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困境、“反思主义”与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调整

回顾冷战结束以来澳大利亚国内对中美经济—安全利益分离的二元困境的反思,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变化,特别是近些年来中澳关系为何频频出现紧张局面。首先,尽管经历了三波对中美关系的"反思主义"讨论,澳大利亚最终还是回到了"与强国结盟"的传统。其原因在于,澳大利亚无法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加剧了盟友之间的利益分歧,另一方面又迫使盟友做出更多的努力与保证来换取美国的安全承诺。其次,尽管中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这种经济影响力并没有成功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最后,尽管澳大利亚对澳美同盟的依赖性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已经不再特殊,澳大利亚开始加强国防领域的独立性。澳大利亚要想获得真正的外交政策独立性,应该避免从意识形态或历史情感的角度来制定对外政策,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和战略依附,在全面遏制中国的问题上与美国拉开距离。     

选择性退出、多边间竞争与特朗普的反制度化国际战略

特朗普改变前任对国际制度的承诺和支持,在国际政治中执行了一种反制度化的国际战略。特朗普的反制度化国际战略由指导原则、主要目标和执行措施构成,是“美国优先”国家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反制度化战略以选择性退出主义和竞争性多边主义为基本原则,通过国际制度内的抗议、退约、机制转移及新建国际制度等多重措施,试图把国际制度作为继续维持霸权地位的工具。反制度化国际战略具有历史延续性和当前特殊性相结合的特征,反映了美国的霸凌主义和单边主义。美国自认是自由国际秩序的牺牲品,力图改变现行国际制度体系;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恐慌和美国的地位焦虑,加速了美国终结其接触与融入的国际制度战略;而特朗普本人对国际制度持质疑态度,执意实施反制度化国际战略。特朗普反制度化战略引发多边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了基于规则的国际制度体系。不过,这一战略无法阻止多边主义和多边制度的发展演进。反制度化战略能否成功实现,取决于目标、能力与执行的匹配度及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特朗普政府东南亚政策的调整

奥巴马政府提出"再平衡"政策,将东南亚地区作为政策实施的支点,对该地区的关注在美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美国-东南亚关系由此获得大幅提升。特朗普就任以来,美国聚焦大国竞争,忽视东南亚地区;对外战略中坚持"美国优先",在对东南亚外交中多以自身关切议题为导向;多边主义在美国东南亚政策中被弱化,偏爱双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以修复与泰国、菲律宾的盟友关系及打造支点国家为重点;在军事领域,美国以更大热情介入东南亚地区。区别于奥巴马时期低调处理民主、人权议题,特朗普政府内部官员在总统本人不热衷这一议题的情况下,依旧没有放松对东南亚国家民主、人权状况的审查。政策上的诸多调整导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可信度下降,经济和外交中弱化的多边主义限制美国-东南亚互动空间,而不断强化的军事存在反而使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化。即便"印太战略"突出东南亚国家和东盟的重要性,但未来美国东南亚政策是否能真正体现这种重要性值得关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东南亚关系很难再重现奥巴马时期的"热闹"景象,这为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战略空间。     

关于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若干思考

对中国而言,冷战结束以来处理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是如何避免被美国锁定为战略对手,实现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为中国崛起提供关键性外部条件.特朗普上台执政和中美贸易战标志着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开始,中国的核心目标转为避免中美关系滑向全面对抗和新冷战.当前,拜登政府在全面调整美国内外政策,致力于重塑美国领导地位、重回多边主义传统、重...     

美式小多边主义与美国重塑全球经贸体系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在国际舞台的一系列举措被描述为"退群""针对多边主义的逆流而动"。拜登执政之后,不仅没有致力于恢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全面运行,而且积极推进所谓的"民主同盟"和"价值观同盟"。美国的表现并不能笼统地概括成"逆全球化",而更宜理解为边缘化现有多边主义机制,转向积极推进多个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依照自身意志重塑全球规则体系,再造对美国有利的全球化,形成一种全新的"小多边主义"安排。美式小多边主义的动因在于多边主义的内在症结及其对美国产生的贸易劣势;美式小多边主义具有迅速、灵活、俱乐部形态和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理念的主要特征;美式小多边主义的主要诉求在于把握新型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动权,人为消除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围堵中国。拜登政府执政并没有办法改变包括WTO机制低效笨拙等在内的多边主义的内在缺陷,以小多边策略实现遏制中国的首要战略目的仍是重要的政策选项。     

杰克逊主义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

美国历史上的杰克逊主义深深植根于平民主义价值观、本土主义身份观和国家主义荣誉观之中。受这些政治理念的影响,在一定的时期内,美国的外交政策总体上表现出悲观的现实主义、新孤立主义和传统的保守主义倾向。2016年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标志着杰克逊主义又重新回到了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军事方面都继承了杰克逊主义的政治理念,它打破了二战后两党主流外交政策的共识,这将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的调整及其成效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基于"美国优先"的原则对美国的能源政策进行了"颠覆式"的调整,其主要举措包括:大力支持发展传统化石能源、积极推动能源出口及革除对新能源产业的制度保护。特朗普政府调整能源政策的动因主要有三个:特朗普及其主要幕僚与传统能源行业关系密切;力求创造就业并提振美国国内经济;打造美国的国际能源"主导"地位。从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的调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美国煤炭业开始出现复苏迹象,其短期前景被普遍看好;油气企业业绩趋好;油气出口形势明显改善。但从中长期来看,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调整不仅将使全球油气市场恢复平衡承受新压力,还将加剧能源出口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     

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制约因素与前景探析

特朗普经济政策是在其短暂的竞选过程中快速成型,并由若干竞选口号演变而成。特朗普就职后,将美国经济增长乏力、社会财富分配失衡、不同族群裂痕加深等经济社会矛盾的深化归因于民主党政府支持的"全球化政策"所导致的制造业外迁、就业岗位流失和国家债务高企,同时把"美国优先"作为调整美国内外政策的总纲领,希望全方位贯彻"美国优先",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承诺。对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内容研究后发现,尽管特朗普经济政策短期有助于刺激经济回升,回应选民的部分期待。但从长远观察,因其存在违反经济学逻辑、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悖、政治高度分裂及政策外部性等制约因素,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不仅无助破解制约美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构性症结、弥合因收入分配失衡造成的阶层裂痕,而且会因金融业去监管政策而进一步推高"虚拟经济"比重,进而诱发金融风险,并削弱实体经济的复苏基础,最终加剧社会经济矛盾。     

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

2017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申了"美国优先"和"美国再次伟大"原则,以更具竞争性的视角总结了美国当前所面临的威胁,强调了经济安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本文试图从文本分析的方法入手,分析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发展变化及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主要政策倾向以及可能的影响。     

里根主义、人权外交与里根政府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自美苏冷战以来 ,广大第三世界地区成为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的“中间地带”。里根主义和人权外交是美国里根政府为遏制苏联在第三世界影响 ,扩大美国在第三世界控制范围而推行的两个重要战略。里根主义的实施主要依靠军事手段 ,而人权外交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 ,二者紧密配合构成了里根政权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重要工具。里根政府的第三世界政策有得有失 ,但所失要大于所得 ,它对美国后来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多重危机冲击下欧盟对外政策的调整

自欧债危机以来,欧盟经历了诸如欧债危机、周边安全危机、难民危机、恐怖袭击、认同危机等多重危机的冲击,这种冲击也反映到欧盟对外政策方面。从最近几年欧盟在对外政策各领域发布的政策文献以及对外行动实践来看,欧盟对外政策中务实主义色彩日益浓重,反映了其在价值观外交遇挫后的战略调整。欧盟现在更加重视周边的安全和稳定,更加重视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针对某些国家提出了复原力概念,在安全与稳定之间寻求平衡,强调战略自主性以加强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欧盟对外政策调整同样反映在其对华政策领域,欧盟对华疑惧情绪增加,对华政策中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渐浓,更加强调对中国的规制和欧盟的整体利益,在重视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     

"9·11"事件后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9·11"事件的发生使美国受到强烈震撼,美国本土的安全受到严重挑战.在恐怖主义上升为头号威胁的情况下,美国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安全战略.新<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的出台,表明美国已经开始对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作重大调整.与此相适应,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单边主义色彩有所减弱,开始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这不仅将对国际关系产生一定积极影响,标志着国际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也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     

能源话语与美国国内政治博弈——基于话语——历史分析法的特朗普能源话语策略分析

基于话语—历史分析法,选取特朗普有关能源事态及政策的8篇演讲,自建包含36 627个词语的语料库,分析特朗普有关能源话语的话语策略,从话语视角揭示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改革的原因和影响,探寻能源话语在美国国内政治博弈中的作用。特朗普能源话语是以提高“能源生产”为手段,以实现“能源主导”为目标,借助论辩策略、述谓策略、强化和弱化策略,强调能源产业对美国经济和就业的提振作用,否定民主党及自由派强调的“气候变化”等相关议题的合理性,规避民众对环境问题的质疑,以能源话语强化其“美国优先”政策,提升支持率。     

文在寅政府朝核政策的特征及其面临的困境

在文在寅执政期间,伴随着韩朝双方最高领导人在板门店的成功会晤,韩朝关系在经历了所谓"丢失的10年"的"冰河期"以后再次迎来"回暖",半岛紧张局势趋于缓和。韩朝关系之所以能够迎来新的"蜜月期",除了文在寅基于对朝友好态度的"绥靖"政策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以外,也和朝鲜的对外政策发生根本变化息息相关。在韩朝最高领导人为缓和半岛局势进行高频率政治互动的同时,"朝鲜无核化"这一制约半岛和平进程的最根本问题的解决却依然波折跌宕。目前,文在寅政府朝核政策面临的困境是来自于美国的对朝不妥协和韩国国内保守势力对文在寅政府的制约。如果文在寅在任期内不能成功化解来自美国和国内的压力,那么其制定的无核化政策很可能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特朗普之所以不愿在对朝制裁问题上做出妥协,是因为其不希望朝核问题与自身的亚太战略脱钩。同时特朗普也希望通过朝核问题促使韩国在战略上和自己保持一致,达到更好"管控"韩国的目的。     

美国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分析

纵观唐纳德·特朗普执政至今的国内外政策,涉及了政治、经济、国防、移民、外交等诸多问题,体现了"美国优先"的核心思想。与民主党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希拉里任国务卿时在南海问题上的高调有所不同,共和党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非常高调,似乎掩盖了其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行为,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特朗普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表现。这主要包括:南海巡航定期化、频繁化,其捍卫美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可置信性的决心并不比前任政府弱;将南海问题与其他问题相挂钩,如南海问题与"美国优先"政策相挂钩,在南海问题、经贸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等方面实行挂钩政策;在印太战略背景下,凸显中国在南海的威胁,强化美国既有的安全同盟关系。美国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实质在于:以航行自由原则维护美国海上霸权;既有对奥巴马政府政策内涵的继承,也打上具有特朗普及其团队行事风格的政策独特性;权力炫耀与对美国的霸权护持。尽管如此,本文通过论证认为,我们仍应看到中美之间相互合作、相互依赖仍是主流,现阶段特朗普政府在南海的行动并不构成"全面遏制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新兴大国,应当保持审慎的态度,避免与特朗普政府在南海问题上进行正面冲突,加大经济投入、重点发展海权,强化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强海洋法律建设,加强海洋话语权的构建,努力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做好应对之策。     

拜登政府的能源政策：主张、制约与应对

拜登政府高度重视能源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改变了特朗普时期的能源政策,以在2050年之前实现100%的清洁能源经济和净零排放为抓手,逐步提出了自己的能源主张。未来几年,由于受到国际体系变化和国际能源格局转型、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拜登个人个性和团队作风的影响,其能源主张的最后落实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拜登的能源新政将中美能源关系带入了一个新的竞合时代,中国应该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做好内功,稳步实现能源转型,因时因势推进中美之间的能源合作。     

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调整

2017年4月,特朗普政府对朝鲜的"极限施压与接触"战略出台。在该战略指导下,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从初期的极限施压迅速转向极限接触,后来又回归施压与接触并举,对朝实施"缓慢、稳步与忍耐"外交。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具有施压更极端、接触更极端、政策转变更极端和承诺更极端的特征。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也延续了美国对朝政策的传统。这体现在将朝核问题作为美国对朝政策的优先议题,以及在朝核问题上主张以"大交易"的路径实现"完全、可验证与不可逆的无核化"的最终目标。这种延续性和差异性既体现了结构性因素对美国对朝政策的制约,又体现了在制定具体对朝政策时,行为体在结构制约下的能动性。结构性因素解释了美国对朝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对朝政策选项的局限性和解决朝核问题态度的非迫切性。行为体层次上的因素解释了美国何时会选择接触以及在与朝接触的过程中,两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美国“退出主义”导致的全球治理 话语权变化以及中国的机遇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全球治理体系的存续和重构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聚焦点。特朗普主政后,凭借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超然”地位,肆意退出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退出主义”是其在“绝对霸权”减弱背景下作出的外交战略选择,延续美国“孤立主义”历史传统,暴露了“美国优先”的国家思维。从长时间轴来看,美国外交收缩必然会使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不断丧失。与此同时,中国可能会迎来全球治理体系重新建构的机会,助力全球治理体系从“竞争型”转向“合作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特朗普政府阿富汗战略调整的动因与前景

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开始对此前出台的阿富汗战略进行调整,政府高层不断展示从阿富汗撤军的意向,并一改过去立场,与塔利班进行直接谈判,推动政治协定达成,同时主动缓和与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发挥巴基斯坦的调解作用,加速美国从阿富汗脱身。特朗普政府调整阿富汗战略的动因可从内外两方面进行分析。从内部层面来看,一是为履行竞选承诺并为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做准备,二是麦克马斯特、凯利、马蒂斯等军方建制派相继离职,减少了战略调整的阻力;三是在"美国优先"理念下,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战略调整要求减小海外干涉。从外部层面来看,一是此前出台的阿富汗战略实施后阿富汗政治和安全局势未见好转,塔利班的优势仍在扩大;二是特朗普政府迫切希望中俄印三国能够分担成本,减轻美国的负担。为有效推动战略调整,特朗普需要弥合共和党内部分歧以巩固国内支持,获得阿富汗政府的信心与合作意愿以加速和解进程,设立机制以保证塔利班承诺的可信度,防止阿富汗局势倒退和已有成果流失。在美国与塔利班达成协定前,阿富汗问题仍可能一波三折。     

美国网络霸权护持政策的继承与调整：目标、工具和效应

拜登执政以来,不仅继承了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网络霸权护持政策的基本内核,而且对其进行了重大调整。就政策目标而言,护持网络霸权是两届政府的总体特征。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的网络霸权护持政策目标,追求网络技术霸权、网络制度霸权和网络文化霸权。就政策工具而言,拜登政府的网络霸权护持政策并非对前任政策的简单套用,而是政策调整。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治理方式激进,实施退出外交;拜登政府重视盟友集团,运用国际规则,开展缓进式治理。就政策效应而言,特朗普政府的激进治理削弱了霸权合法性,拜登政府的缓进治理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网络霸权。然而,拜登的政策调整同样存在局限性,无法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美国网络霸权护持政策的结构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