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意蕴与创作风格

评论界对余秋雨散文的研究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在文化意蕴上,余氏散文从一而终都灌注着文化这一鲜明的主题:主要表现为历史文化反思,文人隐忧,精英意识,文化人格的重建等;在创作风格上,余氏散文突破了传统小品散文的文体约束,在表现手法上有自己的独到的运用,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美学风格.这可以从对传统散文的突破、语言特色、结构模式以及表现手法上来加以论证.     

清代阳羡姻娅家族文学生态探论

清代阳羡姻娅家族,是互有联姻的文学家族集群。文学家族联姻,有利于衍生、聚集、培育文学人才,加强家族间文化联系。在以血缘和亲缘为纽带的新的人文空间中,家族文人激发兴味,产生相近的文学兴趣,展开群体性文学活动,家族间的文学优势,或互补或强化,形成多样性、集群式的姻娅家族文学生态。阳羡姻娅家族文学在清代地域文化中别具一格,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现象反映出清代地域文学兴盛的家族助力。     

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家族势力与家族政治

家族势力和家族治理机制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迁。在当代 ,由于农村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而出现了家族势力复兴的现象 ,在局部地区则形成了大家族强势干政的“家族政治”格局。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形态和经济文化类型具有其独特性 ,探讨西南地区不同民族社会家族力量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 ,有助于我们更审慎地推进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     

论长白山文化对明初辽东文人诗歌题材之影响——以《辽东志》、《全辽志》所收录诗歌为例

自明永乐七年设奴儿干都指挥司,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后,东北地区受中原文化浸染日深,诗歌创作日益丰富。明初辽东文人所创作诗歌因其地域原因而多展现长白山文化之特色,其中《辽东志》与《全辽志》所收录诗歌尤具代表性。以二书为考量对象,可窥知长白山文化对彼时辽东地区文人诗歌题材之影响,主要体现在重风景而轻时事、重佛寺而轻道观、描绘辽东特色风俗等方面。     

晚唐文人求仕心理生成之际的地域因素作用

晚唐文人求仕心理与其所处地域密切相关。距离长安越远的文人,其求仕所占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无疑就越大,这自然加重了求仕心理压力。开明的地域政治氛围有助于文人产生积极求仕之心,封闭专制的地域政治氛围常常会压制甚而扼杀文人求仕心理。地域文化因素作用于某一特定地域文人求仕心理最为明显,它直接影响文人求仕心理的生成：文化发达地域中所形成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可促使文人眼界开阔,易识仕进之途;闭塞的地域环境由于文化信息交流不畅,往往使得文人仕进准备不足,甚而会挫辱其求仕心理。由于地域经济发展状况并不能等同于文人个体经济状况,其对文人求仕心理作用并不明显。     

论唐宋时期对西南地区自然地理的考察及意义

由于地理环境及国家政治重心一直在西北等原因,西南地区先秦以来与中原一直相对封闭隔绝,加之西南地区本身文化比较落后、传播不畅,缺少历史地理文献,所以唐代以前内地对广袤的西南地区了解甚少,充满神秘模糊感.这种状况从唐开始方被打破.唐宋时期随着中央王朝与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关系的加强及西部地理之学的兴盛,不少士大夫留心于西南地区自然地理的考察,对西南山川地貌、草木禽兽等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与记录,对西南自然地理开始有了比较具体、客观的认识,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献,并且代表了中古时期对西南地情的认识水平.     

西南山地生态旅游发展的系统解析

近年来,西南地区凭借自身地理优势,山地生态旅游业得到了大力发展。山地型旅游资源作为开展生态旅游的重要载体,能够整合区域资源优势,推动区域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发展。同时,山地旅游资源具有脆弱性、地理封闭性的特征,缺乏系统科学的规划指导,将会严重破坏地域生态失衡进而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因此,对西南山地生态旅游进行系统全面的解析,对西南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山地生态旅游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国西南地域生态与山地建筑文化研究

西南具有丰富自然与人文生态特征。文中论述了西南山地地域特征与西南山地建筑文化的关系、意义 ,认为山地建筑文化的未来在于地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影响渗透之中 ,而扎根地域的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研究则是西南山地建筑文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时代与地域:南丰刘氏的家学家风

南丰刘壎由宋入元,做过学官,体现了南方文人的一种现实的政治选择,属于边缘型遗民。他作《补史十忠诗》,其子麟瑞也赋五十首七律,成《昭忠逸咏》四卷,这些诗歌咏宋末死节义士,成为《忠义集》的主体。刘氏推崇忠义精神,长于诗歌创作,这种家学家风与南丰地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明代西南地区文人结社现象考述——以巴蜀文人结社为考察中心

明代蜀中文人结社兴起于正德年间,发展于嘉靖年间,至万历时期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逐渐多样化。明代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属于地域性文人结社活动,受地域文化传统的影响,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与当地的地域文化相因相习、互为增益,文人通过结社酬唱展示巴蜀地区文人的文才风流,传播巴蜀地区的文学观念。明代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是明代四川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了明代四川文学的发展,对巴蜀文学的传承以及文化传统的构建具有促导作用。     

明代往来宁夏文士的文学创作刍议

宁夏在明代的特殊地位,使得它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获得了大发展,在文学创作方面由于往来文士的介入,同样也得到了很重要的发展.往来文士按照往来缘由大体可分为贬谪流寓、公务途经与为官赴任三类,他们振兴了宁夏边塞诗,组织了文学集团并丰富了唱和诗创作,在艺文类创作上大放异彩.这些特点受到宁夏本地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多样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明政府对宁夏的开发措施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生机与汇流：民族文化交融中的辽金元诗歌

辽、金、元三代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段落,也是为中国诗歌史带来活泼生机与特殊样态的独特存在。广义的辽金元诗歌,包括了诗、词、曲这几种不同的诗歌样式,它们并不是既成的东西,而是在生成和发展之中呈现出的状貌。以狭义的诗来看,辽金元诗歌是呈现了一个由生新走向成熟的过程,但它不同于以往的生新与成熟,它们裹挟进相当多的新质——文化的新质。文章还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探讨辽金元诗歌研究的新意,指出辽、金、元三代诗歌的发展都是文化交融与互动所的结果。具体可概括为：辽诗展现的是面目生新的样态;金诗在流变中发展;元诗文化汇流中完善。作为诗的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的散曲和词,在金、元时期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词曲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样式,足以使元代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高丽时期汉诗兴隆之中国文化与文学影响因素探源

作为朝鲜古典汉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高丽五百年文坛的汉诗创作一派繁盛。究其外在原因,与中国文化、文学交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高丽效仿唐代而施行的科举制激发了高丽士子学习汉诗的热情,由之而兴起的私学制度又为他们学习汉诗提供了最佳学习平台;高丽时期汉诗的兴隆还得益于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吸收与融通,形成了儒家思想影响占据主导、释道思想影响为辅的三位一体的汉诗主题意蕴格局;中国的书法、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对高丽汉诗发展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高丽、中国两国间文人和文学交流对高丽汉诗的兴盛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略论全真教教徒的诗学观

金代全真教教徒王重阳、马钰、丘处机等人创作了大量诗歌,体现出独特的诗学观。他们不仅以诗歌来传道悟道、教化他人、联络道友、增进感情,还以诗歌来抒发道情和诗情,将诗歌当成传道、交友的文字游戏。他们的跨界创作偏离于诗言志、诗缘情的主流,成了宗教界、文学界别样的风景。     

民族与本土:清代台湾诗人郑用锡诗歌研究

清治初期,台湾文坛主要为大陆赴台文人所占据,大陆赴台文人创作的诗文大多为赏奇好异之作,缺乏真正扎根台湾本土、关切台湾社会生活的作品。乾隆年间,台湾首批本土文人成长起来,逐渐改变了这一局面,作品整体呈现出与大陆去台文人明显不同的特点:不再停留于台湾地理、山川、气候等生活表层,而是开始体察民情,反映民生时弊与社会矛盾。他们的创作具有承前启后之效,促成了台湾古典文学发展的转向。郑用锡便是这批本土文人的代表之一。他的诗歌绝大多数收录于《北郭园诗钞》,体现出民族性与本土化相交融的特点,在台湾区域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     

论扬州在吴烺人生中的重要地位

全椒吴氏家族与扬州关系密切,扬州的人文环境和吴家先辈的扬州经历使得吴氏子弟尤其钟情扬州.扬州给予吴烺诸多营养,扬州生活成就了吴烺文学、学术以及思想等方面的造诣；祖辈兴家的自豪与家业衰颓的悲伤,吴烺于此皆能找到寄托.吴烺与一大批学者的扬州交游唱和等也促进了扬州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另一方面,吴烺扬州经历及文学创作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历经的种种苦难与不幸,说明了封建家族与封建时代文人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共荣与互鉴:元代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文学特色

多元的民族文化对元代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草原文化有自身的文化特性,如坚毅勇武,豪爽真率,注重经济等,这些草原文化的民族习俗深深影响到了元朝的治理。蒙汉治国存在着文化差异,大元王朝始终以蒙古贵族利益为上。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中,少数民族文人取得较高的文学成就,元曲和诗歌都深受草原文化的熏陶,这种文化使元曲的语言更加生动活泼,诗歌的风格更为雄浑壮丽。多元的文化格局促使元代文人更为关注自我,重视自我的生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