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王北疆纪行诗

王珪使辽行程中写下的18首北疆纪行诗,因作者足迹的不断挪移,所以呈现出空间上的地理学特征;又因其抒情感怀以诗为载体,所以具有明显的文学意义。用文学地理学的视角观照王珪这组纪行诗,可以确证其由汴京出发最远至内蒙古赤峰市的使辽线路,并探寻王珪纪行诗作中冬春代序的物候景象和北国“江山”的文学建构,发掘诗作中以使臣情绪、思古幽情、乡愁意绪为代表的情感意蕴。     

基于GIS的雄安新区应急避难场所选址研究

灾害事故发生后,应急避难场所是安置受灾者的主要区域,应急避难场所在增加社区韧性和维持受灾者正常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增强雄安新区综合减灾能力,通过分析雄安新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现状,以雄安新区雄县为例,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采用费用加权距离法对雄县4处应急避难场所进行可达性分析,得出雄县应急避难场所数量较少的结论。以雄县为例,综合考虑新建应急避难场所与道路距离、与河流距离、坡度、人口密度、土地利用以及与现有应急避难场所距离6个影响因素,运用GIS对雄县应急避难场所选址进行研究,得出选址区域图。最后对雄安新区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提出建议。     

速读

<正>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     

元人诗文集中塞外霞城书写的文学地理空间

元人诗文集中,在四海混一的文化认同和天下一家的族群归属大格局下,广袤版图与多方民俗的山水风土书写可以并行不悖,其中有关上京纪行诗的许多篇什中都涉及一个重要的塞外小城——霞城赤城县(今河北张家口市北)。这一独特的文学地理空间,不仅是当地难得的历史遗存、乡邦文献的绝好佐证,也是其文脉流衍的重要载体之一,对于研究此一阶段、此一地域的多元文化交融、民族团结、乡邦文化,均意义非凡。     

越南北使汉诗与中国湖湘文化

14至19世纪间北上出使中国的越南使臣创作的汉诗成就斐然。湖南是绝大多数越南北使往返必经之地,湖南境内的湘江和洞庭湖为越南北使天然地提供了舟行之便,越南北使行舟于湘江和洞庭湖之上创作了大量＂湖湘诗＂,这些诗叙景、抒怀、记事兼备,很多是同湖湘文士相与酬唱,其中那些以＂潇湘八景＂为直接对象或者灵感触媒的诗歌,与日本、韩国的同类诗歌一道,构成了中古、近代东亚文化圈内引人注目的审美-艺术景观。     

北宋交通与梅尧臣的纪行诗

北宋前期,梅尧臣是毫无争议的最重要的诗人,在他现存的30卷近三千首诗里,大约有四、五百首纪行诗。纪行诗虽然包含着各种艺术手法,但从根本上说是叙事性的,正是这种叙事性给宋诗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同时,纪行诗的创作也有赖于政治的统一、交通的发达和文化的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梅尧臣的这些作品早已超越了纪行诗的范围。     

纪行赋中的道里信息——以沈炯《归魂赋》为例

作为一种纪实性的行旅书写,纪行赋天然地成为历史地理研究材料。赋文既沿空间展开,一篇纪行赋就是一条具体的交通线路,这条线路上不仅有山形水文、州县郡国,还镶嵌着邮传亭驿、桥栈关津、田畴古迹,就连路况险易、城池兴衰等即时状态,亦在在可见。纪行赋又多喜就途经地的本地典故发挥议论,也就是说,它还提供多重时间维度中的地理信息。以上这些特点,使纪行赋与纯粹的“地理类”文献相比,别具一种史料价值。以沈炯《归魂赋》为例,可以看到具体交通线路在复杂历史情境下的使用情况。      

黄庭坚纪行诗思想内涵论略

纪行诗是以诗人平生的羁旅行役经历为主要对象进行创作的,黄庭坚的羁旅行役经历和他政治上的升迁贬谪密切相关。黄庭坚创作了大量内容丰富多彩的纪行诗,诗人对自然山水、民俗风情的热情,对社会现实、人间冷暖的敏感,在他的纪行诗中都有反映。     

中国古典诗歌与越南古代汉文诗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发展的高峰,它对越南古代汉文诗的产生、发展及其形式和内容等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两国历史、文化交融以及越南崇尚中国古典诗歌的民族文学审美心理而导致的结果.越南汉文诗在模仿中国古典诗歌的同时,不断创新,体现了浓郁的民族文学特色.     

杜甫秦蜀和湖南纪行诗比较论

秦蜀和湖南是杜甫纪行诗创作比较集中和突出的阶段。在审美客体方面,秦蜀纪行诗表现了奇伟幽奥的景象,湖南纪行诗表现了阔远黯淡的景象。在审美主体方面,忧世之悲和漂泊之感贯穿了这两个阶段,但相比之下,秦蜀纪行诗中包含了一定的自信和乐观,湖南纪行诗则常常流露出某种近乎绝望的情绪。在心物关系方面,秦蜀纪行诗中自然与人强烈地对立,对人形成压迫和威胁,湖南纪行诗中自然是人的外在的衬托。在艺术传达方面,秦蜀纪行诗景先情后,由景生情,写景时以实写为主,虚写为辅。湖南纪行诗情在景中,以情统景,在写景时遗貌取神,随意点染。     

文化“走出去”视域下宇文所安唐诗传译之得失分析

宇文所安是精于译诗的著名汉学家。他对唐诗的译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他采用散文体的译诗形式和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翻译唐诗,重构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形象,并构建了唐诗文学史。然而,其译文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误读误译和过度解读等问题。宇文所安译介唐诗为中国文学典籍英译提供了借鉴,也促进了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相关模式研究。     

文天祥诗艺术创新论略

文天祥的纪行诗以连篇接续之长、纪行叙事之详和内容形式的丰富多彩而超越前人.文天祥的狱中诗在我国古代诗人很少涉足的题材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填补了一个空白.     

唐代御史纪行诗的认识价值

唐代御史台作为朝廷＂纪纲之司＂,职责广泛而重大,唐代御史由于职事活动的需要,经常巡查州县、巡边查访、知南选、出使各国。唐代御史行使其职事活动的过程,也是文学创作的过程。因监军、使边、巡边、带宪职入幕等多种原因,唐代御史出入边塞,＂得江山之助＂,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边塞诗,御史出行成为唐代边塞诗繁荣的推动因素之一。御史文学家在其职使行程中,还描写了特定地域的自然风光、民风民俗,这些诗歌不仅拓展了唐代文学的地理空间,也为唐代山水诗的兴盛带来契机。唐代御史纪行诗,是了解唐代地域文化风貌的宝贵资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     

中国古代诗学在越南

因为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中国古代诗学很早就出现在越南。古代时期,中国古代诗学深入越南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中,给越南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研究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从19世纪末,越南文化第一次碰撞西方文化到越南国家统一之前,出于现代化文学的需要、战争环境及其他原因,中国古代诗学在越南几乎被忽略。国家统一(1975年),尤其是改革开放(1986年)之后,中国古代诗学又受到越南文学研究者们的关注。越南文学研究注重研究中国古代诗学,也是想通过中国古代诗学更加了解越南古代文学创作、文学理论。     

1849年越南如清使臣与清朝伴送官唱和诗刍议

1849年越南使团如清岁贡,成员中有越南世称“超神适圣（阮文超和高伯适两位顶级文人）”组合中的神,即名人阮文超,此使团却常被忽略。沿途他和另外两位使臣与中国清朝伴送官员之间频频用要求最严格的步韵方法进行诗歌唱和,至今很多唱和诗已失佚,目前只收集到二十七首,但谨借此略陈管窥之议,反映中越两国诗歌唱和传统和越南文人的汉诗水平。     

纪行赋在建安时代的变奏及其成因探微

生发于《诗经》《楚辞》及汉初骚赋中涉及行旅的纪行赋,以西汉刘歆《遂初赋》为卓成一体的标志,之后在东汉勃兴。建安以降,纪行赋虽仍保有两汉同类题材作品中叙行与述志、时间与地理交织互见的书写传统,但整体上已然展露出记录征伐、昭示军力以及同题共作的倾向。这些在主题、基调、功能上的赋风突变,与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仍、曹魏邺下文人集团昌隆兴盛这两大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前者提供了纪行述志的基础,也改变了赋作素材和风气;后者创造了同题共作的契机,又激发了赋家批评和交流。     

白沟市场繁荣的奥秘及对国营批发商业企业的启迪

<正> 一、市场概况 白沟现为河北省保定地区新城县的一个镇,地处京、津、保三角腹地,是新城、雄县、容城三县交界的边缘重镇;津保公路横穿东西,高(高碑店)雄(雄县)公路纵贯南北;大清河、拒马河于此汇流,历史上就是重要的水陆码头,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     

从素材选择看地方性经验的文学表现——以现代岭南小说为例

20世纪以来,岭南小说通过边缘性素材对地方风物、家族人事方面进行密集书写,展示了“岭南制造”特殊印记,文学再现了岭南地区文化特质,形象展示出岭南地方性文学经验的重要内容。对地方文学素材取舍的考察有助于分析边缘性文学如何成为主流文学的补充,揭示地域文化对创作主体的塑型作用。     

从素材选择看地方性经验的文学表现——以现代岭南小说为例

20世纪以来,岭南小说通过边缘性素材对地方风物、家族人事方面进行密集书写,展示了"岭南制造"特殊印记,文学再现了岭南地区文化特质,形象展示出岭南地方性文学经验的重要内容。对地方文学素材取舍的考察有助于分析边缘性文学如何成为主流文学的补充,揭示地域文化对创作主体的塑型作用。     

汉代纪行赋的艺术特征及其影响

纪行赋是中国文学悠久的行旅文学传统在赋体中的集中体现.文章通过分析具体的赋家赋作,总结纪行赋的一般模式和艺术特色,将纪行赋与其他类型的骚体赋进行比较,研究其在赋史上的意义,并从纪行赋的诗性特征入手,揭示纪行赋的诗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