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卢梭基于公意的"主权"

伟大的平民思想家--卢梭,从自然状态出发论述了人类社会中公意指导下的国家主权.<社会契约论>集中体现了他"人民主权论"的政治思想.他认为"主权不是别的,它就是公意的行驶""永远都不能被转让",也"不能被分割".社会契约也赋予政治共同体控制它的成员的绝对权力,但国家权力最终属于人民,人民把公意委托给主权者,公意指导之下的权力才被称为主权,所以公意永远都是正确的,在这个前提下它对专权的指导作用才有意义.     

“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

学界通常将魏夫特的"治水社会"理论和日本学界的"水利共同体"理论作为中国水利社会史的学术源头.但事实上,水利社会史的学术源流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人文地理学,随后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也受其影响颇深.这一传统持续影响到近年来由蓝克利、魏丕信等法国学者对中国山陕民间水利问题的研究.文章以山西为例,提出了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和体系.     

论哈贝马斯的“商议政治”对卢梭“公意”的传承与超越

哈贝马斯提出的“商议政治”民主模式,是对卢梭“公意”学说的传承与超越。在哈贝马斯看来,作为社会共同体结合的原则,“公意”即为共同体的“公共性”,它关乎共同体的公共福祉。正是公意使建立社会的必要转变为可能。同时,哈贝马斯发现,虽然公意的价值目标已经设定,然而在现实性上它偏重结果疏于过程。由此,要为“公意”建构一个交往行动空间,设置“交往”程序这样一个动态场域。哈贝马斯提出,“商议政治”的民主模式可以建构成为一种法律体系,它能够消除人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与致力于结果的“公意”相比,“商议政治”更偏好意志的形成过程,更具有包容性,它欲求的是社会秩序的动态平衡。这正是“商议政治”对“公意”的超越之所在。      

基层河长胜任力模型构建的实证研究

基层河长作为河长组织体系中的“末梢神经”,在全面建立河长制中起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因此,构建基层河长胜任力模型对于规范基层河长的工作要求,提高其履责能力,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任务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运用行为事件访谈法对22位基层河长进行访谈,借助软件ATLAS对访谈内容进行分析;利用扎根理论方法,通过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选择性编码构建出包含五大维度共23项胜任要素的基层河长胜任力初始模型,据此编制基层河长胜任力测量量表。通过问卷调查,对基层河长胜任力初始模型进行检验与修正,最终得到了由河湖管理能力、协作力、抗压力、专业素质和人格特质等维度构成的基层河长胜任力模型。实践中,要把基层河长胜任力构成要素作为基层河长评价考核和培训的重要依据以及河长制制度完善的重要指引,使制度更好地服务于实践,推动河长制从“有名”向“有实”转变。     

中国水利史研究的近况及新动向

以往中国水利史研究多侧重于国家治水、水利工程技术领域,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水利史研究出现了从治水社会向水利社会转换的新动向,水利社会史研究成为当前中国水利史研究的热点。中国学者在开展水利社会史研究的过程中,注意以水利为纽带开展综合性整体性的研究,区分不同类型水利社会的特征,讨论水利共同体论等理论焦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水利史的研究,有益于中日学者间问题意识之明确、更多的合作、交流与对话。     

政治营造与社会自主:基层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机制——以H市H工作室为例

社会组织公共性是指社会组织在维护组织成员利益、参与公共治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善的行为与理念。通过对H市H工作室公共性的生长历程考察,梳理出当下中国基层社会组织公共性生长的两种机制——政治营造与社会自主。在社会组织的萌发、生长及成熟各阶段,政治权力分别以“父爱主义者”、“强制者”以及“扶持者”等多个面孔及多重治理逻辑来推动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产。而社会组织则会采取依附、合作和博弈等多重自主性的行动策略来拓展其自身的公共性。然而,政治营造与社会自主相互耦合催生出的社会组织公共性也有其不足的一面,如社会组织公共性的不完整性、两重性、有限性以及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卷化带来的公共性再生产的困境。     

"接诉即办":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革新与效能驱动

"接诉即办"是北京市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改革,深化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通过整合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连接群众与政府之间通畅的问题反馈与及时办理的良性互动机制."接诉即办"的机制革新,打通了群众反映诉求的渠道瓶颈,重构了政府服务群众的连接机制,与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中"以人民为中心""群众路线""公众参与""服务型政府"等话语体系形成逻辑自洽."接诉即办"打通了"人民诉求"与"政府为民服务"之间的隔膜,通过连接民心、通达民意、服务民需、化解民怨,体现了"接诉即办"基层社会治理革新的民本价值."接诉即办"实践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的"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长效治理";有效驱动了基层社会治理从"外在驱动"向"内在驱动"、从"被动治理"向"主动治理"、从"单一治理"向"多元治理"、从"传统治理"向"数字治理"转化,有效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     

都江堰是"以水治水"的成功范例

中国古人讲求"天人合一",主张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这种思想体现在治水方面,就是努力探索"以水治水"的方法和途径,力求达到变水害为水利的目的.从传说中的大禹到以后的历代治水专家都为此作出过努力,而都江堰则是"以水治水"最成功的范例.都江堰利用水的习性和自身能量,成功实现了排洪、灌溉、除沙三大目标,并且实现了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应该建立"都江堰学"进行深入研究.     

理解转型中国乡村社会的新视角——读懂《后乡土中国》

理解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把握乡村发展的未来方向,是乡村社会研究或农村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6。由此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概括为"乡土社会",即"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也就是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或不同于"法理社会"的"礼俗社会"[1]9。乡土中国一直是理解和分析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理论工具和视角,而且也成为农村社会学研究的范式之一。     

城市“社区社会需求”整合:一个重建社区公共性的分析

社区异质性、社区公共性与社区整合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本文关于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中心命题。文章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城市社区异质性增长和社区公共性衰减现象,回答了以重建社区公共性来促进社区社会需求整合、构建社区有效治理的方向与可能。研究结论认为,市场化、城市化和"单位制"衰微是城市社区异质性增长与社区公共性衰减的三个重要机制。社区异质性在宏观上呈现为社区社会结构的差异、在微观上呈现为社区社会需求的差别。同时,社区异质性弱化了社区公共性,使社区呈现出明显的"原子化"和"隔离化"状态,威胁了社区整合。因此,重建社区公共性是整合差别化社区社会需求、防止社区"原子化"和"隔离化"状态的关键。重建社区公共性意指建设社区多元主体或社区居民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共识和认同感,社区公共性是一个社区中多元主体共生共处的公共价值,是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相互承认彼此间差异并能一致行动的合法性基础,是对社区居民具有一定规范性和约束性的公共规则,也是城市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动员不同主体参与社区建设的内生动力。文章从公共价值、公共规则、公共空间、公共参与和公共服务的维度讨论了重建城市社区公共性的出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及其世界性意义 ——"公共性时代"的哲学自觉及话语建构

现代人生存和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是一个"公共性的时代".以全球公平正义和美丽新世界为导向的公共价值的普遍自觉、基于宇宙大化之道与人伦生命之理的自觉领悟与践行所形成的世界公民风范,以及面向全人类公共利益和共同福祉为核心关切与指向的集体行动等,都是对这个时代特质的确当性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对21世纪"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难题的理性觉识和理智回应.在理念型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的实践公共性生存信念的现实化,所承诺的是一种文明转型新时代多元主体并生共在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一种不同的民族国家都应该平等享有的生存、发展与交往的普遍权益,一种全球范围内针对财富占有和利益分配上的公正性诉求……其涵义所及,囊括了生态的、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以及社会共同体等在内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彰显了"后全球化时代"化解生存风险和非确定性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卓越性、超前性及引领性.     

现代公共性概念立足点的缺陷及重构

作为社会团结机制的公共性离不开共同体与理性,通过三者的演进史考察发现公共性、共同体、理性有三种形态：古代客体理性及其关联的群体-观念共同体与权威公共性;近代主体理性及其关联的利益共同体与权利公共性;马克思主义代表的关系理性及其互助-解放共同体与发展公共性。三种形态的演进逻辑分两个阶段：一是实体主义原则下从客体到主体的演变,此时,理性相对于共同体和公共性具有基础地位;二是从实体主义到关系主义的演变,此时,理性、共同体和公共性更体现了相互建构性。关系主义赋予理性、共同体、公共性的互构性,也将重构公共性的立足点。实体主义的权利公共性是关注财产所有,以“私”为立足点;发展公共性是关系取向的、关注共享,没有实体之基点,要寻找基点也只能是个人自主性。发展公共性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团结机制,值得认真研究。     

中国基层政府与农村社区协同发展论析

农村社区作为一种具有较强认同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承担着联系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作用.通过对农村社区进行有效治理,中国基层政府在向农村社区居民传输国家方针政策的同时,也可以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农村社区自身发展的有效衔接和互构.本文通过对不同时期国家公权体系下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进行回顾梳理,对农村社区运行过程中的"治理失灵"、"信任式微""财权弱化"等现实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顺基层政府权责、培育公民文化环境、拓展利益诉求渠道等几种衔接思路,这样有助于中国基层政府与农村社区协同发展体系的构建.     

论中国古代文学共同体的形成机制及其阐释学意义

任何阐释都是公共性行为,是人与人之间对话与交流的一种方式,因此阐释行为必定发生在一个共同体之中。在中国古代,文学共同体的产生和演变有着漫长的历史,呈现多种不同形态。从周代至魏晋之际,先后出现了"贵族文学共同体""经学文学共同体""介于自律与他律之间文学共同体"和"自律的文学共同体"等四种形态。魏晋之后,除了"贵族文学共同体"之外,其他各种文学共同体形态都并行不悖地存在并变化着,而且各自还都衍生出许多次级形态。文学共同体的产生和演变与社会政治、文化、主体身份都有着密切关联,可以视为某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文学表征。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发现诸如文学评价标准的形成、文学的"区隔"功能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超越现代宪政困境的"理想图景"——论卢梭的"公意"思想

公意思想是卢梭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在卢梭看来,全体公民通过自由真实的投票达成的一致意志或多数人的决定即公意.公意产生于社会契约,是现代民主宪政的合法性所在,是政府行动惟一正当的准则.卢梭的公意思想是其社会契约理论、人民主权思想、人权学说及其法律理论的基点和灵魂,对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及其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具有非现实性、神秘性等无法避免的理论缺陷.     

制度在村：晚清浙东堰类水利户的登记与水权的基层运作

晚清水利户是指登记在同治鱼鳞册上的用来给水利设施纳税的户头。清代水利户可能在康熙至咸丰间已出现,但以水利设施本身作为征税客体的水利户,出现于同治金华地区的鱼鳞册上。晚清水利户多以祖宗、祠堂等来命名,有堰长户、堰子户、水利组织户等的区分,说明该户具有公共性、组织性。晚清水利户登记在册的主要原因,是官府急需恢复太平天国战后社会经济秩序,确定地方水权。其登记原则包括坚持顺庄法,重视宗族作用和税粮归户。这些原则保障了水利户在户内有户、不同户头在不同庄纳税的复杂情况下,在乡村社会切实运作。水利户在乡村社会的具体运作还体现在水权分配上,包括：水权先分配到宗族,再分配至族内;堰水使用顺序和时间呈现出高度组织性;堰水水期和堰福具有可交易性。这说明水利共同体的“地水夫钱”模式在晚清金华地区不仅存在,而且还得到强化。     

旋转的"认同环":"福街商会"的象征与仪式

"福街商会"是草根民间商会在政府部门支持下合法化的组织形态,它酝酿产生的民族志故事表明,社会群体认同是流动不定的.社会人属于某一不确定"认同环"上的一分子,当其所属的"认同环"呈现强势之时,该社会人就以此类"认同环"属性表现出利益诉求,而其他的潜在认同属性则暂时被掩盖.社会群体认同的流动性决定了社会群体认同及其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具有流动性与可塑性,"福街商会"这一官方与民间共建的政治共同体,包容着福街草根民间组织、福街管委办和福区总商会等不同的社会群体认同.他们各自的"认同环",时而为"隐性认同环",时而为"显性认同环";时而其间产生矛盾对立,时而其间产生交叉甚至耦合.这种类似"旋转"动态的"社会认同",构成了转型期社会重建过程中的多样性与过渡性等特征,它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妥协与合作提供了合理性.     

耦合视角下基层党建引领乡村共治的逻辑、张力和路径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乡村社会的不断发展,基层党建单向“嵌入”乡村治理模式的局限性不断凸显,而通过“耦合”多元治理力量以引领乡村共治的模式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在乡村共治的过程中,基层党建发挥引领作用,耦合乡村多元治理力量,不但能促进乡村善治,同时又可以提升基层党建的引领力,从而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在耦合视角下,基层党组织通过价值耦合、利益耦合、权力耦合等机制实现引领乡村共治的目的,但现实中存在文化、经济、政治等三重张力,具体表现为价值追求的失范、资源分配的失序和治理权力的失衡,需要基层党建通过价值耦合以重塑乡村“公共性”价值共识、利益耦合以构建共创共享的利益共同体,权力耦合以构建上下连通横向协作的治理结构,从而引领乡村共治,助力乡村振兴。     

村民理事会参与乡村公共性构建：作用、基础与路径——以安徽省怀宁县大洼社区为例

乡村公共性建设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动员主体逐步由国家政治性动员走向社会自主动员。在此过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出现治理单元偏大、村庄内生性治理主体缺位等问题,村民理事会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一个超越个体和家庭层面存在的组织力量,它在动员村民参与构建乡村公共性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以往对村民理事会的研究忽视了其作用发挥的空间场域,以村民小组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构成了乡村公共性生长的内生社会基础。在熟人社会的空间场域内,通过有效构建并利用共同体认同、正视村庄阶层分化、采取逐步动员等路径实现对村民的有效动员,可以增强乡村公共性。     

从"成为容器的我"的逃逸:自我如何塑成

伴随着现代性的展开,个体从传统的社会联系中分化出来,经济秩序成为重构人们生活的主要力量;但在另一方面,将世界机械化的倾向使得贯穿人的生命始终的意义受到很少的过问,自我认同问题成为诸多社会理论关注的焦点.米德、齐格蒙特·鲍曼、米歇尔·马费索利和查尔斯·泰勒通过强调"心灵和自我的产生""流动的现代性""部落主义""框架和意义"等,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出发回答了这个问题.通过对他们的理论相关部分的分析得出,"自我"是个体在社会联系基础上的塑成过程的产物.个体的历时和共时的社会化过程是自我塑成的两个主要来源,但二者都面临被过度实现,从而使个体缺乏真正自我认同的问题.而对"感性共同体"与"超验共同体"的强调有助于重建自我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感性"不再作为"理性"的对立面,而是作为其补充被纳入广义的"理性化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