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历史终结论”证伪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近年来日益暴露出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在理论上,自由理念与民主原则相冲突,自由民主理念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存在深刻矛盾,自由民主制本身的内在矛盾使其难以成为历史的终点。在实践中,未来历史发展日趋多元,而非走向单一的终点,“历史终结论”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的意识形态之见已被多样发展的现实证伪。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以新的面目出现的美化资本主义粗俗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充满虚构的形而上学思想。其肤浅和荒谬表现在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无知和曲解,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粗俗,以及脱离现实和自相矛盾。因而,遭到各种社会政治理论学派的批判。作为对立观点的,享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相反的方向,表达了与福山同样的维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地位的愿望。要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理论困境,必须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方法入手,探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相互宽容,相互借鉴,和平共处的途径,而不是寻求霸权的征服和冲突。     

黑格尔与福山:从为承认而斗争到历史的终结

自《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出版至今,福山的思想(包括其反民主观点)并未发生本质改变。对于所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他不但从未欢呼,反而深感忧虑。福山在三个方面误读了他所依赖的黑格尔哲学:首先,福山将主奴关系中应被扬弃的要素看作是优越之人的特征。其次,他未区分生存状态上的可能性与存在论-生存论的可能性。这种混淆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使他混淆了不同种类的承认,另一方面使他错误地认为历史必有一个时间性终点,即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第三个误读。尽管如此,人们仍应看到福山思想的当代价值。     

站在历史终结处的思考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冷战结束后又重新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主张人类历史必将终结于以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关于“历史终结论”由来已久,沿着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向前追溯,可以看到这样一条一脉相承的发展线索：黑格尔→科耶夫→福山。不论在什么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历史终结的观点,他们的理论基础框架是相通的,并且这些理论的根基在历史的检验中越来越显示出弱点。     

论政治理性主义视阈中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政治哲学方法论研究

政治理性主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种理论范式,其理性的政治原则和"完全和解"的政治秩序立场成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重要方法论.政治理性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弊病,使福山政治哲学沉沦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困境而受到多方指摘.马克思由政治经济学方法现实又逻辑地推断出来的"世界历史"观必然扬弃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最终真正地形成对福山政治哲学方法论的批判.     

福山放弃“历史终结论”了吗?——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争论与思考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福山是否还在坚持"历史终结论"这一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非常关注的热点话题。对此,有人肯定,也有人否定。笔者以为,福山在提出"历史终结论"之后不久就开始了一个步步退却的过程:尽管在直接表述上,他没有也不可能承认"放弃"历史终结论",但在事实上,作为一种客观逻辑,他已经自我否定了自己的结论。正是这种主观上的坚持和客观上的否定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冲突。?更多还原     

“终结论”与社会主义宪政

"终结论"者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将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但这一论点受到来自理论和现实的挑战,社会主义宪政正是"终结论"遭遇到的核心挑战。社会主义宪政以西方民主政治为基础,是对资本主义宪政的超越;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民生福利原则在资本主义内部架起了通往社会主义宪政的桥梁。     

科学终结论的表现形式及其批判

科学终结论①认为,由于种种原因科学的未来前景是走向终结.其表现形式为功成名就论、覆没灭亡论、强弩之末论和四面楚歌论.我们认为科学终结论看到了科学发展过程中内外因素的限制作用,但却将这种限制推向极端而认为是难以克服的,这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因此是对科学发展前景的曲解.我们认为科学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它始终处于存在与生成之中.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终结——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

在20世纪末“意识形态终结论”、“马克思主义终结论”叫嚣的西方学术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概念中注入了阶级关系、权力结构以及话语理论等内涵,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属性,发展了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用生产的观念连接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有力证明了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正确性。他批判了后现代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怀疑,有力阐明了意识形态理论是人类解放工程的一部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现实有效性,从而终结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价值。     

政治合法性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反思

从政治合法性的视角来看,“意识形态终结论”认为意识形态所借以证成政治合法性的基本价值、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都无法成立,因此意识形态无法承担起为政治合法性提供客观和主观证成的任务,应当用非意识形态性的普遍价值、“普遍共识”等作为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但是无论从其理由还是替代策略来看,“意识形态终结论”都存在着诸多问题,意识形态无法被终结。     

理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在后冷战时代的西方思想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反,同样出身哈佛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福山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已无对手,历史的演进过程也已走向完成.但是,历史是否有一终极的理想状态尚有待探讨,自由民主社会亦不是历史的终结点.尤其是支撑福山的观点的、建构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普遍史理论,与自由主义在学理上的冲突和经验上的不相容,更是福山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内在矛盾所在.     

对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再思考

在美学界长期以来有关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思考：应该区分《美学》一书中对“终结”（Ende）与“解体”（Auflösung）二词的不同使用，以获得黑格尔使用“终结”一词的真意；应该区分逻辑的与历史的所谓艺术“终结”或“解体”，着重从黑格尔哲学、美学逻辑构架角度解读其关于艺术“终结”或“解体”的内在逻辑含义；进而揭示黑格尔对艺术美本质的规定是其艺术“解体”或“终结”论背后的逻辑根据。     

艺术的复活 哲学的终结——消费文化语境中的“艺术终结论”之悖反

对于艺术终结论,学界早有非常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笔者认为,如果将艺术终结论推进到足够远的地方,即后现代消费社会,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观点。实际上,后现代语境恰好造就了艺术终结论的一个反例:艺术并未终结于哲学,而是相反,哲学在走向终结的同时,迎来了艺术的复活。当代艺术的创作论、作品论和接受论在形式意义上完全复归了古老的传统。     

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福山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再没有其它意识形态的竞争,所以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论"以西方的制度作为一种普遍适应的制度,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这与世界正呈现出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迹象不相符合.科技在不断发展,尚不存在一种制度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历史尚未终结.     

马克思与“历史终结论”

马克思的新历史观建立在物质生产力一生产关系相互作用这一基础之上,历史不外是人类各个世代的依次更迭,每一时代都以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阶段为基础;人类只能提出符合一定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目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上层建筑的改变,人们摆脱以往对抗性的社会经济关系,建立起受人们联合调控的非对抗性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把马克思的新历史观当作一般的“历史哲学”和抽象的“历史目的论”、“历史终结论”是一种误解.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特里·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

在20世纪末“意识形态终结论”、“马克思主义终结论”叫嚣的西方学术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清理和反思，在其中注入了阶级关系、权力结构以及话语理论等内涵，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属性，并且发展了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用生产的观念连接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有力证明了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正确性。他批判了后现代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怀疑，有力阐明了意识形态理论是人类解放工程的一部分，在后现代社会具有现实有效性，从而终结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价值。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四大悖论及批判

厘清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悖论：认识论虚假＂真理＂性、本体论极端观念性、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批判性、价值资产阶级普世性,这有利于我们以理性的、科学的眼光分析形形色色的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澄清思想迷惑,有利于批判地吸收借鉴异质文化。立足于全球化视域中对现代性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和批判及建设性向度的反思,无疑将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的启迪作用和积极的借鉴意义。     

福山的后退与社会主义的前进

在弗朗西斯·福山那里,社会主义被错误地描述成违背自由民主价值的东西。主要原因在于他把苏联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全部以及他无视自由民主价值的多元性。事实上,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劲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平等享有,也为人类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提供了超越西方民主制度的一种可能。     

“文学的终结”还是“文学时代的终结”

一般人容易把＂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时代的终结＂混为一谈。实际上文学不会终结,而文学时代的终结是传统意义的文字表达方式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新的传媒手段的崛起,成为文学新的表达方式。     

“艺术终结”的反思与“艺术自律终结”的敞亮

艺术终结作为对艺术和艺术史历时进程的焦虑与反思,是由古典向现代时期的过渡中以决裂的方式实现艺术由神权和意识形态规约下的“他律”转化为自我指涉的“自律”,并最终指向市民社会和个人主体的张扬,这也是艺术终结最为显性的特质。但是审美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又使得艺术自律自身不断分化,最终在大众文化和市民主体的交往原则中实现后现代艺术的另类解放。一方面,市民社会的个体性价值不断扩张,在与国家权力的拮抗中步步为营,最终使得不同阶层之间的广泛交流和大众文化的话语狂欢适应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市场伦理,与国家权力的文化对抗也最终消失,普世性的文化需求使得艺术自律也失去了对抗的历史基础。另一方面,艺术自律本身无论是从“逃亡者美学”或者“造反者美学”都出现了内在无法克服的悖论,现代艺术的精英化面貌也无法割舍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和体制化的牵引,而以其自身的分裂走向了后现代主义艺术和艺术自律的终结,而此种终结却也带来了艺术发展的敞亮空间和多元主义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