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状滤波器的百叶窗效应

本文介绍了梳状滤波器的工作原理，讨论了梳状滤波器工作特性不良时百叶穿效应的形成原因，提出了减免百叶窗效应的措施。     

隐元隆琦与郑成功关系新证——基于相关资料的史源学考察

隐元隆琦与郑成功关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历史公案关系禅宗史、南明史及中日关系史等相关问题,不可不辨。相关资料的史源学梳理有助于该问题的澄清。阮旻锡《海上见闻录》所记隐元东渡一事年月失序,并与张光启赴日借兵含混杂糅,只此孤例,不见他书。日本黄檗山所藏佚名《得侍法教帖》系由郑成功授意他人代录,许钦台在隐元与郑成功之间只起媒介作用,并非书信作者;佚名信札虽非郑成功亲笔,但仍能代表其观点。两种《隐元年谱》所收甲午年东渡史事皆由其他编辑者整理而成,并非年谱所署名作者;性日谱相关条目由逸然性融刊行时增补,性派谱相关条目得到高泉性潡协修。两种年谱为征信有据而刊出,其记载得到黄檗山教团一致认可,皆有实录价值;隐元厦门之行,除了借船东渡外,另一重要目的在会晤郑成功。年谱考异是隐元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     

《新安志》的史源考察

在现存的宋代方志中,徽州人罗愿编纂的《新安志》因其"叙述简括,引据亦极典",被认为是宋代方志的典范之作。《新安志》的史料来源主要包括诗文、计簿、正史国典、旧图经、地理书、杂家稗说、故老所传与金石之文等,其中计簿、正史国典与旧图经、地理书是基础史料,而诗文、故老所传、金石之文等则是辅助史料。罗愿在编纂过程中能够合理区分并善于使用各种文本,从而实现了"上下千载间,博采详摭,论正得失,皆有据依"。《新安志》继承了前代图经的传统,并确立了后世志书编纂的基本原则,是中国方志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陈垣与史源学及《日知录》研究——《日知录校注》编者前言

《日知录》在引用资料时一般既不注卷数,也不注起止,引文与顾炎武自己的文字混淆不分。通行的《日知录集释》非但没有区分顾氏原文与引文,而且进一步混淆了《日知录》所引书的注文与顾氏自注。陈垣《日知录校注》将《日知录》所引之文一一找出或核实其出处,注出书名、卷数或篇名,标明起止,还对各种版本及抄本《日知录》进行了校勘。该书不但能帮助读者正确认识《日知录》,它所揭示的史源学和考证方法,也富有启发意义。     

论钱谦益传状文“以史为文”的写作特色

钱谦益在史学领域的杰出造诣必然影响其传状文的写作,使其传状文表现出鲜明的"以史为文"的写作特色.不仅"为人写史",也"为史写人";强调实录的写作原则,钱氏较多选择道德典范人物,在坚持传状文"以事写人"的基本模式的同时,吸收"借人写事"的优长,注重史料的记录;为传记更有效地记载历史做出探索与尝试.     

陈垣与史源学及《日知录》研究——《日知录校注》编者前言

《日知录》在引用资料时一般既不注卷数,也不注起止,引文与顾炎武自己的文字混淆不分。通行的《日知录集释》非但没有区分顾氏原文与引文,而且进一步混淆了《日知录》所引书的注文与顾氏自注。陈垣《日知录校注》将《日知录》所引之文一一找出或核实其出处,注出书名、卷数或篇名,标明起止,还对各种版本及抄本《日知录》进行了校勘。该书不但能帮助读者正确认识《日知录》,它所揭示的史源学和考证方法,也富有启发意义。     

“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谈谈史源学的学理与义例

历史文献学作为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虽然从摸索、创建到发展,已走过八十余年历程,但由于受历代学者重实践、轻理论习尚以及“术先学后”发展规律的影响,加之历史文献工作本身又有技术性、实践性较强的特点,因而历史文献学理论的总结向来不是很发达。因此,本刊特意组织了这次笔谈,就历史文献学理论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以期推动这一学科的更好的发展。     

胡安国《春秋传》的礼学观

<春秋>与礼关系密切,礼的本末、常变关系,历来是<春秋>学讨论的热点.礼有本末之分、文实之别,礼有常亦有变.胡安国的<春秋传>提出了"正身治人礼之本、威仪文辞礼之末"的思想,强调"礼以敬为本"观点.胡安国认为,礼之"本"与"实"是不可更改的"礼之常";而礼之"末"与"文"则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礼之变".在"礼之常"与"礼之变"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变而不失礼之正,则犹可矣"、"变而不越乎道之中".     

传体文的文章学传统与近代传记文学的分殊

由于清末民初西洋传记文学的传入和译介,传统传体文的文章学传统获得了新的审视和评估。从写作技巧来看,崇尚以史识拣择材料的“尚简”原则为史料的全面占有所取代,“史赞”风格演化为减少主观判断的观察者视角;在语言文字方面,传记古文的“义法”难以适应新思想新观念的表达,“活传记”在欧化语体文的基础上尝试树立白话传记的典范;在西洋自传文学的比附下,为生人作传的风气颠覆了传统史法的正则;传统传体文对文学趣味的追求,让步于历史的真实,新传记文学也由此确立了学科归属和在文史之间的坐标系。     

向道深致朱彬绳书札中的朱葆三史料考释

通过对近年公开的向道深致朱彬绳书札中的朱葆三史料进行逐一解读,把朱葆三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立足书札包含的史料信息,辅以方志、家谱、年谱、报刊等文献,分析信札的书写年代以及这期间他的社会交际、与宗族成员之间的关系。     

史料学的内容与研究史料的方法

史料学是历史学的核心内容 ,它包括分析运用史料的知识方法和对某些领域具体史料的研究。史料学的内容与历史学的方法有四点相同 ,与历史文献学也有相近之处。这是历史学的知识方法的普遍意义的表现。阅读和鉴定史料是史料学的中心环节。历史学是一种知识 ,又是一种意识 ,还是一种价值。史学研究的能力是通过著作和论文体现出来的 ,而史料学的水平又是史学水平的重要表现。阅读和鉴定史料必须注意的六个问题 ,是史料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石柱”地名考

民族地区地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民族文化信息,是民族地区宝贵的文化遗产。部分地名具有深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历史文化内涵,对树立民族团结的心理基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位于武陵山区的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得名于北宋时期记载民族盟誓所建造的“天圣石柱”和“成平石柱”,是民族平等团结的活化石,其所承载的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的目标以及和谐处理民族关系的准则,奠定了民族团结的基石,维护了石柱自治县民族关系长期的稳定,对促进武陵山区土家族地区的稳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民族地区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朱熹君权制约论的历史性考察

君权制约问题与君主集权相伴而生。中国封建社会君权制约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道德规劝,一是灾异谴告。朱熹"理欲二分"、"以理制欲"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制约君权,这是朱熹在宋代君权进一步集中的社会背景下对传统"道德规劝"和"灾异谴告"君权制约理论的继承、综合与升华。     

作为媒介的史料

从媒介理论的角度,任何史料,都是一种媒介。这不仅表明它必须存在于一定的载体之中,并且具有自己的体制制度、运作方式和性质功能。这不仅规定了史料的记述方式、目的和存取方式,而且对史家的选用采纳也设置了边界。作为媒介的史料,就是历史的一种制作,寓含着其特性、时人与事件、与其他媒介的关系,具有自己的历史,同时又开拓出不同的历史"现实",创造出各自的"传媒性"感知。它们互相纠缠勾连,却不能用一个尺度规定它们的质量,从而消解其存在形式和运作方式。从媒介的视角出发,一方面可以改变以往只是以内容为据的史料观念,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树形"的历史书写惯习中转移到"根茎"型思维模式,更多地关注不同史料媒介关于历史的不同拓展、生长和并置。     

论朱熹哲学的世界历史意义

朱熹哲学的世界历史地位,唯有从其欧洲主流哲学的楔入和影响中方能体现,在朱熹时代的中欧哲学大势中,唯有托马斯·阿奎那的历史地位与之相当,而在17至18世纪欧洲的几种哲学新论中也不难发现朱熹哲学影响的鲜明痕迹。此外,朱熹哲学还成为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文化背景中重要的思想来源和资料。     

朱光潜后期美学的历史地位

朱光潜后期美学同时具有认识论美学与实践美学特征,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从认识论美学向实践美学过渡的历史轨迹,是这一演变的中介形态,它具有哲学美学、认识论美学、实践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等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之共性,同时又在美学学科意识和审美主体论两个方面显示出强烈的学术个性。由于时代的制约,朱光潜先生未能建立起一个较为完备的美学理论体系,但是,这一理论在认识论美学与实践美学两个方面均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朱元璋法律思想探析

法律思想的形成是离不开政治斗争和法律实践活动的。统治阶级运用法律这个工具来实现对社会和国家的统治和管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创立、巩固新政权的过程中 ,十分重视封建法制的建设与实践。并在长期的政治斗争和法律实践活动中 ,形成了自己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思想。该思想成为明初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虽有偏颇之处 ,但对明初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陈云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陈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转折时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如抗日战争时期,他提出了干部队伍革命化的思想;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提出了干部队伍专业化的思想;改革开放时期,他提出了干部队伍年轻化的思想.他的上述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