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精细化的理论逻辑与发展限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民调解经历了从衰落到复兴的变化,尤其是在2002年之后,人民调解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并在2010年之后稳定在高位状态。而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同一时期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的持续减少以及调解员解纷比率的不断上升。这种现象的形成与近年来人民调解的“精细化”发展密切相关。人民调解的精细化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的精密化、纠纷处置的网格化、解纷技艺的专业化和调解过程的精致化等方面。矛盾纠纷复杂化与人民解纷需求转变、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等是造成人民调解精细化发展的重要动因。人民调解的精细化发展顺应了治理重心下移的要求,促进了调解效能的提升,为人民调解的转型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方向,而受到制度内在属性、调解活动的价值理性以及资源投入边际效应等的限制,人民调解的精细化也存在着值得注意的限度。     

我国农村纠纷解决中的人民调解制度探究

人民调解是我国一项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农村民事纠纷的解决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调解制度能够长期在我国农村存在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基础,目前人民调解制度在调解人员素质、制度保障和机构设置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调解制度作用在农村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在坚持人本理念、利益协调理念、自治和法治相统一理念的前提下,从各个方面对我国现行人民调解制度予以完善。     

转型期农村多元化解纷机制探析

社会转型期农村民间调解日益衰微,人民调解有所弱化,行政解纷方式需进一步改革,司法解纷有所上升,但也存在不适应农村社会需要的问题,而且各解纷方式往往各自为战。当前,农村社会需要构建内部协调统一,有机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ADR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塑

我国的法院调解兼具司法与替代性解纷机制两种特征,从ADR的角度看法院调解,法院调解与其他非诉解纷机制一样具有相同的制度补充机能,也完全可以主动用来将正义因素吸收进法治体系中,并增加法治中的自治因素。在宏观结构上对于法院调解制度所作的正当性论证,还有助于从微观层面上切实地设计出可行的具体操作规范,在合意性和效益性之外,强调其差异性、科学化和自治性,以改善以往实践中的不利因素。     

人民调解员进法院的社会学思考——对法院附设调解机构的分析与展望

受社会转型、非诉解纷功能弱化、诉讼费全面下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人民调解工作室"之类的法院附设调解机构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挂牌.人民调解员进法院后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和社会责任.其中,社会变革包括解纷机构与人员的变化、解纷流程的变化.社会责任包括立法责任、司法责任、政府及其他社会主体的责任.因此,客观分析这一新生事物背后的社会原因,准确预断人民调解的适度司法化抑或司法调解的适度社会化趋向,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变革与社会责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民调解制度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之契合

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各方面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既有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时陷入了传统自治能力衰弱、现代法治方式无力和传统道德治理式微的困境,鉴于此,中国在新时期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从社会矛盾纠纷解决角度来看,人民调解制度的特质契合了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三维要求,成为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点。目前,人民调解制度遭遇了社会转型期的发展瓶颈,其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时的天然优势变得不再明显,需要从唤回"出走"的乡村精英和乡贤、促使"村规民约"的现代嬗变、树立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在权威和政府购买人民调解服务等方面重塑该制度。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

[提要]“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场域,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方法论。自治、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应当理解为一体两翼,自治是主要内容,法治是保障底线,德治是辅助工具。中国农村可以划分为传统农村和城市化了的农村,传统农村与城市化了的农村在建设环境上有所不同,传统农村以人口流出为主,农业占据主导地位,村民收入结构单一,事务复杂性低,面临德治影响广泛,法治薄弱,建设动力不足,建设能力有限的挑战;城市化了的农村以人口流入为主,第二、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村民收入结构多元,事务复杂性高,面临法治影响广泛,德治薄弱,建设难度较大,建设优势未被充分利用的挑战。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需要正视中国农村具有显著差异的事实,坚守完善自治主轴线,利用法治和德治共同促进自治的原则,区别对待传统农村与城市化了的农村,传统农村应强化法治建设,提高建设热情,增强建设能力,城市化了的农村应强化德治建设,正确认识建设难度,充分利用建设优势。     

诉源治理视域下三调联动体系构建及机制创新

社会经济的深刻转型对社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建立符合社会发展特征并满足人民现实需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在诉源治理中通过融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三调联动”工作体系，构建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格局。文章梳理了三类调解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及面临现实问题，以贵州省“三调联动”体系为案例分析，发现人民调解法治保障不足，行政调解程序不统一、调解管辖不明晰，司法调解存在调解和审判职责如何有效运行、调解时限要求过于笼统、任意反悔权等问题。通过构建区隔与融贯相结合、制度性联动、数据赋能“三调联动”有机体的工作机制，从而充分发挥“三调联动”从源头上调解纠纷的综合治理效能。     

调解的法治与德治

从法治的角度看 ,由于调解不仅依据法定的授权进行 ,而且按照法律的规定　　袁翔珠　　　 　开展工作 ,因而它完全符合法治的精神 ;从德治的角度看 ,调解充分体现了道德的感召作用　调　解　的　法　治　与　德　治和劝导作用 ,所以调解是法治与德治的经典结合。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 ,正确适用调解、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就要找准“法”与“德”的结合点     

无讼边境乡村法治模式研究——以广西防城区那良镇为考察对象

无讼边境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具体实践,是整合了村民自治组织、基层法院、基层行政单位、乡贤力量的乡村法治模式。借鉴该模式的治理经验,处理好判决与调解的关系、增加司法确认以保证调解协议的执行力、建立纠纷逐级处理机制等,有利于健全我国乡村法治。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农村人民调解解读与重构

法社会学的外部分析视角、对活法的关注以及对法律的功能分析对于农村人民调解有良好的借鉴价值。农村人民调解充分考虑到法律及影响法律的其他外部因素,考虑到农村的传统习惯与活法对社会冲突的作用,而且农村人民调解有利于农村社会有机体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农村人民调解应在受理范围上进一步扩大与明确,在队伍建设和组织机构上应进一步提高与完善,在与法院诉讼和行政调解的关系上应做好良好的分工与衔接。     

当前农村人民调解方式的认同调查与思考——以山西省晋中市农村为例

农村人民调解制度是当前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的"大调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实地调研,实证分析得出农民群众更偏好采用民间调解机制来化解民事纠纷的结论,并从法社会学角度深入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成因。对当前农村人民调解制度实行现状进行了阐述,并对当前其组织机制、经费机制、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指导机关的关系、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性质等方面进行了建设性的探讨。     

社区人民调解制度及其基层实践--以转型期为例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治国方略。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需要我们在长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探索前进。文章介绍了人民调解的道德传统的和法律内涵 ,并以社会转型期社区人民调解的发展为例子 ,从治国方略的高度理解社区人民调解在基层的实践形式 ,说明社区人民调解是在基层实践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和一种重要形式 ,并指出在社会转型期 ,人民调解工作中实践治国方略的要求是一个可能的和可行的发展方向。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 ;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 ,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 ;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 ,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 ;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 ,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 ,二者并举 ,不可偏废     

“老娘舅”的新明天--电视调解节目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

电视调解节目是通过大众传媒实现矛盾调解,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有特殊地位,是对传统调解的异化。随着《民事诉讼法解释》在调解范围、恶意调解、调解公开和调解协议书司法确认等方面的进一步完善和突破,电视调解节目作为新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而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之可行性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通过加强协调工作,确实解决了大量的行政争议,有效地缓解了官民矛盾;另一方面,我国行政案件撤诉率常年居高不下。这些都促使我们反思行政诉讼法禁止调解的规定是否科学．是否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在我国,不论从传统文化还是现行法律体制环境上都可以找到适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土壤。     

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视阈下成都乡村治理的思考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重大课题和现实任务,这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但从全国看“三治结合”尚有很长的路要走,亟需地方经验突破。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城市之一,为全国的乡村治理提供了经验借鉴。基于成都实践,提出了新时代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体系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8是5·12地震10周年,对都江堰市向峨乡震后建设的变革、经验与振兴进行概念阐述、理论研究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有时代意义。都江堰市向峨乡乡村振兴战略链是向峨乡发展的谋划和指引,党建思想工作链、经济社会发展链和自治法治德治链三者彼此环环相扣,成为“乡村振兴”强有力且最稳定的三角形支撑结构,对“乡村振兴”产生稳定的内聚力。震后10周年的向峨乡在经济建设、乡村民主法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人民生活,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的变革,丰富的经验,并且设计了振兴规划。     

我国民事调解的思辨和反思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调解的相关司法解释的陆续出台,民事调解成为司法领域的热点。在民事调解热的背后,也要做一些冷思考。民事调解与构建和谐社会,依法治国,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权威以及法院审判权之间存在一定冲突。我国民事调解面临的现实环境与以前大不相同。民事调解与现实的吻合度不高。不能过分夸大民事调解的作用,更不能将民事调解强行性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