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困问题与加强社会救助法制建设的建议

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已经受到社会普遍关注，针对城市贫困的社会救助工作也已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仍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建设。本文首先对现存问题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原因，最后对改进和加强社会救助法制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与社会救助制度

本文分析了当前中国城市贫困阶层的形成过程及规模,回顾了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动因和上海、武汉、重庆三种制度模式的运作情况,研究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政策建议。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贫困治理

"社会治理"理论深化了治理理论,社会治理的理念、价值追求超越了社会管理,两者在主体构成、内容、实施方式、目的等相差甚异。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须建构国家与社会的"双轮驱动"。社会治理理论可运用于贫困治理研究。贫困治理可立足于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视野,其性质是社会资源的创造与分配。贫困治理应与社会治理"互嵌",因其目标同构,互为条件。大国长期发展应是贫困治理战略选择的基调,多主体合作参与是其基本命题。     

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发展阶段加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不仅是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诉求,而且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客观需要,还是满足广大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期待的重要抓手。然而,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着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识别难、相对贫困群体持续增收难、精神贫困问题较突出和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健全等现实问题。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从问题出发,制定适宜的相对贫困标准,提供相对贫困群体可持续发展保障,提升相对贫困群体内在动力,切实建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中国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和路向

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是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时代诉求和战略重点。相对贫困标准确定难度大、相对贫困群体构成复杂且广泛、反贫"管理机构分治""政策体系分割""治理力量分散"、相对贫困治理联动协同机制缺失等问题将深刻影响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进程和成效。联动性、协同性、普惠性、常规性和制度化等贫困治理逻辑决定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方向和突破口。由此,要制定层级性、差异性和动态性的相对贫困标准,培育和增强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内生驱动力,整合城市社会救助和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建立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管理机构、信息救助系统和政策衔接机制,建立要素共融、空间共建和发展共进的城乡融合发展联动格局。     

关于相对的绝对贫困的分析与相对贫困的治理构想

我国的贫困治理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过渡.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不是两个对立的问题,而是具有特殊的内在联系性.相对贫困的内部群体并非单一的,也存在自身经济状况具有难以提升顽固性的相对的绝对贫困群体,各类贫困群体之间相互作用.治理相对贫困需要对其本质进行分析,在继续强化物质保障的前提下,从教育支持、利益维护、心理完善等层面提出治理相对贫困的新构想.     

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及对相对贫困治理的启示

根据民政部“2015年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对比分析和ELES模型,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特点以及各项消费需求的满足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恩格尔定律对解释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有局限性,在农民工家庭消费安排中,生存消费被压缩,发展消费投入高,形成了“以发展为导向的基本生活消费低度满足”的消费模式。这种消费模式被概括为“节俭-发展”型消费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省吃俭用图发展”,饮食支出“低水平-低比例”,住房、教育、医疗支出“高水平-高比例”,衣食住行用等基本物质和服务消费水平低,满足程度低,消费需求有待释放;转移性支出和教育支出水平高、占比高、满足程度高,边际支出倾向也比较高;医疗支出呈现过高的特点。这种消费模式导致农民工家庭基本物质生活相对贫困化,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发展需求缺乏社会政策支持。由此建议通过各种发展性社会政策支持其发展需求,并以此建立健全缓解其相对贫困的长期机制。     

相对贫困语境下贫困群体福利权的法治化路径

从绝对贫困进入相对贫困,贫困群体福利权保障是现实和制度对法治提出的要求.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社会财富收入不均、福利资源获取能力有限和经济、技术带来进步的"风险社会"等问题,使得在相对贫困语境下贫困群体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隐性化的特征.从主客观两个层面出发,构建收入-财产-支出-文化程度-学习能力的二元五维贫困主体识别框架,有助于精准识别贫困群体,明确福利权的适格主体.中国社会整体福利状况的改变,决定了贫困群体福利权由救济型转向了普惠型,个人尊严的实现、个人需要的满足、资源获得机会平等和能力补足成为现下福利权的新样态.宪法、行政法、社会法等构筑的法治路径为福利权的实现提供了坚实保障.     

共同富裕背景下社会救助体系创新——基于成都市的实践经验

我国脱贫攻坚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目前已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成都市积极探寻社会救助体系创新之路,通过建设城乡一体的社会关爱援助体系,探索出一条以政府救助为主导、社会关爱援助为补充,相互促进无缝衔接的救助新路,提升了社会救助的相对贫困治理能力,完善了共同富裕的兜底性制度安排。文章通过分析成都市社会救助的创新经验和特点,认为共同富裕背景下,我国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应以困难群体需求为导向,协调整合分散的资源,借助智慧救助和服务救助,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     

多元主体参与的农村养老贫困救助体系构建

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和贫困问题的加剧使农村养老贫困问题亟需得到关注和解决。养老贫困问题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要负担主导作用,但是单独靠政府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养老贫困问题。以合作治理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为基础,寻求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市场、个人等社会力量合作,构建起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动救助网络体系,可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社会资本视角下缓解城市相对贫困的机制研究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可以为个人带来经济价值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是相对贫困治理中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由于相对贫困者在社会网络等级结构中的较低位置、自我与其他行动者之间强关系性质突出、网络中关系的位置强度不足,其社会资本呈现出范围狭窄、类型单一以及纵向上升空间有限的特点。在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背景下,促进相对贫困者社会资本的积累应该三管齐下：促进教育资源分配的对象性与阶段性公平,以缓解相对贫困者的结构劣势;开展社区共同体建设,将关系理性渗透到社交网络之中;增加相对贫困者扩展社会资本的能动性,并培养富裕群体的亲社会理念与行为,拉近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距离。     

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智能时代,融合“数字化”与“智能化”双重特征的数智技术进步,催生了政府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领域的新发展。本文从数字政府建设的分析视角出发,阐述了其赋能治理的三重内在逻辑,即区块链技术、平台建设及数字管理在促进治理透明化、高效化、精准化中所彰显的技术逻辑;有效整合各项社会制度及增强组织韧性所蕴含的制度逻辑;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治理理念所凸显的价值逻辑。此外,审视当前的治理现状,仍存在技术、组织、主体上的困境,制约着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进程。为此,通过持续发展数智技术,不断完善组织体系,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提高农民接受度,培育数字精英人才五个维度来促进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反贫困视觉下的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安排

社会救助的核心范畴是贫困,目标是克服贫困.在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因其生存型贫困救助局限,救助资源受益分配瞄准偏差,就业激励机制和就业援助专项制度缺失漏洞,内在地存在着反贫困功能梗塞.必须在技术层面:优化社会救助制度分类设计,防止形成“贫困陷阱”;加强各项救助制度的有效衔接,形成反贫困的制度合力.在制度建设层面:实现生活救助到综合救助转变,减少贫困发生因素;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促成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积极劳动自救,并实现社会救助工作法制化、规范化管理,从而确保反贫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