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力性强制规定与管理性强制规定区分标准研究

2009年5月13日生效的《合同法解释(二)》进一步完善了合同无效制度,明确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管理性强制规定的合同行为并非绝对无效,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合同行为方绝对无效。但是如何在实践中区分效力性与管理性强制规定,成为了目前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文章对此问题进行了横向的比较法研究与纵向的立法演变梳理,对目前国内的主要理论观点进行了综述与反思,并提出了对于区分效力性与管理性强制规定的设想。     

《公司法》第16条强制性质解释的误区及重构

《公司法》第16条为公司提供担保规定了“限制性”要求。当前主流裁判认为,该条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且“不具有对抗或约束第三人”的效力,据此得出了违反该条并不导致担保无效的结论。这种法律适用的思路是错误的。只有斩断《公司法》第16条与《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的联结,才能纠正公司担保效力认定问题上的法律适用错误。现有理论试图构建新的解释路径,以求摆脱适用困境。然而,新的路径,要么拘泥旧有框架,要么需付出更大的理论代价,均不足取。《公司法》第16条具有积极强制与消极强制两个方面。积极一面,以公司自治行为——章程和决议——为对象;消极一面,以排除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为担保为目的。两者均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     

《民法总则》第191条之解释论

采用法解释学方法对《民法总则》第191条进行探讨,认为性侵害之行为,按其适用法律规范的不同,可分为不构成犯罪及治安违法行为之侵权行为及与犯罪行为、治安违法行为重合之侵权行为。性侵害之权利,应为性自主权,即自然人在遵守法律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按照其意愿自主支配性行为以实现其性利益并排除他人干涉之权利。性侵害之赔偿,包括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无权处分合同效力探析——兼析《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

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认定,学界素有争论。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各国采用不同的确认方法,但总的趋势是承认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物权法确定了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我们应在此模式下合理区分无权处分合同与无权处分的物权变动效果,承认合同的债权效力,待定物权效力,以更好的指导实践,完善理论。     

论《合同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兼谈《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的功能

<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是对<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强制性规定"的限缩解释,但强制性规定中的非效力性规定向<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逃逸"可能架空该限制的意义.<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是立法者就认定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的事项对司法者的概括授权.<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是对该概括授权的行使路径的说明,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因欠缺但书规定而导致的功能减损.     

公司违反章程规定对外担保的效力研究——以《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适用为分析背景

确定公司违反章程规定对外担保行为的效力,要考虑公司章程的公示效力、交易当事人的审查义务、《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规范性质等。《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规定使得公司在对外担保时,应根据章程规定的机关作出决议并受章程规定的数额限额约束成为法律要求,具有公开宣示的效果。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对外担保行为是否有效,原则上取决于其违反的是否属于公司根据《公司法》第16条第1款针对对外担保所制定的章程规则。     

决议对外效力的立法安排——评《民法总则》第85条、第94条但书

《民法总则》第85条与第94条两个但书在立法上首次涉及决议的对外效力问题，但欠缺理论基础与体系性关照，还存在诸多问题。理论上决议对外效力的作用方式是影响代表权或代理权，也唯有此等决议才有相对人的信赖保护的问题。相对人的信赖保护问题在决议有效或效力瑕疵时都会产生，在规范适用路径上必须回归已有的信赖保护规则。就此现行法已提供完整的信赖保护规则，且相互之间存在差别，无法提取出共同规则，因此不应在总则中以“公因式”的方式规定决议的对外效力。立法论上，这两个但书应删除；解释论上，这两个但书应作为不完全法条配合现有的信赖保护规则一起适用。      

意思表示解释的逻辑分析——兼论《民法总则》第142条

实体价值取向的解释学说之争没有实践意义,现代法律行为解释应朝实用主义发展。其实质意义在于法官基于现有证据,判断究竟应立足表意人还是受领人的立场进行解释;在对价值利益进行权衡后,作出符合当事人意思,同时符合公平、诚信的解释结论。在进行具体解释时,应以可归责性为逻辑线索,平衡私法自治和信赖利益保护两种利益,分担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风险。通过理性第三人的构建进一步判断可归责性的有无,其中可预见性是理性第三人的构建指标,法律明文规定的判断因素并非是具有强制效力的裁判规范。赋予错误者以撤销权,并通过可归责性的程度来限制权利的行使。通过这种意思表示解释的逻辑体系构建,同时保障受领人信赖利益和私法自治精神的实现。     

民法中对习惯的认可及其适用——结合《民法总则》第十条的规定进行分析

目前,习惯已正式作为民法的法律渊源。我国最新出台的《民法总则》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在严格遵循制定法基础之上来适用习惯,只有制定法规定不明或存在立法空白的情境下才能将习惯作为司法裁决依据。对习惯应该辩证地分析和看待。可适用的习惯在民法领域能够发挥积极的效用,也可以对民事的立法和司法发挥较好的补充效用。     

冲突法视域中的强行法——以《适用法》第四条规定为视角

［摘要］《适用法》第4条的规定使强行法制度步入我国冲突法视域中。强行法在我国冲突法领域尚属新鲜事物,其内涵、外延及与相关制度的契合等相关问题尚待确定。强行法的界定不仅需要借助于国际法领域的经验,还要考虑内国法特别是私法中对强制性规定、禁止性规定性质和种类的实证考量。同时,在分析外国强行法立法模式的基础上,对强行法适用的类型、效力及与之契合的制度进行研究。     

再论一般职员职务行为的效力认定——从《民法通则》第43条到《民法总则》第170条

针对企业一般职员在缺乏授权的情况下以企业名义对外实施的经营活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第43条认定职务行为从而将其行为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企业。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般职员对外代理不足的问题,但无论是司法实践还是学术界均对能否依据第43条直接认定职务行为的效果归属于所在法人存在较大的争议,且不论该条款还存在适用范围过窄、用语模糊、司法适用不统一等问题。2017年3月出台的《民法总则》首次以一般条款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职务代理,其规定虽然解决了《民法通则》第43条是否为职务代理规定的争议,但该条款也存在适用范围过宽、增加组织体经营风险和成本的问题,在适用中应当进行限缩。     

论遗失物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对《民法总则》第196条与《物权法》第107条关系的解释

《民法总则》第196条将"未经登记的动产物权返还原物请求权"纳入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由此产生该条规定与《物权法》第107条之规定的关系问题。将《民法总则》第196条的规定叠加在《物权法》第107条之上,所表现出的失主的未经登记的遗失物返还请求权规则为:失主对拾得人的返还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期间;遗失物的受让人及次受让人享有前手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受让人具备善意取得的一般要件,适用《物权法》第107条的规定,但是失主在该条所规定的期间内主张权利的,适用诉讼时效期间;受让人不具备善意取得的一般要件,适用诉讼时效期间,且遗失物的转让行为应具有导致诉讼时效中止的效力。上述解释表明,在遗失物返还问题上,善意受让人并未享有比恶意受让人更大的法律期间利益,即出现了法律漏洞。其弥补方法有三:或是将物权请求权排斥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或是大幅度延长物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或是将遗失物排斥出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     

CISG第39条第1款在德国的适用与解释

CISG是合同的国际统一法,也需要在缔约各国统一适用。本文盘点和归纳迄今为止德国法院运用和解释CISG第39条第1款的司法实践,在此基础上提出德国的司法实践对CISG的统一适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57条和第158条所带来的启示。     

《保险法》第52条"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司法适用问题

《保险法》第52条对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规定了多种应对方法,但在实务适用时仍出现判断标准和说理论证不统一、条文性质不明确、适用前提不清晰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危险增加的判断标准进行法律明确和标准细化,要求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时,结合被保险人主观形态和事故因果关系进行考察,并引入公平原则和比例原则对保险人的举证责任与责任承担进行适当分配,以维护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衡平.     

诉讼时效期间可否约定之考量——兼评《民法总则》第197条第一款

《民法总则》第197条第一款明确禁止当事人约定诉讼时效期间,我国理论界对此有所争议。从理念、制度和实践三个方面对比考察"诉讼时效期间可否约定","禁止约定说"比"允许约定说"在当前更符合经验法则之立法选择和判断,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主要在于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稳定,其公益属性已成共识,前者比后者更体现诉讼时效的公益性质,且与诉讼时效效力抗辩权发生主义不冲突;制度上不能简单将约定变更履行期限、诉讼时效中断、附生效条件债务免除之意思表示等三种"变相约定"时效期间的行为与"允许约定说"等同;实践中统一的时效期间已能满足我国现阶段不同当事人的需要,后者易引发不公平,前者并不会导致背信行为。     

《民法总则（草案）》第34、35条评析--监护执行人的撤销与恢复

监护撤销与恢复是监护变更的基础内容与重要环节,《民法总则(草案)》在第34、35条设置了监护执行人撤销与恢复制度,但两个条文沿袭《侵害未成年人意见》的痕迹过重,忽略成年监护与未成年监护的客观差异,在实践上不符合社会现实需要,在理论上不符合监护原理,违背了《残疾人权利公约》等我国参加缔结的公约的要求。应摒弃陈旧的全面监护模式,贯彻部分监护理论;应区分成年监护与未成年监护的不同特点,根据失职与侵害二分法重塑监护撤销制度,明确监护撤销与新监护人指定的独立关系,调整撤销诉讼主体配置,给予法院撤销监护资格,并设置撤销之诉冷冻期。     

论《民法总则》之“好人法”的紧急状态判断标准——以《民法总则》第184条为切入点

《民法总则》第184条作为中国式好人法的核心,其紧急状态的判断标准存在着不明确的问题。通过分析学界的研究概况,在主客观相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主观为主,客观为辅的判断标准。对此,从救助人的角度、立法本意、法经济学角度说明了主观为主的原因;同时为尽可能平衡被救助人的利益,彰显社会的公平正义价值,说明了以一定的客观条件作为辅助的必要性。在构造完该标准之后,再将此标准与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进行对比,清晰地明确两者之间的区别。通过将此标准运用到现实案例中,论证了其适用上的合理性。     

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程序订立担保合同的效力——以对《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解读为中心

现行《公司法》第16条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颇具争议.从民商事领域最基本的原则——意思自治的角度看,不能简单地以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来主张担保合同无效,法律并未给担保债权人附加形式审查义务,公司自身债权人虽有一定风险但只能通过其他途径得到保护;16条更侧重规范公司内部决议的形成,因而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程序订立的担保合同并不必然无效,违反16条所带来的后果更多的是追究违章董事对于公司在组织法上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