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国际人权机制分析-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例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当今全球议程中日显重要。当前的国际人权机制在许多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从人权的视角来探求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之道,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人权路径也反映出了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全球正义原则。国际人权规范的内化程度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效率产生了一定影响。作为国际人权机制的主要规范载体,《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而言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然而,由于国际人权机制的非强制性、健康权的模糊性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人权机制的区别对待等原因,国际人权机制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促进作用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以促进人类健康发展和全球卫生公平为目标.在一系列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出现后,卫生领域的治理成为人类跨国治理的重点.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大国参与治理的意愿降低、国际社会普遍的“搭便车”现象、国际行为体互不信任、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治理机制不健全和功能失调等.为解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困境,国际社会应该转变观念,避免将全球卫生问题政治化,捍卫联合国的中心地位,支持多边卫生治理,制定相应制度以减少“搭便车”行为,加强各国在卫生领域的信息共享以及深化世界卫生组织内部机构改革.总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各国应当抛弃狭隘的民族自保观,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共同推动人类卫生事业的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谫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也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需要秉持的根本理念。为应对全球卫生安全危机,公共卫生从单一国家治理经由国际卫生有限合作走向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由于受到理念共识相异、集体行动意愿缺乏、全球民主失衡、经济发展赤字、信息与技术壁垒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面临重大挑战与困境,亟待改革完善。为此,推进治理理念革新、坚持经济共享发展、构建公平正义、互嵌融合的治理机制、强化信息与科技合作等是改革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策略路径。     

全球可再生能源治理中的制度性领导：德国外交路径及其启示

德国所颁布的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不仅成为其国内低碳转型的核心支柱,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其外交政策和战略定位。鉴于可再生能源议题在联合国层面一直滞缓难行,德国用了将近三十年的外交实践来推进全球可再生能源治理的制度化进程,通过召开国际清洁能源大会(IRECS)、建立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REN21)和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等多元路径塑造自身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治理中的制度性领导力。基于对制度性领导概念内涵和运行机制以及德国外交发展路径的系统性分析,可以看出德国通过企业家型、话语理念型和方向型领导路径来打造一种制度性领导优势,且不同制度性领导路径之间相互支持。面对各种阻碍势力和制度性竞争者,德国通过话语框定、主场外交、议程嵌入、盟友寻求及共识网络建构等外交策略选择不断推进其制度性领导步伐。鉴于德国制度性领导的外交路径经验,中国需要利用自身在可再生能源上的结构性优势,通过灵活多元的可再生能源外交,提升在全球能源转型与可再生能源治理中的绿色制度性话语权。     

习近平的全球卫生治理观及其实践引领

作为在风险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诞生的重要理论,习近平的全球卫生治理观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精准回应了当下频发的全球卫生挑战,突出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它包含了坚持人民生命健康至上、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强化国际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促进全球抗疫公共产品公平分配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并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以习近平全球卫生治理观指导全球卫生治理实践,必须坚持主权平等、多边主义、依法治理三大原则;在现实路径上,应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强化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协同发展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国际援助,以此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新中国成立70年对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贡献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70年。70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权事业取得不菲成就。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中国丰富了国际人权话语体系,推动了各国人权事业共同发展,积极参与了全球人权治理,为推动世界人权事业的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然而,人权是一项“没有终点”的伟大事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当代中国人权事业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70年来中国在人权事业上取得的诸多成就,对完善和发展中国人权事业、塑造国际人权话语体系和更公平、合理的国际人权秩序,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农业转基因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知识架构:殖民医学及其遗产

西方殖民医学以及作为其延续的当代全球卫生治理,留下的作为遗产的知识架构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疾病根除法、基于成本-效益原则的狭义效果评价、对卫生问题背后结构性要素的忽略等。二战后农业援助的兴起,全球卫生治理主体向营养和农业领域的挺进,农业转基因研发机构与当代全球卫生治理在组织结构上的趋同以及指导农业转基因研发的议程对全球卫生治理的覆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农业转基因遵循这一知识架构干预全球卫生问题的技术风潮。但该知识架构所存在的诸种局限,使得农业转基因参与的全球卫生治理疏离生活世界中的既存秩序和真实需求。因此,全球卫生治理质量的提升有赖于对架构本身及其所根植于的“全球科学”的反思和超越。     

新冠疫情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造成历史性打击,但也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国际合作在应对疫情和促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推动了新治理需求,疫情相关的问题涌现突出了网络空间治理议题的新重点。同时,人们探索和适应新兴技术的步伐也得到加快,新技术将成为重要治理手段。但疫情之下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网络空间大国的激烈博弈使国际合作意愿不断受挫,网络安全、逆全球化等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议题的复杂性不断加强,而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效用却未能充分发挥,并且在新技术部署等方面,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显露出明显的滞后性。新冠疫情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为国际社会与我国更好推进这一议程提供可探讨的方向。     

试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科学性和时代价值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特定历史时期提出的倡议和概念,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拓展和深化。"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包含生命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人类需要团结合作、同舟共济来共度时艰等科学内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表明世界各国应该承担共同的公共安全风险、分享共同的利益、承担共同的责任。因此,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特别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变革,是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正确选择和必由之路,这也是中国智慧对世界的贡献。     

人类安全议程新探

目前,人类安全研究大多局限于20世纪50年代的传统主题,如援助机构、联合国发展和经济增长模式等。近年来,城市地区安全问题、发达国家人口、原住民族、商业利益集团、新全球治理和三方合作等日趋成为影响人类安全的新变量,应该纳入人类安全议程研究范围。其中,跨国公司在冲突管理、冲突化解与和平重建中的角色增进了政府、社会和企业的互动合作关系。“多行为体治理”与“多层次治理”相结合的组织机制突破了国家间合作的传统谈判机制。总之,只有以社会安全为“增量”,以人类安全为“根本”,以环境安全为“超根本”,同时兼顾边缘群体安全,不断拓展安全建设新途径,才能实现动态的、可持续的人类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