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初期的一种中国想象——论《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精神》、《吾国吾民》的中国形象塑造

在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关键期,陈季同描述的'家庭中国'、辜鸿铭塑造的'道德中国'以及林语堂想象的审美化的'人文中国',向西方展示了一种价值中国的形象,这是对文化转型时中西文化冲突的一种积极回应。这一回应的特殊之处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方面,这些中国形象都隐含着对西方现代性理念的认同,是通过中国人建构中国形象而参与到西方中国想象的话语谱系之中;另一方面,它是以中国自身的形象建构表现出对西方中国想象的反拨与重建,明显地带有对西方问题的思考和想象,由此形成了中国形象与西方中国想象以及与西方自身想象的一种对话关系,这不仅可以改变西方原本存在的中国想象,也能够让西方世界从对话的场域中重新发现自己。     

想象、城市与城市小说--三部小说对于成都的想象

被媒体大肆吵作的"成都三部曲",为我们勾勒了怎样的一个成都?基于怎样的条件和基础,想象中的成都诞生在了网络这一特殊的媒体上?作者笔下的这种对于成都的想象又是符合成都的吗?作者又缘何能为读者建构这样一个想象呢?该文从三部闻名的网络小说探讨关于成都城市文化的特质与定义,通过对成都的想象描述成都城市发展与城市文化的现实场景.     

跨文化形象学: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三组问题

在中国文化自觉的历史语境中研究跨文化的中国形象,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起点,相关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即"自我东方化",及与此相关的中国的西方形象和.西方主义"问题;三、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的网络形成,及与此相关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彼此东方化"的问题.     

跨文化形象学:辩驳与猜想

当前学界对跨文化形象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世界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复制;西方与非西方处于"主体/他者"的二元关系中,从而陷后者于建构主体性的两难境地;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价值立场可能背叛它的学理性。事实上,在"中国的自我想象"问题上,中国的自我想象话语固然受到西方影响,但终究是从自我的主体性出发,挪用和重写了西方话语。在现代民族国家之外建构另类现代性,仍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     

现代中国的自我想象——跨文化形象学的终极问题

在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中,从中国的自我想象人手来反思形象背后的文化问题是核心课题.中国的自我想象,无论是乌托邦式的想象还是意识形态式的想象,都与西方的中国形象存在差异.中西方的中国形象之间不是对应关系,而是错位关系.导致这种错位与重塑的原因在于中国为回应西方的挑战而建构的现代性叙事中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中国现代性叙事纠缠于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冲突,这种植根于中西二元对立的矛盾,在跨文化的全球叙事中有可能被化解.     

论张爱玲笔下的男性角色与现代的想象

张爱玲塑造的一系列西化的男性角色是亲历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上海人"对现代的想象。张爱玲利用"上海人的观点"颠覆了"五四"文人的现代观,然后又以颓废的现代观消解了"上海人"的现代观,最后以"蹦蹦戏花旦"的传统形象反拨了西方的颓废的现代观。而对现代观的逐步消解和传统"花旦"形象的建构则是通过西化背景的男人与传统背景的女人之间的故事逻辑来完成的。     

狄仁杰:中国福尔摩斯的幻景

幻景自“镜”中产生,狄仁杰作为中国的福尔摩斯,其幻景形象形成的“镜子”,主要是高罗佩所代表的西方侦探文化语境和对东方进行虚构与想象的译者思维。狄仁杰形象经由高罗佩之手推向世界,在经典的西方侦探形象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在流变过程中受到西方文化语境和读者接受心理的影响,与最初在中国本土时的形象已经相去甚远,而与经典的西方侦探形象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经过与西方侦探形象互动之后的狄仁杰形象,成为横跨在中西方文化桥梁之上的一道幻景,启迪着当代狄仁杰文化作品的创作。      

8至14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跨文化传播考察

8至14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既体现了东西方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又体现了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所发生交往关系的人和物,都是传播媒介;借此传播媒介所传递的种种信息,因其模糊性和变幻性,引发双方的无限想象。此类"无限想象"本身又成为传播的信息。海上丝绸之路所引发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是西方人对传统中国认知观念变革的重要原动力。这种建构在浪漫想象基础上的"东方形象"是一个复合体,既有形而下的贸易和战争,又有形而上的哲学、宗教和艺术,互为交织,既是复杂的历史进程,也是复杂的传播活动。考察西方的文化认知对构建"东方形象"的具体影响,可以较好地阐释海上丝绸之路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又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传播活动的变化过程。     

近代来华西人文化视阈中的衍圣公形象新探

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孔子故里的山东曲阜一直被视为“圣地”,受到了来华西人的极大关注。自近代《天津条约》允许西人进入中国内陆开始，越来越多的来华西人来到曲阜，近距离观察和拜见孔氏家族后裔衍圣公。近代西人眼中的衍圣公形象既具有强烈的东方性，又具有强烈的西方性。双方在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特定地点所展开的面对面接触，丰富了西方人原本只停留在书本中对于孔氏家族及后裔的认知，促进了他们的认知从想象层面到实际接触体验的转变。来华西人对衍圣公的形象建构，随着历史演变出现了阶段性的差异。     

19世纪来华德意志人的孔子形象建构

西方对孔子的认知和形象建构是近代中西/中德文化互动感知的重点之一。除了西方学者基于研析儒学典籍对孔子形象的学术性建构，19世纪接踵来华的德意志人以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观察与书写，为德意志公众拓宽了认知孔子、儒学和中国的新视野。受书写者多重身份和利益向度的影响，他们在认同孔子“伟人形象”的同时，也从总体上将以孔子和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置于西方文明之下。这种对孔子形象的社会性建构不仅反映了来华德意志人在华殖民主义、文明布道的行动目的，而且也是19世纪中西/中德权力关系的写照。     

美国华人文学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想象

美国华人具有跨越中西的双重文化视野和双重文化传统,"中国"既是他们在血缘和文化上遥远的原乡,也是他们在美国本土文化影响下想象的"他者".美国华人文学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和描述,其实质也是华人作家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等多重二元关系的对立与交融中对中国所做的文学想象和欲望投射,具有典型的形象学研究的意义.从地理中国、文化中国和族群中国三个层面对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进行梳理和解析,我们不难看到华人文学想象背后复杂的社会生存境遇和文化认同心理.     

在西方现代性想象中研究中国形象

在跨文化视野内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关键的问题不是描述形象特征,而是在特定知识框架中解释形象的意义。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精神结构中生成,只有在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中国形象的意义才能够得到系统深刻的解释。在西方现代性观念纵深研究中国形象,就是分析启蒙运动前后西方现代性观念中不断乌托邦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和系统意识形态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规划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历史意义域与逻辑框架,进一步反思中国形象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过程与方式。提出中国形象研究的解释性问题并尝试解释性分析,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理论自觉的标志。     

现代艺术与“有意味的形式”

２０世纪初西方物质和精神生活发生了剧烈变动,爆发了人与社会、艺术与现实的深刻危机。对现实的怀疑导致了对再现艺术的怀疑,西方艺术发展的重心自文艺复兴以来从模仿现实偏向了形式创造。新时代的观念、情趣、想象不断冲击艺术家的心灵,鼓舞他们越过几百年写实绘画的...     

身份认同与文化想象——论杜拉斯小说中“中国情人”形象的文化内涵及意义

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在越南出生并生活了18年。这种特殊的生活背景对其作品影响很大,构成了作品之外的潜在文本。论题结合比较文学形象学关于文化想象理论及作家生活经历,从作品“情爱”故事本身的解读出发,阐释“中国情人”形象所寄寓的较为复杂的深层文化内涵及关系：1．个人身份的寻求与文化认同,作家游离在东方和西方之间;2．法兰西民族对东方的欲望想象及投射,东方对他们有着巨大的诱惑;3．多重语境下的文化关联及其融合。     

“爱伊莎的面纱”：《海隅逐客》殖民地女性形象建构

康拉德的《海隅逐客》以“爱伊莎的面纱”为象征和隐喻,提出了一种殖民地女性形象建构的新模式,这种模式从西方文化的角度对殖民地女性进行了一种身体想象和话语建构,探讨了作为“面纱”象征的伊斯兰宗教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伊斯兰民族与西方民族的冲突和对立,以及这种二元对立在殖民地女性形象建构中的体现.     

五四儿童文学想象中国的跨文化实践

中西儿童文学资源的差异使得两种文化的交流成为可能,也正是如此,五四儿童文学在推介和展示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在想象中国,"中国形象"的确立借助于西方异质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碰撞。想象中国的过程的实质即五四儿童文学在与西方文化互渗中建构自我的现代性想象。     

文化世界主义视野下的新感觉派研究

"五四"作家在线性时间观和世界主义视角的支配下,将西方作为象征权利嵌入中国文化想象中。新感觉派在认同"五四"一代的基础上,将西方等同于现代,开始了对现代性的追求。他们采取分叉性的策略将都市西方与殖民西方作了区分,通过对上海的世界主义想象将自己放在与西方和日本都市文化对话的全球语境中,因此掩盖住了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半殖民统治的现实。新感觉派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模糊,导致了某种意义上的文化殖民。     

古希腊著作家笔下的埃及国家形象

在古希腊著作家笔下，古代埃及国富民丰、阶层分明，历史悠久，是文明嚆矢，但同时又被描绘成野蛮、排外的国家形象。与史源、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变化以及希腊人对外观念的变迁密切相关的这种形象建构，一方面基于著作家的亲身经历，另一方面也不乏他们对异域的诸多想象。     

新生代农民工的手机使用与消费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面临着与农村社会截然不同的消费图景,消费实践成为他们建构认同的重要路径。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劳动之外,主动参与品牌信息生产,通过“自由劳动”将自身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版图中。他们在虚拟空间中投入成本,自主成为“数字产消者”,实现对主体形象的改写与再生产。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使用手机趋同城市青年的消费形态,表达对城市“新市民”身份的乐观想象。     

记忆、想象与重构：人类学对非洲形象的创造

人类学诞生于西方,却在非西方社会研究的基础上获得发展,形成自身的学科命题。人类学与非洲的特殊遭遇,导致特殊研究范式的产生。人类学以记忆、想象与重构的方式,对非洲的世界形象的模塑发挥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