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与赠序文体

赠序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一种文体,包括赠别序、字说序、寿序三种类型,源起于古代赠人以言,兴盛于唐代,字说、贺寿类别体则出现于宋明时期。赠序体类的确立以姚鼐《古文辞类纂》分类序目为标志。桐城派文人追尊姚鼐,溯源辨体,逐渐划定赠序体类的界限;通过文章总集选文定编,确立赠序文章典范;通过评点与文话,总结赠序及文章的读法与写法。总之,桐城派对赠序体类的关注与研究,对回归原典的文章学研究不无裨益。     

《张中丞传后叙》文体辨析

针对学术界关于韩愈散文《张中丞传后叙》文体的5种看法,分析论证了《张中丞传后叙》的文体不应属于碑志祭文、传记文或跋,归于序跋类文章也过于笼统。通过与韩文中跋文的比较研究,确认《张中丞传后叙》的文体应该是序。     

桐城文派一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曙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析论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是曾国藩改造桐城、中兴桐城之始。它师法《古文辞类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古文选录的时空跨度与文体构架方面,曾国藩都表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扩宽了桐城堂庑。收录辞赋,超越方苞《古文约选》桎梏;垂爱骈文,突破姚鼐《古文辞类纂》樊篱;别树一帜,添增“叙记”与“典志”,使史传文与经世文纳入选编范畴。《经史百家杂钞》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突破一宗唐宋的桐城派文统,使桐城古文从狭小胡同迈向康庄大道。     

中国古典文学的尊体与破体

中国古典文学的文体大体上可以分为文学性的、非文学性的和两可性的三大类。文学类指诗歌、小说、戏剧以及辞赋、赠序、杂记、哀祭、楹联等非文学类文体包括诏令、奏议、公牍、祈祷等应用文体,两可性文体指书启、序跋、论说、箴铭、颂赞、传状、碑志等类。从文学、非文学角度划分文体类别是可能的,但不是绝对的。任何非文学文体都含有不少文学名篇,任何文学类文体也非篇篇都是文学作品。实际上任何文体都是两可的,都可能有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决定其是否属于文学,是作品本身,而不是文体。正体与变体是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出现的,而破体则是为求变求新而有意为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应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客观实际出发,不能照搬西方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定义。如果只有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才算文学,恐怕会得出中国古代无文学,有也少得可怜的结论。     

苏轼散文体制创新管窥——苏轼散文文体形态论之一

体制是文体形态的四大构成要素之一,苏轼散文按其体制可分为辞赋、论说传状碑志、尺牍、奏议公文、箴铭颂赞、序跋、杂记八大类,其中辞赋、论说、题跋、尺牍、杂记五类体制创新最为突出,即努力突破已有的写作规范,破体为文,进一步开拓散文写作的新天地。苏轼散文体制创新一者源于他“出新意于法度之外”的创新精神,二者与他“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创作思想紧密相关。     

序文之体与古今嬗变

序是中国古老文体之一,它依附或并列于典籍、文章、地图等之前或之后,旨在说明与该文本相关的任何内容,在自由中又讲究行文次第的文体。序文在发展中逐渐繁衍流变。一是具有依附性的序文,内容多为述篇章之所作,言内容之次第。这其中有书序、文序、诗序、杂序等四大类。二是具有独立性的序文,内容多为叙事件之缘起,抒情绪之所蕴。主要有游宴序、赠序等。其中,赠序在发展的过程中,文人们又进一步将其文体功能扩充,这便产生了名字序与寿序。     

墓志与赠序：韩愈文体创造的范例

［摘要］韩柳古文运动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创造了一些可供后人遵从的文体范例,墓志与赠序就是其中突出的两种。墓志本是一种刻于墓碑上的类于行状的程式性文体,韩愈将它改造成了随心所欲,同时以墓主性情为中心的文章。这一改造堪与司马迁列传相提并论。赠序原是诗赋正文前的小引,内容以表达欣赏羡慕之谊、抒发离情别绪之感为主,形式以齐整美丽为务。韩愈不但让赠序从诗赋的附庸中独立了出来,在内容上也打破了情景叙写或离情别绪的惯例,将它变作了可长可短、能叙能议、有理有情、形态灵活,具有强大表现力的新型文体。     

《文章源流》与清末民国时期的文体学研究

高步瀛的《文章源流》是一部效仿《文心雕龙》而作的文体学著作.此书不仅吸收了自挚虞、刘勰、吴讷、徐师曾、姚鼐、曾国藩等以来的文体学观念,而且在此基础上又有新变.将曾氏三门十一类的文体类别,变更为“论议门”“记载门”“词章门”涵盖下的十六类文体.其中,传注类文体的独立,显示出独到的文体视角.在具体的文体阐释中,融合了传统的“序题”“序目”形式,构建出新的解说方式.体例上,注疏、考证与批评兼备的著述方式亦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清末民国新的时代与学术思潮下,此书对古文文体的研究极具意义与价值.     

《文心雕龙》与《文选》“论”体评录小议

比较《文心雕龙》与《文选》对论体的评录,二者同中有异。从论之名义而言,刘勰与萧统均能认识到论体析理的特质,但刘勰受其浓厚的宗经思想影响,将经论相提,以述经叙理为论,并突出伦理的内涵,实不符合论体文的实际。关于论之为文体制,刘勰提出"义贵圆通,辞忌枝碎"的总体要求,又拈出论体写作需要规避的嘲戏辞费、巧辞曲论等毛病,准确而具体。萧统亦强调论体文重在析理,要做到论述周密和文辞精当。从论体品类而言,刘勰将论体按题材析为议说哲理、训释经义、辨析政史、铨评文辞四类,涵盖广泛。萧统则分列"设论"、"史论"、"论"三类。其"论"体所选基本不出刘勰所析之四大类,仅缺训释经义之论而增针砭风俗之论。萧统将"史论"与"论"分列的做法,并不可取。在直面文坛出现"设论"专集的基础上,萧统将"设论"与"对问"、"论"分列,既符合"设论"创作之实际,又能突显"设论"既通于"论"又假设问答以明志之特质,这一做法得到后人的认同。在论体佳作的选录上,《文心雕龙》与《文选》选篇相同者较少。刘勰选篇注重辨析源流,体现出崇古的倾向,而萧统则多选辞义精美之作,具有强调词采、重视近代的倾向。刘勰选文反映出对玄学论文的偏好,体现了魏晋时期谈玄之论占据主流的事实,而萧统选文内容丰富,贴近生活,尤重具有政治教化意义之论。     

班固《尚书》学研究

班固《尚书》学承师渊源颇为纷杂,但其家学当远承之班伯.班固集西汉《尚书》学以“洪范五行”察变之大成,对后世《书》教传统影响巨大.其撰《汉书·叙传》及其论纪、表、志、传之所以作,体式仿《书序》.班固推尊《尚书》为信史,曾作《典引》一篇以续《尧典》.班固所撰《汉书》称引《尚书》今古文兼采,较好地体现了东汉《书》教传统兼通的特色.     

《文心雕龙》的文章分类学"系统论"

《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其对南北朝及以前的重要文学作品和文章做了系统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从学术传承的角度上看,刘勰吸收了挚虞等前人"文体论"的学术成果,继承了向、歆、班固的"目录学"思想;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文心雕龙》以文章分类学和文体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以"圣言"为第一层次,以经书、纬书、骚体为第二层次,以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等二十余种文类文体为第三层次的"金字塔"式分类系统;从方法论上看,其通过"以本统末"、体用合一的"体用论"等研究方法揭示各类文类文体生成、发展、流变的内在机制.     

“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平议

余嘉锡《古书通例》提出“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其学理依据在于诸子与文集在著述形态上的相似,后世文集中的诸多文体亦可溯源至诸子。晚近的目录学家根据今存西汉子书中的各体文章、《汉书》的相关记载,将现存的西汉文章视作其作者已佚子书的篇目。武帝朝之后,子书数量锐减的同时,其撰述意图和文体体制决定了子书已经难以容纳作者的单篇文章;结合王充《论衡》中将“上书奏记”区别于诸子的论述,可知在汉人观念中,“诸子之文”和后世“文集之文”乃不同性质的著述。大部分秦汉诸子在六朝时期亡佚,而六朝人为作者重编的文集著录于《隋书·经籍志》集部,暗示了中古时代存在一个文集“取代”子书的历程,亦是诸子与文集兴替的又一表征。     

论《尚书·尧典》之生成及其文体功能

最初的“典”体生成于殷人的贡典制度,主要是书写对祖先神灵的祝告之辞和先王先妣的祀谱和庙号。周人将礼乐法度上升到了“典”的神圣地位,并将先王先公有教益和借鉴意义的话语也称之为“典”。而《尧典》是春秋时人出于制度的焦虑,为王者未来的实践行为建构的一部理想性的行政法典,体现出了迥异于商周其它“典”体的叙事性文体特征。     

史部类目的变与不变——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

四部分类法自《隋书·经籍志》确立后,官簿私录,多所沿袭,少有变更,这种状况,可以从史部类目中得到反映。后世目录分类之发展,《隋书·经籍志》史部十三类基本上是被继承了的、,即变化甚微或无所变化,后来又新增章奏、岁时、诏令等类目,其原因盖与某类书的数量及目录学家的看法紧密相关。     

《艺文类聚》与《文选》诗歌分类之比较

《艺文类聚》基本继承了《文选》＂以类相分＂的诗歌分类方式,但在诗歌类目的处理、诗歌类文体的排序、诗歌的立类选文等方面,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以“序”为“记”与由“体”及“用”——《古文辞类纂》柳宗元序文归类辨

柳宗元以“序”名篇之《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序饮》《序棋》,历代分体编录的别集与总集多归入“序”体,《古文辞类纂》将其归为“杂记类”。从文体自身流变看,叙事要素的重叠使得“杂记类”这一文类与“序”体之功能趋于互渗,加之唐代古文运动对传统文体的革新,导致了文体界限的混淆与模糊。从编者的立类标准看,历代别集与总集编排作品多关注文体本身的嬗变,姚鼐则更侧重于具体文章承载的价值功用,柳氏三文的归类差异主要表现为“体”“用”之辨。纵观古代文学创作及文体分类历程,名同而实异的分类现象并非个案,只有深度剖析文体形态与流变过程,充分体认部分文体兼有他类文体的功能特征,才能更好地把握文体的归属问题。     

先秦诸子文献的类型与文体变迁——以《论语》类文献为考察中心

文学史家通常将先秦诸子文献划分为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三种类型,认为它们沿着“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方向之演进。这种归纳整体上指出先秦诸子文体的发展历程,然而新材料为先秦诸子文体的具体演进带来新的认识。《论语》载录的主要是孔子的言论及其行为,但孔子的言论、行为还散见于《论语》之外的其它文献,这些文献可视为《论语》类文献。《论语》文本的真正特征在于言、行两录,其中记行文本的分量少,记言则占据主要地位,其记言文本又包括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三种形态,但除事语体外很少长篇大论。《论语》类文献一方面继承《论语》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这些形态,但又有所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语录体向长篇大论演进;二是语录体向专论体演进。《论语》类文献表明先秦诸子文体的类型是复杂的,其演进路径也是多元的,所谓三阶段说的直线式演进思路显然遮蔽了诸子文体多元演进路径的真实图景。     

《文馆词林》文体分类建树与影响

《文馆词林》严谨的编纂体例为据其残本重构解析《文馆词林》文体分类提供了可操作的可能性。《文馆词林》在继承魏晋南北朝总集编纂和文体分类成果的基础上,极大的丰富了文体分类的级次体系,扩展《文选》类总集的二级分类至“文体——部——类（大）——类（小）——作品”多级分类结构;在部、类命名和分类标准上趋于统一,较之《文选》更具有体系,而其取经类书囊括宇内的“部”“类”统摄体例,亦为丰富总集文体分类方式提供示例之本。     

《考工记》与晚清工艺书写文体

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的古代工作记载经典,因其在经学上的地位和文学上的造诣,成为一类别具特色的工艺书写典范文本。近代以来,西洋机器工艺进入中国,引起国人的关注,洋务运动时期翻译了大量的西洋工艺类书刊,成为新知识的主要来源。《考工记》也成为士人认识和书写西方器艺的参照物。晚清时期"格致"成为西学的代名词,格致书院的考课最早开始涉及西方机器工艺内容,书院课艺中的工艺策问,引导士人发挥格物致知之义,比较《考工记》中的六工与西方机器工艺异同,并通过追溯《考工记》重叙本土的科技工艺制造传统,由此进一步接纳西方近代工业及其知识体系。早期中外人士合作翻译西方工艺书籍,从传统中汲取资源,又超越传统之外,奠定了近代专业化的科技文体形态。在晚清社会现实需求的推动下,传统工艺书写文章,重新焕发生机,促进了戊戌以后西学翻译话语的普及,开风气之先,对中国近代文学演进具有一定的推动意义。     

《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文用"标准

"论文叙笔"是<文心雕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体类别可以粗分为33类.本文以"文用"作为中心议题,认为它是"论文叙笔"的分类标准.首先剖析其思想基础与实践范例,其次以"论文叙笔"为例详细加以分析,最后,在"文用"的基础上讨论"论文叙笔"的次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