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去杠杆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化

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地方债务风险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应如何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这两大目标？本文利用详实的微观数据，对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地方政府债务做了描述分析后发现：（1）区分不同债务类型，显性的、纳入地方政府预算的地方政府债券扩张较慢，而包括城投债券、地方国企债务以及PPP明股实债等隐性的地方政府债务迅速扩张。此外，各类隐性债务举债主体的基本面在持续恶化，从而加剧了这部分债务的偿债风险。（2）区分不同地区，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扩张速度更快、偿债风险更高。基于“结构性去杠杆”的方针，本文认为：对于债务风险较高的债务类型和地区要侧重于“防风险”，对于债务风险较低的债务类型和地区则可以适当扩张规模，从而在有效管控债务风险的同时实现经济“稳增长”目标。     

区块链抑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了吗？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不断积聚,成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挑战。数字经济时代,积极利用数字技术“化存量、控增量”已成为隐性债务治理中极具战略意义的论题。基于区块链视角,以2015—2020年我国30个省份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区块链技术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显著抑制了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扩张。区块链技术主要通过提升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能力,抑制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扩张。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内陆地区及数字金融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地方政府更容易发挥后发优势,区块链技术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扩张的抑制效果更加显著。鉴于区块链在促进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提升债务治理能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地方政府应当充分借助科技赋能,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晋升锦标赛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局限

文章探讨了晋升锦标赛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局限，指出其历史作用为在法治建设是一个渐进过程下，晋升锦标赛能够有助于地方政府的市场化改革和硬化原来的预算约束。而现实局限为在地方政府仍控制大量经济资源下会产生新的软预算约束，以及忽视本土企业的发展，从而对长期推动经济增长造成威胁。结论是应该重视和建立本土企业与地区民众的呼声机制，以有效控制地方政府行为偏差，并最终淡化晋升锦标赛的作用。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范举债工作目标与PPP项目推行

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近年来快速累积,给金融体系平稳运行埋下了一定隐患,规范举债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本文基于政府工作目标的上下级传导构造独特的工具变量,并以隐性债务规模和政府规范举债工作目标的交互项来衡量政府隐性债务压力,分析其对地方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推行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政府治理体系中规范举债工作目标由上至下的传导是有效的;高隐性债务压力的地级市会控制PPP项目推行的规模。机制分析表明,隐性债务压力通过约束地级市项目资本金投入而对PPP项目的推行产生影响。本文的发现证实了上级政府工作目标是下级政府制定工作目标的标杆,同时为地级市在隐性债务化解背景下的PPP项目资金本融资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参考。     

举债问责与隐性担保：来自城投债交易利差的证据

打破融资平台背后的政府隐性担保是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促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的关键。基于对债券交易利差月度数据的研究，本文发现违规举债问责政策使得城投债利差相对普通地方国有企业债券的利差上升了0.082%，这相当于改革前两者利差差距的16.0%。上述影响集中在债务置换规模较大、财政实力较弱的地区和财务状况较差的融资平台，表明违规举债问责有效降低了上级救助预期所产生的“隐性担保”。进一步分析发现，违规举债问责的影响集中在地方政府发展压力更大的地区，表明举债问责作用的机制很可能是加强了地方领导干部的举债约束，降低了其依赖上级救助预期举债推动经济增长的激励。本文的研究表明，为有效约束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违规举借隐性债务的行为，强化对违规举债行为的问责是必要的。本文的结论对建立与现代财政制度匹配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构建权责清晰的央地财政关系有重要参考意义。     

基于商业银行视角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地方政府债务可分为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根本成因是分税制后,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缺口",省、市、区间的竞争与官员考核制度也促使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加大。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显性规模不大,但根据相关研究和信贷实践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较大。目前地方政府融资方式以发行政府债券、PPP项目和政府购买服务为主。地方政府债务总体规模大、与地方财务不匹配,导致偿债风险;部分地方政府隐性融资、违规融资规模大,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业务合规风险。地方政府类融资对商业银行来说,整体信用风险较小,是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银行应提高合规意识,学习监管政策要点,规避合规风险,全面掌握辖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投向与偿债风险等。地方政府应在熟悉掌握监管政策的前提下,采用合法、合规方式融资。     

财政分权、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

规模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利用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选取考虑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财政分权和财政透明度联合视角下,探究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同时考察了财政透明度对财政分权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程度增加有助于地方政府债务减少,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增加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而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看,财政透明度抑制了财政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作用机制,而对财政支出分权作用机制的影响不显著;从扩展性分析看,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远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小于中部和东部地区。据此,政府应逐步完善财政分权机制,继续扩大财政信息披露,以实现政府对地方债务的有效控制和系统性风险的有序化解。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稳定与政府支出效率的互动效应——基于2009-2018年省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分析

使用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探究地方政府债务、金融稳定与政府支出效率3者之间的互动效应。运用DEA测度省级政府支出效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将3者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3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会显著降低金融稳定性水平，而金融稳定性的下降会使政府支出效率下降，进而导致政府债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张。进一步划分不同区域探究3者间的关系，东部地区金融稳定对政府支出效率存在非线性影响，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对金融稳定存在非线性影响，但3者间的交互关系依旧成立。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非线性影响——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为制度背景，结合财政制度环境因素，深度探讨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2009—2017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财政分权水平会刺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随着财政分权水平扩大，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财政分权反而会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财政透明度是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拐点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区财政透明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抑制效应越容易挤出刺激效应，更早出现两者的拐点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债务风险水平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     

经济增长质量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分析——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采用全国29个省份2000—2008年的数据,分析了城市化、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质量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在全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化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起到正向拉动作用;在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张;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在全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建设用地扩张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提出为控制城市建设用地的过快扩张,政府既可以基于控制农地流转规模、城市土地利用规划视角,也可以从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制定和实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