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模型

文章考虑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的双向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04—2016年全国29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各省(市、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进而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增长对区域生态福利绩效具有倒U型的影响关系,当前中国东部的大部分省(市)已处于曲线的第二阶段;对外开放程度、技术水平对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对其提升具有抑制作用,而环境规制与能源结构的影响不显著;生态福利绩效对经济增长具有反作用,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每提高1%,人均GDP相应地提高0.687%。据此建议,政策制定要注重转变发展方式,因地制宜探索实现二者良性互动的可行路径。     

区域科学发展的实证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估计

考虑到区域经济增长、环境与就业之间的多向影响机制,基于榆林市12区县2006--201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包括经济、环境与就业效应的联立方程模型,探讨了区域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榆林地区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固体废物与人均GDP之间呈倒“u”型EKC曲线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但还远没有越过环境曲线的拐点;相关检验结果说明榆林地区的经济增长应逐步打破当前的要素投入依赖,转变增长方式,社会保障和教育投资的增长效益也在显现。     

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

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对山东省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估计,并进行相关政策模拟,结果表明：当既考虑直接贡献又考虑间接贡献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大大提高,与采用传统的单方程回归分析和会计恒等式分解的方法计算相比,该方法可更全面认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分位数模型

通过对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进一步验证波特假说在中国近几年是否成立.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短期内具有负面影响,但由于创新效率的存在,当环境规制提高到一定程度时会由抑制效应转变为促进效应,即适当的环境规制会降低我国的产品生产成本,进一步提高我国企业出口竞争力,促进出口贸易.实证结果验证了中国是存在波特假说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要积极推动贸易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支持环保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等对策建议,旨在推动我国绿色发展与出口贸易的共赢.     

分类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溢出分析*

“创新补偿论”与“遵循成本论”悖论下,提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具有差异化的影响。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测度200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绿色经济效率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在地理与经济两种权重矩阵下差异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存在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行政型、市场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基于地理或经济的间接效应远高于其直接影响;区别于其他两类环境规制地理与经济联系省份间均为正向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行政型环境规制对地理相邻地区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对经济迥异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     

经济增长、制度环境与大气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02-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并考察了制度环境对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地区大气污染呈倒“U”形关系;公众参与治理和环境规制负向调节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丰富了大气污染排放、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为转型经济时期改变政府激励方向和激励方式,为地区环境治理、政府环境绩效审计及其问责等方面指定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环境分权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环境分权体制,使用2001—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考察环境规制工具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基于不同环境分权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分权下,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的经济促进效应由负转正,而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则由正转负;（2）三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只有环境分权越过特定临界值时才能引致正向的经济增长效应;（3）在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上,有15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而在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上,有8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因此,为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应合理优化规制工具组合和深化改革环境分权结构。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就业——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现实验证

对就业规模及结构在环境规制及其立法、实施、监督等不同层面下的具体变动展开实证性探究,结果表明：（1）就业规模随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呈U型变动,且立法、实施和监督等不同层面的影响不尽一致。（2）与高技能劳动力相比,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量对环境规制的灵敏度更高,就业结构发生改变。（3）教育水平越高,同等规制强度下的就业规模越小。（4）低技能劳动力对教育水平的变动更为敏感,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有利于就业结构的优化。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污染密集度差异性的行业面板数据

在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相矛盾的情况下,技术创新成为解决此矛盾的关键。以2006—2013年中国的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全行业按照污染程度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研究环境规制在不同污染行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污染密集差异性的存在会造成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不同,其对重度和中度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轻度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通过分析环境规制对不同污染业造成影响不同的原因,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基于非平衡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在不改变农村户籍制度的条件下,我国农村劳动力出现了持续的大规模转移。与此相伴随出现了农村劳动力素质下降、耕地抛荒等现象。这引发了学术界围绕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影响的争论,且至今没有取得共识。事实上,尽管我国粮食产量存在过较大波动,但总体上是增长的。利用1978-2018年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多变量非平衡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考察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发现：我国农村劳动力存在过剩供给,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生产有正向作用,原因在于耕地面积的增加和农业资本投入(主要是机械与化肥)的增加。这表明,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因为农户收入增加而产生了替代效应。     

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004—2015年中国企业出口的省际面板数据

文章利用2004—2015年中国企业出口的面板数据,采用OLS和LSDV的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内生环境规制水平能有效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但严格的外生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呈U型。按区域划分进一步研究显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外生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贸易间的关系呈倒U型关系,而西部却呈U型关系。因此,文章建议中国政府要提高环境规制,但需因地制宜,对不同地区实行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中国各地区企业出口竞争力稳定均衡地提高。     

环境规制约束下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考察

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30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通过动态面板GMM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环境规制约束下，数字金融及其三个子维度对绿色发展效率提升起促进作用，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金融与环境规制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发展具有正向影响，表明数字金融能够缓解因环境规制产生的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负效应；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和技术创新进而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适应中国老龄化现状的产业结构调整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

文章选用30个省份2005-2015年面板数据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分析老龄化对消费结构和劳动力城乡结构变化的动态效应.供给角度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得到结论,东部地区老龄化对消费有促进作用,中、西部有抑制作用.需求角度运用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研究发现,东部地区老龄化对劳动力城乡结构变化有推动作用,中、西部有阻碍作用.最后比较分析东、中、西部地区老龄化对消费与劳动力城乡结构效应的影响程度,并给出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一个链式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复杂的相关关系,在短期,规制效应更多地体现为使经济承担更多的"遵循成本",但长期看,会通过"创新补偿""结构效应"等将促进经济增长.论文首先阐述了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进步中介、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链式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然后构造了包含两个独立中介和一个链式中介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分别从全国层面和分区域对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实证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环境规制分别经由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三条路径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从区域层面,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效的路径则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主要通过直接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中部地区环存在完全中介效应,环境规制通过三种中介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则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中介促进经济增长,其他两种中介效应不显著.     

小企业和地方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利用1999-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工业企业为对象,分析了我国小企业活动的基本情况和地区差异,实证检验了小企业的活跃程度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一个地区工业小企业的活跃程度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显著的影响,小企业密度越大的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本文的研究结果在小企业的发展是否有益地方经济增长这一重要的问题上提供了实证依据,对扭转地方政府对小企业的偏见,落实中央扶持小企业的各项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99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

基于电力系统生产供应的内在机制和NSBM(Network SBM)模型,将能源、环境因素纳入投入产出体系,打开系统内部的“黑箱”,考察1995-2012年中国30个省区电力行业总体、发电环节和电网环节的环境技术效率。结果表明:中国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特别是环境纯技术效率偏低。1998年“政企分开”的体制改革对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而2002年“厂网分开”的体制改革则未起到积极作用;国有资产控制水平与发电环境技术效率呈倒“U”形关系,临界值为69.6%,2002年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地区位于临界点的左侧;集中输入和集中输出的跨区电力贸易促进了发电环境技术效率的提高,但不利于电网环境技术效率的提升;煤炭资源聚集的地区环境技术效率偏低,表明这些地区存在资源滥用和环境治理不到位的情况,同时也体现了地区层面的“资源诅咒”“污染天堂”现象。     

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基于陕西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

依据陕西省1985-2007年污染物排放指标和人均实际GDP指标验证环境库兹涅茨(EKC)曲线,结论为:环境EKC基本存在.环境与经济发展权衡导致环境规制,环境污染与环境规制又呈现产业特征.基于此,进一步对陕西省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与第一产业产值问不存在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但其是第二产业产值变动的Granger原因;第三产业产值变动是环境治理投资变动的Granger原因.表明陕西区域经济要取得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赢,需从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等多方面优化调整.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视角

该文立足于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在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整体呈波动式下降,各省间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同,行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呈倒"U"型关系,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因此,政府看清西部地区绿色经济运行形势,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制定强度适宜的环境规制,有助于实现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双赢"目标。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行业内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基于制造业1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16个制造业行业的10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Panel Data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行业内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证明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行业内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得到结论：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约束了制造业的行业内结构升级,即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约束制造业行业内结构0．091309个百分点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