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誉减值遮掩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吗?

基于有限注意力理论研究了商誉减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发现,商誉减值的“眼球效应”吸引了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有限注意力,从而弱化了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即商誉减值遮掩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且这种遮掩效应只存在于在非“四大”审计的企业之中。进一步检验了商誉减值遮掩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发现,一方面,企业计提商誉减值遮掩盈余管理行为提升了审计业务的复杂性,导致注册会计师要求更高的审计费用;另一方面,计提巨额商誉减值集中地剥离了价值毁损型并购的不利影响,通过向下盈余管理储备利润,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未来的经营绩效。     

商誉减值企业的违规行为解析及其监管

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商誉减值及程度对企业违规行为、违规倾向与违规稽查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确认商誉减值和减值程度较高的企业越可能存在违规行为;相对于无商誉减值企业,商誉减值企业违规稽查概率较高,违规倾向较低;相对于低程度商誉减值企业,高程度商誉减值企业违规稽查概率较低,违规倾向较高。商誉减值影响企业违规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一是商誉减值程度越高,企业越容易将违规作为应计盈余管理获利的替代手段;二是商誉减值企业能够增加问询监管与媒体报道次数,导致违规稽查概率升高,违规倾向降低。但同时也会降低审计独立性,导致违规稽查概率降低,违规倾向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企业更可能存在财务违规行为,国有与民营企业的违规可能性相差无几;退市压力加剧了亏损企业违规的可能性。这一结果揭示了商誉减值与企业违规的内在逻辑,为优化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及加强外部治理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为监管部门识别企业的违规操纵行为拓展了新思路。     

企业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经济动机研究——基于新准则颁布后资本市场的经验数据

以沪、深市A股上市公司2005—2008年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其资产减值行为在新准则颁布前与实施后的异同,分析上市公司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研究显示:新准则压缩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空间,尤其削弱了公司盈余平滑的动机;准则执行期后,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金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资产创值能力的变化,达到了政策原有预期;上市公司对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大于以前年度,可能利用短期资产减值进行利润操纵;上市公司有扭亏、脱帽和防亏动机,准则应完善对短期资产减值的制度约束。     

所有权结构、长期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了盈余管理产生的原因、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则寻求盈余管理的逻辑关系,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特有的所有权结构,分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执行资产减值准则时的区别所在及其根源,并提出两个假设。H1新准则颁布后,长期资产减值准则的应用仍然受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H2所有权结构的差异,导致上市公司利用长期资产减值准则时有差异。为检验这两个假设,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09年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2007—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仍然存在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利用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销减值长期资产以实现扭亏等盈余管理动机的情况;所有权结构的不同对企业准则的执行也有影响,国有企业利用“转销”减值长期资产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显著低于民营企业。     

盈余管理动机、会计政策选择与约束——基于资产减值准则变迁的实证研究

对资产减值准则变迁前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状况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具有调增利润动机的微利企业、扭亏企业均倾向于少计提减值准备,提高减值准备的转回比例;具有调减利润动机、为以后通过减值准备转回调增利润的当年亏损企业,均倾向于多计提减值准备,降低减值准备的转回比例。2007-2008年度新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实行后,上述调整利润的状况减弱或不成立,表明会计政策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不同产权下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与绩效变动研究

商誉减值作为一种特殊的会计活动,频繁出现在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中。由于并购的盲目性和过程的复杂化,并购行为中商誉减值问题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针对不同类型的产权性质反映其对商誉减值和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对存在商誉减值的A股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当企业发生商誉减值后,就将引发企业绩效的真实变动,表现在企业绩效的下滑,而非盈余管理的目的;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商誉减值对绩效下滑的影响更为明显,且地方国有控股企业比中央控股企业商誉减值对绩效的变动更加显著。继而通过扩展了并购商誉带来的经济后果的实证研究,为企业并购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对政府的监管提出针对性建议。     

资产减值准备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

以2002年12月31日前我国所有上市的1133个A股上市公司3年间的3399个观测值为样本，对资产减值准备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产减值准备与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是资产减值准备对于盈余管理的作用相对较小。     

会计信息披露中的“洗大澡”现象之探析

当前证券市场普遍存在着信息失真现象,而资产减值准备对"洗大澡"现象有一定地推动作用,为此在会计准则的相关基础上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会计数据的影响作了深入探讨。同时,结合相关上市公司的案例分析了舞弊企业如何利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操纵会计利润、粉饰会计报表以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此外,针对会计法规准则中的灵活性、不完善性,笔者指出其被操纵的可能性,并提出了相应的规避措施,为"洗大澡"的治理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     

并购业绩承诺与"良性"商誉减值 ——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

近年来商誉"爆雷"事件频频发生,资本市场对于商誉减值已然风声鹤唳.基于2009—2017年创业板并购事件,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并购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出于自利的动机往往会操纵商誉减值时机,进行一次性、巨额的"恶性"商誉减值,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秩序;业绩承诺对于商誉减值具有风险识别与风险缓释的作用,降低了管理层操纵减值的能力及动机,当被并企业业绩未达预期时,及时、分次、小额的减值计提,可以确保商誉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有助于"良性"商誉减值机制的形成.进一步分析中排除了替代性假设,佐证了业绩承诺的监管作用及机制.因此,建议监管层通过制定政策,推广业绩承诺在高商誉减值风险并购中的应用,并对高商誉企业进行持续监管,以缓释资本市场商誉减值风险.     

房地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与盈余管理研究

房地产行业关系着人民的生活质量。房地产行业中盈余管理的出现是由于多年来高房价、高利润以及行业监管的缺失所导致的。研究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并探讨资本结构、股权结构、公司盈利能力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实证分析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房地产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则盈余管理水平越低,即二者呈现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