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乐府诗的界定与分类

由于历史、文化、审美等多方面的原因,宋、辽、金、元、明、清六朝的“唐后乐府诗”,与传统的“汉唐乐府诗”相比,具有明显的质的变化与不同。从立题名篇的角度来看,唐后乐府诗可分为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新题乐府系由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等所构成,应对各自的界定与类别特点进行甄别与考察。研究唐后乐府诗,不能以研究汉唐乐府诗的眼光进行审视。日本学人松浦久友提出的“非乐府歌行”说,与唐后乐府诗的实况严重不符,不能用以界定唐后的“乐府歌行”。     

歌行体之范围及选材与命意

“歌行”有广、狭二义。广义之歌行泛指唐以前以“歌行”或“歌”、“行”命题的乐府诗,故可连称乐府歌行。狭义之歌行又称七言歌行,特指唐代及以后文人按照乐府诗的风格创作的,具有和传统乐府相似的诗题,但又不用乐府古题的七言或兼有七言句的杂言古体诗,它是由古乐府发展而来的一种诗体。“选材豪劲,命意深远”是歌行体在题材及思想内容方面的特征。忧国忧民是歌行体经常表现的主题。对宇宙人生的理性思考是歌行体的另一主题。     

论歌行与乐府的关系——以《文苑英华》为研究重点

歌行与乐府的关系既密切而又复杂。《文苑英华》中20卷歌行主要为新题乐府,20卷乐府主要为旧题乐府。这一事实表明,《文苑英华》中歌行与乐府,是同一家庭中的两位重要成员。清人冯班“歌行者,乐府之名也”的认识,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宋人的乐府观与乐府诗创作——前者以宋人三部总集为例

姚铉《唐文粹》、李昉等《文苑英华》、郭茂倩《乐府诗集》三部宋人总集,均对汉唐乐府进行了关注,其中尤以《乐府诗集》共12大类5205首乐府诗之量,而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但三部总集在对唐人乐府诗的收录方面,却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表明姚铉、李?、郭茂倩等人对于"乐府"的认识并非一致,更有甚者是模糊不清。宋代的乐府诗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新题乐府又有即事类乐府、宫词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之分。宋代诗人创作乐府诗不在其乐府诗题中冠"乐府"或"新乐府"字样者,既与其没有这种创作习惯相关,又与受李?等人于《文苑英华》中之模糊不清的乐府认识有着一定联系。而此,即构成了宋代乐府诗的一种特殊性。宋代的乐府诗还具有可配乐而唱的特点。     

元好问的乐府诗创作

金代诗人元好问的乐府诗,因数量众多,质量上乘,成就突出,影响深远,而成为了唐后乐府史上的一座高标。元好问的乐府诗,主要为"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且以"丧乱乐府"、"农村乐府"、"都城乐府"三大系列最具代表性。紧扣时代脉搏与鲜明的时代特征,构成了元好问乐府诗最明显也是最突出的特点。元好问以其不断的艺术实践,对自唐代白居易等人以来的新题乐府之题由"即事"类一变而为"歌行"类,其此举不仅结束了"即事"类诗题在制题上无规律性可言的局面,而且还增强了诗题的乐府性与音乐性。     

亦真亦幻魅力无穷--浅析《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白居易的叙事诗可以分为乐府和歌行两类。乐府叙事诗短小朴实,但证实性较强,所写之事多是作为问题的例证出现的。而以《长恨歌》为代表的歌行体叙事诗则更成熟、更典范。它不仅继承了先秦、汉魏以来叙事诗的艺术传统,而且吸取了初唐以来七言歌行的长处,从表现手法的灵活多变,叙事的委婉动人,情节的曲折离奇,结构的完整严谨,人物的形神兼备,语言的顺畅和谐等方面体现出了长诗所取得的高度艺术成     

杨维桢与铁崖古乐府——兼与李白古乐府比论

古乐府是乐府诗史上最悠久的一种乐府诗,自唐代始,历代均有所发展与变化。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的数量之多,创作之富,均盛况空前,无人可比。杨维桢的“古乐府”,是一种广义的古乐府,即其除以先唐旧题创作的旧题乐府外,主要为自创新题的歌行类乐府以及竹枝类乐府等。诗本情性、袭用唐人新题、用吴才老韵,是铁崖古乐府内涵特征的具体表现。在宗唐复古方面,杨维桢以师学李白其人其作为能事,故二人的诗歌主张、人格精神等均较为近似,因之,其“古乐府”在风格、气韵等方面,受李白乐府诗特别是古乐府的影响较为明显。     

论鲍照乐府诗的新变与贡献——兼及“歌行体”与七言歌行诸问题

鲍照是先唐乐府诗史上最具开创性的一位诗人。“拟”“代”旧乐府而独出机杼,确立与完善七言歌行之一途,并致力于对江南流行乐府诗的创作,是鲍照及其乐府诗表现在新变方面最为鲜明的特点。其中,尤以对七言歌行的确立与完善而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正因此,鲍照乃获得了“乐府第一手”的美誉。     

《文苑英华》歌行体性辨——唐歌行诗体论之二

自《文苑英华》专立“歌行”一门,歌行作为诗体的地位方算正式确立.《英华》选录的歌行作品与乐府诗有明显的承续关系,而严乐府与歌行之辨则是《英华》划分诗体的基本原则.《英华》通过选录作品对歌行体制作了初步界定,但也存在选录失当的弊病.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乐府传统

在中国古代叙事诗歌中,诗经传统和乐府传统是相互影响但又互相区别的两个部分。乐府叙事诗产生自民间,更强调情节性、虚构性和娱乐化的方面。从魏晋文人拟作,到杜甫叙事歌行,再到元白作品,都是乐府叙事传统上不可或缺的环节,并对唐以后的叙事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后乐府诗与音乐的关系

兴盛于唐代白居易时期以“忧黎元”、“补时阙”为主的新乐府，虽然“可以播于乐章以歌曲”，但由于其内容不符合唐廷“新词”的标准，故其实“未尝被于声”。这一实况的存在，是导致唐后特别是两宋以关注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的乐府诗全然不能“歌曲”的最根本性原因。而另一方面，由于“乐府音节，自宋已失传”的实况，使得唐后其它类别乐府诗的入乐也大都无乐谱可凭藉。但唐后的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宫词类乐府，却都是可配乐而唱的。这些乐府诗之所以可入乐者，主要是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以里曲代为，二是创制新曲，三是套用其它曲调。     

论王维的乐府诗

王维现存乐府诗共103首,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在这两大类乐府诗中,又有古体乐府与近体乐府之别。王维的古体乐府,以五古、骚体与七言歌行最具代表;其近体乐府的体式之多与数量之众,连“诗圣”杜甫也难以与之并论。从新题乐府的角度而言,王维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创作新题乐府的诗人,并对杜甫、元结、元稹、白居易等人产生着较为直接的影响。王维乐府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大都属于“乐章”的范畴,即能入乐歌唱而成为歌诗。     

唐代叙事诗繁荣探微

唐代叙事诗的繁荣实质是乐府诗兴盛的结果,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量诗人创作了为数众多的经典乐府叙事诗。在中唐由白居易、元稹提倡,一大批优秀诗人积极参与,形成了乐府诗创作的高潮--新乐府运动。唐代乐府诗作多以反映社会现实的叙事诗为主。唐代诗文对六朝文风的反拨、向汉魏风骨学习的复古文学思潮以及歌行体的完善促进了乐府叙事诗的繁荣。     

从“邯郸学步”到“飘然不群”——李白学习《文选》诗赋的成功经验探源

《文选》在唐代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文人对它的模拟学习上。通过分类编年地微观考察李白赋、古风、乐府歌行与《文选》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模拟是李白学作诗文的终南捷径,从学习模用前人的辞藻、成句、事类到文章体式,经历了一个从早期"邯郸学步"到成熟后"飘然不群"的过程。     

初唐诗人的诗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原是乐府旧体。据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卷四十七引《唐书·乐志》,此为陈后主所作艳曲。属清商曲辞的吴声歌曲。陈后主所作今已不传,流传下来最早的是隋炀帝的两首,五言四句。唐代张子容有二首为五言六句。他们都没有扩展成长篇歌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洗六朝余风,展拓为七言三十六旬的长篇七古歌行。晚唐     

高适古体诗用韵考

唐代边塞诗经历了由初唐四杰时代的长篇边塞诗,到盛唐初期三王开元时代的短篇乐府边塞诗,再到盛唐中后期高岑的七言歌行式的长篇边塞诗的转型。高适的歌行边塞诗,正是这种转型的关键。高适现存古体诗148首中,多用七言古诗,用韵较宽,多用古风歌行,一首诗中常出现换韵,换韵方式多种多样,换韵的第一句大多押韵,邻韵之间同用的情况较多。     

关于唐诗的几个概念

长期以来,在唐诗的教学和研究中,有一些概念一直没有被弄清。这里仅列举了＂古体＂、＂近体＂、＂乐府＂、＂歌行＂以及＂新乐府＂五个概念并加以梳理考证,力求弄清其来龙去脉,纠正一些不正确的看法。     

辽金时期的乐府诗述论

在辽、金227年的文学史上,乐府诗创作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种文学现象。辽、金的乐府诗创作,不仅相当繁荣发达,而且成就也堪值称道,其中如萧观音、刘迎、王郁等诗人的乐府诗,就都是这一时期的精品之作。而金代乐府诗因为有元好问这样的文学大家参与,就显得更为引人注目。以歌行类乐府为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大都可配乐而唱,是辽、金乐府诗所表现出来的突出的特点。     

浅析汉代“乐府歌行”的萌芽期与形成期

歌行类作品在唐以前就已经出现,到唐代其创作已达极盛。歌行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不同论者眼中,其有不尽相同的内涵和外延。正是因为歌行这一诗体的不确定性,推动了人们对歌行的不断探索。这些探索推动了我们对于歌行这一诗体的认识。立足于歌行创作的实践,分别从其萌芽期和形成期的创作情况来分析这一诗体的发展与演变。     

韦应物乐府歌行论略

韦应物的乐府歌行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在艺术表现上，也很有自己的个性。其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均不亚于他的五言古诗。在其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文学史家对其应作重新审视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