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的实践之路——以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为视域

＂新历史主义＂并非西方的专用词,它在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就可究其源、探其本。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与整个当代文学紧密相融,它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一起萌芽于80年代初中期,并以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的样式成为90年代文坛一股扑面而来的历史新风。它是中国作家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下现实不断自我反思、自我调整、自我超越的实践累积而成的,具有明显区别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中国特色＂。从当代文学创作的实践中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归纳出中国文化诗学与西方新历史主义从产生到建构其内涵的独立性及其特征的部分相似性,还可以窥探到文化诗学理论的发展走向。     

从《文化苦旅》看余秋雨的散文创作

20世纪90年代,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是属于散文的年代.余秋雨利用其学者身份一路且行且写.在他的纵横想象中,一种新的散文体式--大文化散文也应运而生.然而,由他所开创的"大文化散文"也对其创作形成了制约而难以突围.     

当代文学中身体伦理的变化及其文化阐释

"身体"对于当代文学来说无疑是一个关键词。从身体伦理的变迁角度可以大致为当代文学50年来的发展描绘一条清晰的线索:20世纪50～70年代,对欲望身体的极力回避;70年代末～80年代中,为身体的正当欲望正名;90年代至今的文学,是感性至上,身体崇拜。正是身体伦理的异趣显现了当代文学不同阶段文学风貌的迥异。而身体伦理大异其趣的背后,隐含的是不同的文化意识形态对人的塑造以及人的反塑造的本能。     

变迁中的"大众文化",方法论的"文化理论",在场的"文化批评"

一、大众文化 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出现是近几年的事.尽管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也有过所谓"文化热"之类的现象,但这并不能称之为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申明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众文化在中国社会迅速勃兴,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化最为清晰的"变更线".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正与这一大众文化的兴起密切相关.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及“关键词”研究给予中国的意义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源于对长期以来精英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的纠偏、对＂大众＂文化的历史考察和积极意义的充分发掘,在此基础上对＂文化＂概念进行重新梳理和再定义,提出了＂文化即社会生活＂的开放式理念,在西方文化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念及其文化＂关键词＂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介绍到中国,在中国学界及出版文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将持续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北美华文文学的文化主题

交错或并行于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北美华文文学 ,有着独具的文化特征。如果把中国旅美学人在游学期间所创作的作品 ,都视作中国域外的华文文学的一部分 ,则本世纪北美华文文学有三个时期特别活跃而重要。这就是本世纪的 2 0年代前后 ,60年代前后和 90年代前后。这三个时期的华文创作 ,从不同角度展现的文化主题 (从伦理层面的文化冲突 ,到转向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文化冲突 ) ,都对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影响     

柯云路现象与中国巫觋文化

20世纪 80年代是中国文学继五四以后的又一个繁荣期。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中国当代文学发生了变化。山西作家柯云路虽然选择的是文学与中国传统巫觋文化的契合点 ,其本质却仍是反叛社会、重铸信仰的行为。他所推出的一系列所谓神秘现象、精神现象考察、破译类书籍 ,除却有其纯商业目的外 ,实际还为有神论的复活开了先导。或者说 ,他的另一含义正是为了恢复有神论的合理地位。柯云路现象的生成 ,正是商业利益与信仰权力合成的产物 ,其实质是中国鬼神文化的现代翻版。这种貌似新奇实则陈腐的东西 ,理应接受现代科学与健康信仰法则的拷问 ,同时 ,当代理性也应为防止这种社会逆反潮流的出现敲响警钟。     

20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文化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了传媒社会,产生了传媒文化的转型.传媒文化的转型置于整个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中.如果说20纪90年代前的10年是转型的准备和发展期,90年代尤其是1992年后则进入显著变化期.90年代传媒文化转型表现出多种特征,技术进步、市场的建立、媒介理念的更新及体制调适,是传媒文化转型的重要因素.     

中国传统孝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独具特色、最能体现中西文化的差别的就是＂孝＂。中国传统孝文化本身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它对维护古代中国家庭和谐、国家和谐和社会的普遍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我们应批判地继承传统孝文化的精华,消除其消极影响,使其在构建当代中国和谐社会过程中,仍然发挥出积极作用。     

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哲学研究述评

文化哲学在20世纪80、90年代成为中国哲学界最有影响的研究领域之一。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与20世纪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密切相关,而在中国则是社会转型的深刻的文化显现。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主要是在发展哲学、交往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儒学、后现代主义、价值学、人学等研究领域中展开的,而自觉的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论题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基本层面上展开,涵盖了文化的界定、文化的结构层次、文化的功能、文化哲学的对象、文化哲学的主题、文化哲学的建构原则、传统文化模式批判、主导性文化精神的冲突、文化转型、新文化精神的重建等众多问题。文化哲学在21世纪将成为最有影响的哲学范式或哲学形态,要推动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走向深化,就应当在建构中国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和转换文化哲学研究范式两个方面下工夫。     

当代文学的动物进城书写与文化寓意

当代文学史上,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叙事中,除了乡下人进城的书写,尚有乡下动物进城的书写。从乡村中国转向城市中国,在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中,文学的动物进城不过是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虚化、陌生化书写。文学对其空间迁徙的生存症候的构想,喻示的是现代人的文化心理冲突、文化身份、生存地位、家园意识等主题。     

新农村建设视阈下的文化软实力建设

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20世纪90年代提出＂软实力＂以来,软实力遂日益成为全球认同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软实力成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文化软实力的地位和作用日趋凸现。当下农村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着诸多困境与挑战,总体上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塑造和提升农村文化软实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     

农民工影像塑造与文化身份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三农＂问题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在经济理性与城市文明追求中,农民工＂向城求生＂成为了时代主题,但在农民工影像塑造与＂后现代＂称谓的背后,农民工被＂看＂与被＂说＂的权力眼睛与权力话语无处不在。在中国城乡二元格局结构中,农民工文化身份得以揭示的同时,也造成了对农民工文化身份的遮蔽。     

西方文化形态史理论的中国化

西方文化形态史理论传入中国后,在雷海宗等人的努力下于20世纪40年代形成＂战国策派＂,完成了西方文化形态史理论的＂中国化＂。雷海宗运用西方文化形态史观分析中国历史,取得了巨大成就,开启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新篇章。     

雅俗界限趋于模糊——90年代“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审美文化之审视

90年代以来 ,中国的社会文化发生、经历了历史性的重大转型 ,审美文化也不例外 ,文化艺术雅俗界限的日趋模糊甚至消失 ,便是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它与“全球化”的语境有密切联系     

空间生产及其文化表征实践——关于20世纪90年代“身体写作”的再思考

20世纪中后期,西方文化思想界开始了所谓的"空间转向",空间理论影响到包括文学写作和研究在内的多个社会科学领域。在中国,90年代的"身体写作"从女性身体出发,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表征实践活动,成为建构女性存在空间的起点,由此打破了历史主义的线性逻辑,进一步将空间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写作实践进行了相互的印证。     

《文化苦旅》与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民族主义

出现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的《文化苦旅》,是考察这一时期文化转型的重要文本,对于认识90年代兴起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有重要参照价值。《文化苦旅》借用"西部"意象,表现出的"苦旅"姿态和"自我感伤"趣味,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一时期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迎合。《文化苦旅》在形式上保持了80年代关注民族命运的精英传统,但在内核里放弃了启蒙和反思的冲动,以"伪精英"的姿态开启了中国消费文学的新范型。     

论文化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中国文化发展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在文化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就是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这就需要我们坚持意识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下的文化多样共存、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挖掘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并与时代性相结合,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和文化＂双百方针＂的发展方向。     

中国传统文化对体育文化发展方向的影响研究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受＂天人合一＂与儒家思想中＂中庸之道＂的影响,重视道德,为世界体育文化注入了新元素。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后与儒学、道教融合交织影响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中国古代产生顺应自然、天人相应的＂养生＂体育文化,也为未来人类社会体育文化发展指明方向。     

宗教与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纯粹＂和＂假借＂两种存在形态。不同的宗教因其宗教内容和存在语境的不同而表现出或＂纯粹＂或＂假借＂的较为复杂的＂文化软实力＂状况。基督教由于其背后一直有强大的西方世界作后盾,至今还无由表现其纯粹的＂文化软实力＂,而佛教则主要表现为纯粹的＂文化软实力＂。中外许多有识之士坚信,包括儒、佛、道在内或以其为主的中国文化在科学与物质当令的时代依然还有着潜在而强大的足以拯救人类走出困境的＂文化软实力＂。在中国国家＂硬实力＂提高的基础上,辅之以适当的传播,中国儒、佛、道三教的＂文化软实力＂就会充分地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