儒学的主要哲学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真正实现了“天人合一”,既承继了儒家心性理论的主要思想,也发展和超越了儒家心性理论。尤其是从道教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用“性命”说把“三教”统摄在一起,把“常道”、“元神”同儒家和佛教的“本心”、“本性”作了形而上的整合,在形上的层面上一同放在本体的高度;既提升“道”的形上内涵,也兼纳并蓄了“道本体”、“心本体”、“性本体”等理论。把“道”、“神”、“心”、“性”放在同样高的的位置上,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发展也是开拓性的。     

经学范式与文化转型——近代中国佛学学派的兴起

"近现代佛学复兴"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承载者是以"新学家"为主体的知识阶层,不过,这些知识精英对各派佛学义理的选择,却又各有其不尽相同的倾向和侧重,导致这种学派分野的重要原因应在于他们早期所受到今、古文或宋学之传统儒家经师的方法训练,而形塑的相异的方法论与价值取向,若章太炎宗古文经学,康有为、谭嗣同则归属于今文经学,稍后的"第一代新儒家"马一浮、熊十力们则属宋学派,这决定了他们对于佛学不同派别义理的抉择。他们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抱持着从佛学中探寻真理和知识的历史使命感,因此也避免了传统宗派佛教的种种制度化之思想桎梏,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佛学学派的兴起可以理解为向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学派形态的归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