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明显增多,安全困境加剧、发展难题凸显、国家治理面临的一系列综合性难题与困扰在不断涌现.如何有效应对各类安全挑战,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新的挑战.面对新的发展环境、发展形势和发展实践,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对党的领导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领导制度优势.以党的政治制度优势为统领,持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增强制度供给,提高制度执行力;依法推进治理过程,提升治理效能;防范化解风险,提升制度效能;以信息化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从制度自觉到治理自觉,从制度功能到治理效能,从制度优势到治理能力的转化.     

系统观念下数据跨境流动的治理困境与法治应对

作为数据共享与开放的重要途径与形态，数据跨境流动能够通过提高数据要素的生产和流通效率，实现数据资源要素的高效分配，推动全球社会福祉的整体增进。数据跨境流动不仅关乎国家主权、公共安全、商业利益、个人隐私等多元价值和多维利益，还需统筹兼顾与域外法律制度和执法方式的衔接，因而数据跨境流动治理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包容性。故此，须引入系统观念，考察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以推动形成系统效能最优。具体而言，将系统观念作为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以系统观念为指引理念，完善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法治规则，特别是完善数据跨境分级分类监管制度及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体系；以系统观念为指引方法，建立数据跨境流动协同共治机制，强化各行业、各部门、各区域的联动监管和信息互通互认；以系统观念为指引路径，拓宽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合法性渠道，推进数据跨境流动治理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与完善，积极主动推动数据跨境流动国际法治规则的设定与施行，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     

试析推进东盟区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四维度

区域治理溯源于西方,是国际关系变迁到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自成立以来,东盟在外交上积极进取,地缘空间大大扩展,一种具有东盟特色的区域治理现代化格局正在形成。一是从东盟到大东盟,加快推进区域治理的一体化进程;二是从依附到参与,积极凝聚区域治理的"东盟方式";三是从协作到规制,着力构建区域治理的"大国平衡战略";四是从封闭到开放,不断增强区域治理的改革创新能力。     

论安全机制缺失视阈下的东北亚安全治理

基于对21世纪以来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基本理解与分析,结合21世纪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变化的演变历程,可以认为东北亚地区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安全机制建构缺失。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层面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缺失中的安全状态进行评估,可以形成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治理以及安全机制建构的相对全面的认知。通过互信互利的同步实现、建构共识性认知与实现安全困境破解是重构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进而达到较高程度的安全治理的必要过程与条件。     

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安全治理

公共安全问题是民生问题,也是社会管理热点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政府在公共安全能力建设、应急管理体制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性、市场化的安全防范组织不断壮大,公共安全领域呈现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良好态势.但是,当前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并不十分规范,在安全责任意识、安全职能定位、安全治理保障机制等方面仍存在现实问题和制度困境.理念层面,需要培养合作治理共识,加强公共安全文化建设;制度层面,需要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建设,建立政府与社会互动的治理制度;操作层面,需要落实公共安全的全过程合作监管,实现城市公共安全合作治理的制度化、法制化与规范化     

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治理新理念论析

新时代,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新理念至少有三个维度:由先发展后治理转变为发展与治理并举的绿色发展;由碎片化治理转变为"生命共同体"下的整体式治理;由运动式治理转变为制度化治理。当前生产力和生态技术的发展、生态文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生态价值观的进步分别从物质技术层面、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为贯彻落实生态治理新理念提供了必要条件。而贯彻落实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治理新理念必须要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通过制度建设确保"三大污染"攻坚战的胜利。研究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治理新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边疆非传统安全的合作治理机制建构探析

边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屏障,非传统安全逐渐成为边疆安全的主要威胁。从国家安全治理的角度来看,边疆非传统安全具有系统性、复合性、跨域性、转化性和民族宗教性等特点,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体系上的条块分割化、结构上的主体碎片化和能力上的整体滞后化之间的张力凸显了边疆非传统安全合作治理的必要性。构建边疆非传统安全的合作治理机制,应当从国家间安全合作、多主体联动、治理资源整合、治理制度建构等方面入手,整合不同区域、部门和组织的力量,架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网络。     

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研究

环境污染风险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跨时空性、不可测量性及难以修复性特征,导致环境污染国家治理机制和环境污染市场治理机制存在制度性局限,亟须建构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机制。环保社会第三方具有公共性、公益性、专业性、中立性及组织性的特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能够实现利益诉求、利益发展、利益协调及利益保障的制度绩效。针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面临的宏观权力结构性失衡、中观机制整体性失调、微观行为系统性失范等瓶颈,优化我国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的结构性均衡机制、整体性实施机制和系统性规范机制。     

基层治理法治化：制度内涵与实践经验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内容,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需要处理好法治与效能的关系,基于文献梳理和上海的基层治理实践,对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涵与困境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基层治理法治化应当包含权力的规范运行及其与权利的有效互动两个要义,通过统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推动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统一;基层治理法治化可以通过健全基层法治体系推动治理权力规范化运行,发挥党建统合优势,深化大联动机制整合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同时规范智能治理运作体系,提升治理有效性;治理模糊性与法治严谨性的内在张力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制度匹配错位、部门协同难题与绩效考核困境等;新制度主义理论有助于理解中国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践逻辑,法治化、制度化能够降低治理成本,基层治理的资源约束使治理行动存在策略性执行空间,可能会加剧基层治理法治化困境。研究表明,要继续推进基层简约高效治理体制的构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协同整合作用,优化基层考核激励机制,推动基层治理秩序与活力的平衡。     

中美跨境会计审计冲突:根本诱因、基本表现与应对措施

中美跨境会计审计冲突为中概股企业的海外上市和跨境监管带来了现实难题，冲突背后的重大问题和深层逻辑亦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的重要研究焦点。构建中美跨境会计审计冲突的系统研究架构，应遵循“根本诱因—基本表现—应对措施”这一逻辑主线。冲突的根本诱因源于主权原则与国家安全观的分歧，受到文化背景、法律制度差异、市场发展水平差距以及系列“中概股”财务信息质量问题等要素共同作用的影响。冲突的基本表现则体现在信息披露问题及跨境监管上，前者聚焦于审计底稿披露和数据安全问题，后者关注中美跨境监管的执法障碍及跨境监管的合作困境。冲突的应对措施则主要围绕“合作”与“提升”两个视域展开。“合作”主要关注未来中国能否更大程度融入多边监管合作体系以及完善中美双边监管合作框架，“提升”则更多从中国资本市场自身发展出发，强调提升自身的监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