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早期哲学思想再认识——以《屈原赋注》为中心的考察

学术界一般认为:戴震早年受新安朱子学的影响,是程朱理学的信徒,在思想上为唯心主义者.但从戴震早年的著述考察,他对二程和朱熹的态度始终如一.可以肯定,早年的载震与晚年一样,始终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戴震《屈原赋注》小学成就述论

作为一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在注释文学作品时也充分体现出时代学术风尚。《屈原赋注》相对于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等注本而言,更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和务实求真的疏证特征。本文仅从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来探讨戴注本在小学方面的学术成就。     

戴震《屈原赋注》的字词注释特色

《屈原赋注》的字词注释，在继承传统训诂学原则和方法的同时，还有着不同于前人的鲜明特色。这些特色主要包括：重视方言字词的注释，注重结合典籍进行注释，根据上下文探求新义，运用古音学知识的声训。     

戴震《屈原赋注》与王逸古注异同

戴震《屈原赋注》和王逸《楚辞章句》都体现出对屈原的推崇,但对屈原作品的看法与解释则是异同互见。注释尚简是两者的共同追求。王逸的《楚辞》注释略微复杂,一方面注者有时引经据典,或对原文作引申阐发;另一方面又主要是对本文字词进行疏通,但仍以简明为主。戴震对于训诂的主张是贵精不贵博,解释时往往不考证。将屈原作品"经化"也是两位注家的相同之处,但程度不同。王逸的解释其经学意味更浓。解释范围方面,两部注解也有出入。在解释方式和方法上,戴震的注解体现出新的特点,如方式上主张根据对象不同的文体而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上有因声求义、"在楚言楚"等。戴震对训诂有理论探讨,因此其训诂实践更富于自觉性。     

《离骚》未尽灵均恨 更有情痴抱恨长——试论《红楼梦》与屈原赋

穷而不达、潦倒落魂、志向难伸、愤懑■傺的共同人生境遇，促使屈原、曹雪芹写出了空前绝后的奇诗、奇书。不仅屈原光照千古的人格力量感召着曹雪芹，而且屈原赋的思想情感和艺术手法也深刻地影响了《红楼梦》。本文从奇幻的风格，讽兼比兴的象征艺术、《芙蓉女儿诔》的创意和表现手法、环境描写、史湘芸的名字、黛玉的第三首题帕绝句方面，探讨了《红梦楼》与屈原赋的关系。     

戴震校勘《仪礼》郑注论析

作为一代考据学大师,戴震虽然在《仪礼》学上没有专门的研究论著,但他在担任《四库全书》纂修官期间,曾从《永乐大典》辑录出李如圭《仪礼集释》一书,并对《仪礼》郑《注》文进行了精密的校勘。较之前贤,他的校勘在方法上有所继承又有所发明,体现出自身治学的独到之处,为清代《仪礼》校勘学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     

《吊屈原赋》先唐注释研究

贾谊《吊屈原赋》是汉赋名篇,历代注释甚多。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就有胡广、服虔、应劭、郑氏、李奇、邓展、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臣瓒、徐广等14名注释家为其作注,这些注释文字主要保存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的征引中。早期注释或注音,或释词,或解句,或校勘,促进了《吊屈原赋》的解读和传播。     

《离骚》首六句王注商兑

逸对《离骚》首六句之注,颇多讹误。“皇考”非言父,亦非言曾祖,乃言受氏之祖;“伯庸”即是,此伯庸乃楚武王之长子句王庸。“降”非言屈原出生,乃屈原自言降神;所以选“庚寅”,是因重黎此日被帝高辛所诛而成神。“度”非言时节,亦非言器度,乃回、次之意;“肇”乃“兆”之假借     

《离骚》与屈原之集——以《楚辞》成书研究为中心

《离骚》是《楚辞》中最瑰丽、最重要的一篇抒情长诗,被誉为《楚辞》之祖。而汉后诸籍,也常将《楚辞》径直称为“离骚”。历代研究者认为,此种现象为艺术上之假借。但笔者通过对《楚辞》的成书过程的考查和对有关历史资料的重新爬梳,认为“离骚”一词,不完全是用借代的手法以篇名来代指集名,而可能是一部真实存在之集名。且《楚辞》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之过程,并在汉代逐步完成了由个人别集向地域流派总集的转变。极其可能的是,在汉初刘安时已经存在一部名日《离骚》的诗人别集,并一直沿用《离骚》之名,直至《楚辞》最后成形即刘向编辑《楚辞》。     

从《离骚》看屈原的美政理想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一篇体制宏伟、意蕴丰厚而深刻的政治抒情长诗。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屈原的美政理想∶推崇往古的尧、舜、禹、汤、文、武之治,主张"有德在位",建立"以民为本"的"德政";改革贵族特权制度,主张"举贤授能";主张变法革新,实行"法治"。屈原主张的德政与法治,二者并非矛盾,恰恰表现出他作为地主阶级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汉初“士”精神世界的新变——再读《吊屈原赋》

从《吊屈原赋》字面上看,因为有着和屈原相似的生平际遇和文化人格,贾谊借凭吊屈原而抒发自己的愤懑,两者悲剧命运具有相似性。然而,与屈原所处的臣亦择君的战国不同,汉初是政治大一统的时代,以贾谊为代表的士人面对的是家天下政治制度的确立和与之相应的士与君隶属关系的演变。与屈原留或走的选择困惑不同,贾谊还面临着由庙堂之高向江湖之远境遇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无路可走的精神困境。     

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征实性——以《西藏等三边赋》为例

有清一代,边疆舆地赋的创作蔚然大观,其代表为《西藏等三边赋》,突出地体现了征实的性质和特点,与此相联系,向来被视为地理著作。其征实性,不但体现在作者的意识上,还体现在赋作的内容上。其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征实性,原因概略有四:一是与清代地理学思潮的兴起有关,二是受当时学术风气尤其是考据学的影响,三是作者本身就是地理学者,四是作者都亲历过边疆地区。而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征实性,贯穿了强烈的边疆意识和经世思想。     

两种人生观的抉择——关于《离骚》的中心主题和屈原精神

本文对《离骚》的中心主题和屈原精神作了新的诠释:指出《离骚》的中心主题和屈原精神主要体现在两次重大的抉择中:在人生态度的抉择中,诗人否定了消极出世的道家人生态度,而肯定并决心遵循积极入世的儒家人生态度,反映了诗人对于把握和完善自己的生命,实现远大理想,最大限度地提升人生价值这个重大人生问题的艰苦探索。接踵而至的生死抉择则是一个在更高的精神境界中的抉择:诗人宁可付出自己的生命,也不放弃远大理想,向黑暗现实妥协。人生态度的抉择深刻反映了诗人彻底的理性精神,而生死抉择则集中表现了诗人崇高的道德精神。理性精神与道德精神的完美结合,构成了屈原精神和品格的基石。     

朝鲜朝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以《酒赋》、《相马失之瘦赋》为中心

闵齐仁是朝鲜朝中期文人,《立岩集》收录其赋作16篇.以其《酒赋》和《相马失之瘦赋》为中心,从题材内容、典故化用和新儒学思想等方面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学对其赋作创作的影响以及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从中不仅反映出朝鲜文人创作与中国文学极为密切的关系,也体现出闵齐仁“文以载道”的家国意识.     

从朗吉努斯的《论崇高》看屈原的《离骚》

西方美学一般把审美意识区分为优美与崇高两类，古罗马时代的希腊文艺理论家朗吉努斯在其名著《论崇高》中，早已勾勒了崇高之不同于优美的基本特征。本文作者受朗吉努斯著作的启发。对屈原的《离骚》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离骚》不是一般的优美所可以概括的，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崇高之美，文章最后强调，崇高在西方源于希伯莱文化，以忧患意识为其思想根源，《离骚》的崇高与屈原所遭遇的忧患也有密切联系。作者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多一点忧患意识，能在文坛上出现像《离骚》一样崇高宏伟的诗篇。     

论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与研究——以《桃花扇注》为中心

梁启超一生对《桃花扇》评价甚高,对《桃花扇》的研究也用力甚多.梁启超为《桃花扇》作注所用底本为暖红室校刻《汇刻传剧第二十三种》本《桃花扇》.梁启超用批注这种传统的治学方法来研究《桃花扇》,和他本人的学术思想、治学理路及其转变有关.他为《桃花扇》作注,主要是旁征博引、依据史实,指出剧中情节本事,介绍剧中角色生平.梁启超对《桃花扇》作为虚构叙事作品有清醒的认识,他对同剧作本事、人物生平来说的移易时地,给予了理解和肯定,并指出了孔尚任具体运用的叙事技巧.他又能从舞台演出的视角来看待和理解《桃花扇》创作的虚实相间.只是在几处情节严重失实的地方,梁启超对孔尚任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批评.     

论梁启超的史剧观——以《桃花扇注》为中心

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为了"振国民精神",极力宣扬《桃花扇》的民族意识,成为清末民初第一位勾稽史实、探索《桃花扇》创作主旨的学者。与孔尚任自己的评点本《桃花扇》相比,梁启超的《桃花扇注》在批注范围和批注内容上都围绕史实展开,反映了极具梁氏色彩的史剧观。     

一颂一赋为祖为宗--读屈原《桔颂》与曹植《桔赋》札记

屈原首位原创,为桔作颂,以比兴象征自况一已洁亮、独立、超卓之人格精神.而曹植独心有灵犀,首继而为桔作赋,乃寄托非凡高举之志情,却惨遭迫害之悲剧.一颂一赋,两相辉映,俱绝妙好辞,堪称前后之祖宗篇也.前者热颂,满是乐观昂扬,后者高赋尤多感伤悲凄.     

以真心话赋心——读许结先生《赋学讲演录》

许结先生新著《赋学讲演录》分别是赋源、赋体、赋用、赋集、赋史、赋话、汉赋、律赋、批评与方法、当代赋学,共十讲,内容涵盖了当前赋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是讲述者近三十年来赋学研究的思想结晶。《赋学讲演录》既是一部颇具思辨性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妙趣横生的可读性书籍,不仅熔铸了讲述者赋学上的真知灼见,也流溢出对学生、对学术的真心与赤情,许先生的赋神、赋心、赋迹在书中尽情演绎。许先生的《新赋学十讲》亦在蕴量之中,学界翘首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