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构建公共外交体系的路径、成效及困境

近年来,公众舆论对国家政治决策的影响力不断增加,各国政府普遍开始重视公共外交。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为公共外交提供了理论支撑,积极加强公共外交也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路径之一。战后日本采取的公共外交诸举措,赢得了海外民众对其的认可和好感,成为有效凝聚新的国家认同的有效手段,并对塑造国家形象与提升国家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交媒体与公共外交2.0——以美国的社交媒体公共外交实践为例

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公开性、对话性、参与性及连通性等传播优势使之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媒介,其提供的媒介情境也将公共外交带入2.0阶段。社交媒体使公共外交具有范围更广、针对性更强、便于收集他国舆情、易与他国民众形成准社会互动等特性。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基于社交媒体的公共外交,通过发布战略规划、完善组织构架、推广网络信息技术、开设社交媒体主页等方式促进其公共外交活动。美国的社交媒体公共外交主要采用通过"中区行为"吸引关注、从上层和下层两方面进行议程设置以及组织多种活动使网友在线上和线下共同参与等策略,其实践经验对中国的公共外交工作具有借鉴作用。     

右翼民粹主义动员的“后真相”状态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民粹主义动员充斥着错话和谎言,一些民众虽然因此自身利益受损却仍继续响应民粹主义动员。这一现象与民粹主义动员导致的"后真相"状态有关。"后真相"状态意味着与诉诸客观事实相比,政治行为体通过诉诸民众情感和信念可以发挥更好的民众动员效果。民粹主义动员的目标是推动民意二元对立。在民意对立局面下,"后真相"状态随之产生,道德批判则推动"后真相"状态的固化。特朗普政府呈现比较明显的动员能力强、治理能力弱的特点,得益于右翼民粹主义动员推动形成的"后真相"状态,他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失败并没有影响其支持率,反而利用新冠疫情防控话语推动美国民意围绕疫情防控形成新的两极对立,进一步固化了美国政党竞争的"后真相"状态。在特朗普民粹动员效果的示范效应下,民主党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的策略也呈现了一定的民粹动员特点,利用种族问题开展了大规模民众动员,开启了美国两党政治全面民粹动员竞争的序幕。     

网络外交:美国公共外交的一件新式武器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网络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公共外交形式,它改变了人们对主权、权力的传统认识,给国际关系带来了复合性的影响。网络外交已发展成为美国施展公共外交的一件新式武器,美国政府极力谋求通过网络外交去影响和引导外国公众,欲在提升其外交软实力的同时实现其外交硬目标,旨在展现其"巧实力"进而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如果美国政府不认真反思并彻底摈弃其霸权主义思维与单边主义行径,网络外交也势将难以发挥其能动的公共外交效用。     

“后真相”时代的真相建构——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后真相"时代放大了反转新闻、"信息茧房"和公众情绪传播的效应,加剧了专业新闻业的危机。究其原因,在于主流媒体的新闻生产逻辑已不再是建构真相的唯一权威,受众对情感认同的需求超过了对事实的需求。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视角,结合全球新闻业最新数据,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作为"行动者"的事实核查机构与社交媒体正同专业新闻媒体争夺真相"代理人"的地位。将新闻生产的准绳从强调"客观性"的价值层面下降到强调"透明性"的操作层面是主流媒体与其他行动者博弈的最后手段。公众的主体性在多元角力中得以彰显,新闻真相存在于行动者网络的动态"转译"中。     

公众舆论与美国对外决策的互动关系——以伊拉克战争为例

研究美国国内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的互动,不仅可以看出公众舆论是如何发挥影响的,影响程度如何;更重要的是可以发现政府如何利用媒体优势影响和操控公众舆论,从而为自己的对外政策服务。本文主要论述伊拉克战争前后公众舆论与美国政府决策间的互动关系,解析在对伊政策问题上,政府对民意的重视和引导,以及公众舆论对政府决策的约束和调节。     

公众舆论嵌入国家外交的理论演绎与现实张力

公众舆论对国家外交活动的影响,一直是国际政治学和传播学等学科探讨的焦点议题之一,并形成了不同的舆论观念和研究范式。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主流学派,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公众舆论嵌入国家外交的理念分野,便是其中代表。自由主义把人的自由和权利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认为国家的外交活动应当尊重并顺从公众的意见,积极吸纳公众的参与;现实主义更加关注权力和利益的作用,认为公众对国际事务"无知""冲动"和"少见多怪",在国家对外活动中经常"帮倒忙",所以国家要努力规避公众舆论介入外交活动的风险,尽量减少干预。从实践层面观之,国际话语生产的现实逻辑及自媒体时代宏大叙事的吸睛能力式微等因素,亦使得公众舆论与国家外交的"亲密联姻"充满着现实张力,值得深入研究。     

“特朗普主义”：内涵、缘起与评价

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特朗普对美国对外政策传统进行了众多变革和颠覆,美国自身和国际社会都受到了巨大冲击。在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被各种词汇不断"标签化"的背后,弄清何种"主义"支撑和指导着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明确此种"主义"成型的原因、研判其自身的局限和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成为各界讨论的热点。本文通过对特朗普政府执政三年多发布的官方文件及其实际战略作为进行剖析,认为"特朗普主义"具有如下基本内涵:大国竞争的基本战略判断、美国优先的具体政策指针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单边主义与强制主义外交风格。此外,由于复杂的国内政治因素影响,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原则还体现出"铁锈带优先"和"白人优先"两项特点。国际格局的持续变化,政党政治和社会主流认知变迁等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与特朗普个人特质的综合作用是"特朗普主义"最终成型的原因。"特朗普主义"除对国际秩序造成诸多负面冲击外,对中美关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本身受到美国内部的广泛批评。     

民主的悖论:公共舆论与美国外交决策

公共舆论对美国外交决策没有显著的影响。美国外交的这一反民主特性有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原因:在公众需求方面,大多数公众既对外交事务不感兴趣,也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结果很容易受到领袖政治倾向的影响;在政治供给方面,美国公众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危机决策和许多安全性非危机决策之外。不仅如此,政治家还通过控制信息来源来左右公众舆论,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政党和选举制度决定了政治家并不需要所有选民的支持。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媒体角色

民主的良好运转离不开民众对信息的掌握,而新闻媒体则是民众获得当前所发生的重要事情以及政府行为的重要途径。由于内政与外交决策的不同,新闻媒体在信息沟通过程中分别扮演相异的角色。美国国内问题与外交问题的决策是两种不同的机制,国内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到各个行为体的利益,媒体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坚持与政府不同的立场,而外交政策的关注点是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政府和公众容易达成共识,不同立场的媒体也容易达成共识。美国媒体在报道国际新闻时注重轰动效应,比较简单化与片面化,且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相符,媒体对国际新闻报道的特性就是与国家的对外政策保持一致。美国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报道倾向于展现一个两极分明的世界,对国外所发生的灾难、矛盾冲突和流血战争的关注,其实是对国内政权的一种肯定和宣传,人们对来自骚乱的国外世界的恐惧更加坚定了人们对承诺稳定和秩序的国内政权的支持和期望。美国外交政策中,政府主导而非控制信息沟通过程,总统在外交决策中拥有绝对权力,政府是媒体的主要消息来源,媒体追求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媒体是非决定性的重要的决策参与者、公众舆论作用有限但是必不可少的支持者。     

特朗普通俄? 美国大选上演“窃听风云”

正2017年3月22日下午,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来自加州的共和党籍议员德文·努涅斯从白宫出来,对守候在那里的媒体宣布,他刚刚通报总统,在特朗普竞选期间,美国情报机构在监听外国活动的过程中,"偶然"地搜集到了特朗普团队中的一些谈话,其中甚至可能包括特朗普本人的通话。不过努涅斯强调说,政府的     

当前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的不足与应对

公共外交是由政府主导,通过对话沟通、媒体传播、文化交流等互动形式赢得国外公众认同与支持的外交活动。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有利于消弭＂中国威胁论＂,提升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新形象;拉动文化产业发展,促进国家经济繁荣。然而,现阶段的中国公共外交存在缺乏统筹规划、政府角色过浓、公共外交学理分析不够等问题。夯实战略规划与统筹协调,淡化政府角色,推进理论支持与科学论证,挖掘公共外交人才,强化公共外交客体研究和巧借海外大众传媒发音是推进中国公共外交进一步发展的有效选择。     

浅议食品安全事件中和谐舆论的构建

和谐舆论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舆论监督是媒体的基本权力之一,同时,构建和谐舆论也是媒体的社会责任。在近年来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媒体通过议程设置,构建“公共领域”,从而引导舆论。食品安全事件中,和谐舆论的构建需要媒体、政府、商家与公众共同努力。     

特朗普政府东南亚政策的调整

奥巴马政府提出"再平衡"政策,将东南亚地区作为政策实施的支点,对该地区的关注在美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美国-东南亚关系由此获得大幅提升。特朗普就任以来,美国聚焦大国竞争,忽视东南亚地区;对外战略中坚持"美国优先",在对东南亚外交中多以自身关切议题为导向;多边主义在美国东南亚政策中被弱化,偏爱双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以修复与泰国、菲律宾的盟友关系及打造支点国家为重点;在军事领域,美国以更大热情介入东南亚地区。区别于奥巴马时期低调处理民主、人权议题,特朗普政府内部官员在总统本人不热衷这一议题的情况下,依旧没有放松对东南亚国家民主、人权状况的审查。政策上的诸多调整导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可信度下降,经济和外交中弱化的多边主义限制美国-东南亚互动空间,而不断强化的军事存在反而使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化。即便"印太战略"突出东南亚国家和东盟的重要性,但未来美国东南亚政策是否能真正体现这种重要性值得关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东南亚关系很难再重现奥巴马时期的"热闹"景象,这为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战略空间。     

融媒时代青岛公共舆论引领方式创新研究——以《青岛早报》“催泪红包”正能量传播为例

媒体融合时代公共舆论的引领方式出现了诸多变革。以《青岛早报》"催泪红包"报道为例对融媒时代舆论传播的新特点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融媒时代舆论传播更加迅疾,引导舆论发展的媒体场更加多元,社交媒体的舆论领袖影响力日益显著。结合当下公共舆论传播的现状和难点,青岛主流媒体应从理念、策划、内容和形式方面进行改革创新,以助推公共舆论的正能量传播。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公开与和谐舆论构建——以"松花江水污染"与"牡丹江不明絮状悬浮物"事件为例

突发公共事件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影响,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和谐舆论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信息公开滞后会导致舆论失控,此时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得到凸显。因此,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政府、媒体与公众进行信息互动,进而构建和谐舆论就显得非常重要。     

“第五种权力”：美国思想库与对华政策

作为美国政治体系中继立法、行政、司法及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美国的思想库一直在政府内政外交决策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本文从历史视角分析了美国思想库在对华决策中的角色及其不同流派的对华政策立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开展对美国思想库的公共外交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     

公共新闻:政策议程、媒体议程、公众议程之间的平衡杠杆

公共新闻是美国新闻界出现的新闻现象和新闻改革运动,是对传统观念的革新与颠覆,对媒体、政府、公众三者关系的重新定位,更多体现了公众作为社会主体的属性。公共新闻是在西方一定的社会条件、新闻困境和理论支撑下孕育出来的,引介到国内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条件。中国媒体运用公共新闻可以构筑信息交流和观点评论的平台,引导舆论,进行议程设置,使政策议程、媒体议程、公众议程三者达到互动平衡。     

新媒体语境下“中国梦”的语义网分析

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社交网络作为一种自媒体,一时间成为草根大众发声的渠道和讨论的公共平台。由政府主导传播的价值观,也在社交网络中被传播和解读。本文拟从不同舆论场的角度出发,用词频分析、语义网分析的方法,剖析“中国梦”这一概念在网络语境下被媒体和大众解读的情况,以及在传播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社交媒体与特朗普的崛起

2016年美国大选过程充满曲折,结果引发全球热议。未曾有过从政经验的特朗普最终赢得了大选,这其中社交媒体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文章从社交媒体与政治传播的关系开始阐述,从宏观到微观分析了一些政治事件以及美国大选如何对社交媒体进行运用。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列举了特朗普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互联网环境下的社交媒体在成就特朗普的崛起中所发挥的作用,互联网文化的属性以及相关科技的应用都是特朗普现象背后的相关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