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绘图:地方媒体的“区域文化史”——《成都日报》副刊的实践意义

中国媒体的副刊,向来承担着对历史文化的记载与书写重任。以《成都日报》副刊"天下成都"为案例,分析其在现代化、全球化与商业化的冲突进程中,在不同思潮影响下,发生的文化转向与书写实践:"天下成都"设置的《寻秘记》《读城记》《蜀文蜀艺》《街巷》以及《金沙讲坛》等栏目,注重田野行走与文学审美性,探询远古文明与现代文明,记录城市内涵与文脉变迁。本文提炼其书写侧重点,以期组合出一幅版面上的时间地图。传媒副刊记录的区域历史与文化,不仅是文化遗产的寻根通道,更是对当下社会变迁进行审思性认知的有效路径之一。     

《战国策》纵横谈

《战国策》一书,自班固《汉书·艺文志》起,就归入《史记》一类史书中。除晁公武《读书志》、马端临《文献通考》改归子部纵横家之外,一直作为历史书籍相沿至今。与此相关,现在的文学史著作中,《战国策》几乎毫不例外地和《左传》、《国语》等一道,放在历史散文或史传文学之内。然而,如果我们把历史书籍限制在真实记载历史事件过程和历史人物言论(所谓“记事”、“记言”),而不是所有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字记载都算作史书的话,《战国策》属于史书的论断是值得怀疑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云梦秦简《大事记》等的出土,给战国史研究提供了不少可靠的史料。经过学者们精审严密的考据,发现前人过于相信了《战国策》记载的真实性。司马迁《史记》中不少引用了该书的地方结果明显失实,前后混乱。缪文远《战国策考辨》论证,书中不但有一些失实、     

鲜于绰《传信录》真伪辨析

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 ,鲜于绰《传信录》是记载“元丰后朝廷政事得失、人物贤否”的一部史书 ,而杭州大学 (今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图书馆所藏题为鲜于绰所撰的《皇朝中兴传信录》则是记载南宋绍兴初年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本文通过对鲜于绰生平的考订、对历代《传信录》引用、著录情况的调查以及对《皇朝中兴传信录》一书内容、引书的分析 ,断定《传信录》与《皇朝中兴传信录》无论从体例看 ,还是从内容看都是两本不同的著述 ;《传信录》确有其书 ,今已失传。鲜于绰是北宋时期的一个历史人物 ,不可能撰写南宋时期的历史 ,现在传世的《皇朝中兴传信录》不是鲜于氏的原著 ,纯系后人伪作。本文还对《皇朝中兴传信录》与《三朝北盟会编》相关卷次进行比较 ,认为《皇朝中兴传信录》全篇抄自《三朝北盟会编》 ,而且抄袭手段十分拙劣 ,所抄内容也没有围绕着某一中心问题展开 ,抄袭者不过偶然将它们凑在一起 ,草草成书。论文最后对《皇朝中兴传信录》与《三朝北盟会编》传世诸版本进行对比 ,发现其内容与《四库全书》本最为接近 ,由此推测它可能是清人伪作 ,而假托从《永乐大典》辑出。     

读《汉书·艺文志》札记

《汉书·艺文志》中"史书附于‘春秋家’",直至东汉中期,"史"仍为书写、记事之人,在观念上不符合后世所说之"史"。从今所见传世及出土文献看,故事、传记类文体尽管较常见,附属性质强烈,难将之视同为史书;从魏晋以来史部独立发展反观之,西汉时史书部类不多,似亦难独立发展。刘向父子校雠群书时,将史书附丽于"春秋家",诚得其宜。《汉书·艺文志》中"律令不载于汉《志》",从刘向父子校雠群书的重心看,即以篇目固定取代往日之单篇别行,或可对律令不载于汉《志》提出新的解释。当时是由单篇律与令共同构成律令法系,不存在由政府统一编纂的律令,理官厘定律令并无实质进展,刘向父子恐亦难为之,故不载录。通过探求董仲舒治狱佚文的表现形式,亦即虚拟甲乙之事或讲述历史故事,考察为何融经义入律令,如何融经义入律令,窥见经义与律令之互动关系,或可丰富对经义折狱的认识。     

从"任氏"看中唐文人的性爱审美观

唐人性爱生活开放,但中唐文人并不仅仅为性欲而性爱,他们有他们的女性审美标准,《任氏传》中的任氏是其理想的性爱伙伴。任氏是唐传奇中最美、最忠于爱情的女子,她作为唐传奇女性人物画廊中的代表性人物,寄寓了作者及其中唐文人的女性审美理想。     

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小说之预言性探微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将包含预言的志怪故事引入《三国志》中,是通过预言这一媒介将史书与小说沟通、结合,用文学故事之含义注释史书所述历史事件,阐发历史事件所含深义以及给人的启示,一定程度上勾画出了小说的轮廓,启发了后来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     

虽以志怪 却以补史——论《搜神记》的史料价值

作为我国著名的笔记体志怪小说,《搜神记》保存了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的资料,不仅可以作为正史《后汉书》、《三国志》注的来源,而且弥补了正史《三国志》记载的不足,也是《晋书》、《宋书》等史书的直接史料来源。因此,《搜神记》是值得历史研究者重视并深入加以研究的古籍资料。     

明清以来区域社会的科举、婚姻与移民现象——以福建永定县《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南山房)》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族谱作为一个宗族的象征,它以血缘传承为纽带,以辨昭穆、序长幼、敬宗收族为宗旨而编修,构成了族人的共同历史记忆,同时它关于族人生卒年月、科举、婚姻以及移居的记载,又反映了家族发展和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本文以《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南山房)》中的有关记载为分析内容,以高南江氏世琥系心学支派为考察对象,通过该案例的分析,以地方宗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继嗣群体的科举、婚姻与移民现象来理解大历史背景下的区域社会变迁。     

《史记》与姓氏名字

在西周王朝确立的宗法制度中,"姓、氏"体现着人的血缘关系与贵贱身份,即"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此制度在春秋、战国之后被新兴的地主封建主义制度所取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意地混淆了姓、氏之别,既是尊重历史之变,更是对奴隶主贵族政权的否定。"名、字"(包括其他称谓)的使用则体现着人物的尊卑关系与作者的褒贬态度。《史记》通过对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的名、字、称谓的使用,准确地记录出了历史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身份,既体现着历史的本来面貌,更体现着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与道德评价。     

《任氏传》的女性主义解读

唐传奇《任氏传》中的任氏并非如一些论者所言,具有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平等爱情的精神。其实,她并不具备主体性与独立人格。她是男权意识中“贤妻”与“荡妇”的糅合,纯粹是作者男权无意识中的欲望流露。     

论史志目录的书写方式及其学术价值——兼评《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续编》

史志目录是指古代正史、国史及典志体史书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清代以来对历代正史中所缺艺文志的补纂之作,还包括后人对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的考证、注释与补遗之作.史书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当以记载"一代所藏"为正体,其意义不仅在于记载了一个时代的藏书情况,而且通过对这些藏书的记载,可以考察典籍在后世的流传情况,以及学术发展的源流,并反映某个时代的学术文化风貌.史志目录不是单纯为了记载图书名目而作,而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进而"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再进而"经天纬地,资治赞化",服务于王者的政治教化事业,由此亦可见古代圣贤以学术指导政治之构想.此外,史志目录全面系统,对古书考辨与学术研究有重要作用.     

高岱《鸿猷录》考析

高岱的《鸿猷录》是第一部明史纪事本末体著作。所据多为当代人的传志、奏疏、案牍,对明朝自太祖开国至世宗嘉靖二百年的军政大事有较完备的载录。许多记载不见于实录,可补实录之缺,史料价值颇高,成为后世史书的重要渊薮。史书中体现了高岱＂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土家族历史文化瑰宝－康熙《卯峒司志》初探

在康熙五十八年编修的《卯峒司志》，流传270余年至今．堪称土家族历史文化瑰宝。该志对卯峒土司的政治年事、经济文化诸方面情况都有所记载，是一份难得的研究土家族历史、土司制度、土家族地方志的珍贵文献。     

吐蕃社会“重壮贱老”辨——以《通典》等汉文史书为考察中心

《通典》《旧唐书》《新唐书》等古代汉文史书有关吐蕃时期藏族社会存在着"重壮贱老"、"贵少贱老"等记载在历史上流传很广,影响至深,但事实未必如此。因为编撰于唐代的《通典》以及后来的新旧《唐书》等对吐蕃社会的相关记载缺乏直接的藏汉史实材料印证,其记叙内容似乎更多地参考了汉唐时期的《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等汉文史书对中原地区周边所谓"戎狄蛮夷"边民社会"普遍存在"的"贵少贱老"、"贵壮贱弱"等习俗的内容。事实上,杜佑在编撰《通典》时,由于涉及内容十分庞杂,相关佐证材料相对欠缺,在涉及吐蕃等边民社会的有关史实的记载上就存在诸多粗陋和失实之处。而从现存的藏族古文献的记载来看,吐蕃时期的藏族社会并不存在"贱老"的习俗,相反还非常强调"敬老"、"崇老"。以《通典》为代表的汉文史书对吐蕃社会"重壮贱老""习俗"的记载,确有可能是对之前汉文史书中对北方游牧社会习俗类似记载的一个简单"借用"和"移植"的结果。     

唐宋时期:民族志的多元书写实践与成效

中国历史是众多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唐宋的统一与多民族分治,国家政治地理板块上多民族的对撞与融汇,客观上为民族志的书写带来了更加多元而新鲜的素材。王朝框架下正史"四裔传"的民族志叙事,大型类书或典志相关部类(门类)对民族历史的记载,井喷式涌现的民族志作品以及来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书写的典籍文献,从多个层面穿缀了唐宋民族志多元书写的斑斓画卷。     

武则天圣历元年唐与突厥战役考

新旧《唐书》的《张仁愿传》《突厥传》等,记载了武则天圣历元年唐朝与突厥的一次战役。对这次战役,《张仁愿传》的记载模糊不清,各史书的记载也十分的分散,很难做一个全面的叙述。在史书的记载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而且在新旧《唐书》的《张仁愿传》中关于张仁愿的行为尚有可疑之处。通过对这次战役的背景、经过和结果以及这场战役的性质考...     

中华书局标点本史志标点勘误例释

在历代史书中,礼乐等志占有大量篇幅。这些典制涉及专门的名物制度,因此与纪传部分相比分外难读。笔者在阅读《后汉书.献帝纪》、《晋书.礼志》、《宋书.礼志》记载的有关两汉、两晋祭祀的章节,发现这几部分的中华书局标点本有若干处标点似乎不甚妥当,作札记如下。     

无声胜有声——"细读"波特的《老人》和《他》

波特的《老人》和《他》两个中短篇故事充分揭示了语言与人物身份构建之间的关系,那些会言语的人物不仅书写自己的身份,还构建语言来书写他人,通过书写他人来表达自己主观理想化的身份观和现实观,颠覆他人形象以衬托自己或者达到其他目的。布鲁克斯的"细读法"有助于读者明白波特的无声世界为何有声有色,无语人物又为何有血有肉。     

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Hindu族群建构与印度历史书写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界围绕如何界定印度教徒身份、印度教徒身份是古已有之还是殖民知识体系的现代建构等问题的争论不断。尝试在长时段历史视野下，探讨对Hindu身份的不同理解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这包括殖民前的印度波斯语史书、梵语和地方语言的历史书写以及殖民史学、民族主义史学，以及印度独立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达利特史学。印度在殖民前已经形成了将族群身份与历史挂钩的书写模式以及一种由上层知识精英界定的“印度教徒”身份。殖民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进一步确立了“印度教徒民族”身份和以印度教徒共同体为重要主体的民族史书写模式，但也因为推崇种姓制度而引发低种姓思想家的批判，形成了与印度教徒民族身份和民族史对立的达利特大众身份和达利特史学。     

《韩国华神道碑》中契丹大将萧宁身份考

《韩国华神道碑》中提到契丹大将萧宁。萧宁在史书中无传,但是在《宋史》、《辽史》等正史中多次出现,相关的记载在时间跨度、历史背景和身份地位上相差太大。经过考证,正史中的萧宁应该为两人,一位为辽代重要将领萧排押,即《韩国华神道碑》中出现的萧宁,另一位为契丹贵族萧特末。出现此类混淆是由语言文字差异、历史记载错讹、年代久远等原因造成的,在历史研究中应该仔细分辨,厘清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