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航运治理与中国的参与路径研究

随着北极地区的冰融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北极航线开通与商业性运营提上了日程。北极航道的开通以及商业性运营不仅会对世界经济格局、航运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也将对中国的经济布局、能源安全以及航运业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北极航运治理正处在"建章立制"的阶段,中国应积极参与正在形成中的北极航运国际管制机制的构建,并且在参与北极治理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北极航运事务治理中的参与度,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和保障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权益。     

全球实验主义治理:内涵、价值与挑战

近年来,全球治理领域出现了实验主义这一新治理模式。实验主义治理主要包括设立框架目标,基层单位在框架目标下自行实践,实践者定期汇报并实施同行评议,进而对框架目标定期修订。协商性、非正式性及多层次政策制定是其基本特征。当前,实验主义治理不仅在欧盟大行其道,也很快应用于美国的全球治理实践中,是反全球化背景下美欧应对治理失灵、维护美欧利益的重要工具。本质上,实验主义治理是西方国家应对国际体系变革、争夺国际话语权的现实需要。就未来而言,通过框定目标、监督履行和地方实践的实验主义治理与基于主权、国家间政治和正式法律的传统全球治理将共同存在,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政治变动

美国建国之后,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崇尚民主自由为特征的自由主义政治,并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了美国政治的主要传统.随着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自由主义政治所导致的政府权力弱小已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现实,这一时期美国政治面临巨大的危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把加强政府权力作为其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美国政治由自由主义逐渐走向国家主义.     

全球治理与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发展

近年来,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发展给这个长期在国际舞台上处于边缘地位的地区带来了新变化。2008年以来的全球治理进程凸显了金融与发展治理、气候治理和海洋治理三大重点议题,出现了小集团化、民主化和网络化三大趋势,推动了太平洋岛国以地区集体外交机制实现共同利益,提升了太平洋岛国在地区事务中的自主权,塑造了新时期的太平洋岛国地区身份认同,促进了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发展。通过对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改革和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创建进行案例研究,本文考察了全球治理在改革既有地区组织和创建新地区机制两个方面的作用,认为全球治理进程通过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海洋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治理议题上的利益表达最终对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改革产生了影响,驱动了太平洋岛国联合自强,推动了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集团、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机制化了的《瑙鲁协定》缔约国、首席贸易顾问办公室、成为正式国际组织的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等新的地区机制的兴起。     

析国家主义派的"新法家主义"与"生物史观"

国家主义派所推动的国家主义运动可以说是确立国家“权威”的过程。国家主义派认为在世界大战中及其后 ,国家之间的斗争处于“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新战国时代”。他们认为新时代的国际斗争 ,并不限于军事 ,而是运用了整个国力。为了在这种“新战国时代”维持国家的生命与民族的生存 ,必须再探索新的理论体系。为此 ,国家主义派提倡复兴先秦法家思想 ,以此作为纯中国式的国家主义理论根据 ,同时又把社会达尔文主义看作为科学理论根据     

全球主义与因特网的理想

全球主义(因特网的理想)是一种以全球或全人类利益为至上利益的价值信念,它是全球化进程的观念表现.它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地球号"假设,即全球性(资源、环境、人口)问题;二是"地球村"假设,即全球性科技进步(数字化、虚拟化、网络化).全球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主张各种文化传统之间平等对话,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对待全球主义的话语立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伪全球主义即冒充的全球主义立场;另一种则是反全球主义即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我们应当把真正的全球主义和正当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正确理解全球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以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系.     

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由全球化所引发的全球性人类困境问题使传统民族国家政府行为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全球性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由此兴起。西方理论界在多个维度上探讨关于全球治理问题，涉及到民族国家主权、公民社会、世界主义民主模式、文明与文化等诸多方面。同时，各国政府、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跨国公司以及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等也纷纷转变传统的行为模式，为全球治理的实践发展作出了重要的探索。     

“全面性”国家治理:实践逻辑与理论维度

当前,中国国家治理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分层次统筹治理、调适性分权治理和共在式合作治理的全面性实践逻辑。缘此实践逻辑并整合西方治理理论的不同面向后,凝练出跨越西方治理理论丛林的三维一体的国家治理理论框架。中国国家治理之所以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维度,其内核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由此,国家治理实践的全面性推进逻辑、国家治理理论的全面性整合逻辑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的全面性领导逻辑,共同驱动并形塑出中国特色的全面性国家治理。     

农民增收:从实证分析到理论研究

农民增收问题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从实证与理论结合上来分析 ,农民增收缓慢的原因有 :结构性因素与体制性因素 ;自然禀赋因素与市场风险因素 ;人力资源因素与农业科技运用推广因素。因此 ,改革农村税费制度 ,减轻农民负担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推进农业产业化 ,加快城镇化进程 ,加速农地使用权的流转 ,增加农村人力资本、农业科技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当前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政策选择和有效途径     

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路径研究

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升要以"守正创新"为主基调,通过全方位综合改革破除束缚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完善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具体制度体系,重构"大学操作系统",调动大学治理各方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大学系统的动态平衡,涵养创新生态并借助信息化技术手段提高治理效能,实现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美好生活研究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议题

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对日常生活的研究议题出现了由"晦暗"到"美好"的光明转向。文章通过系统梳理学界关于日常生活中的美好现象和美好愿景等研究,发现存在以下几种理论视角:第一,在社会道德层次上,重新激活先哲们对美好生活阐释的本体论进路;第二,在想象意象层次上,集中转换文学家美好生活愿景的先验论进路;第三,在社会意象层次上,中产阶级美好生活追求的符号意向,以及增进社会边缘弱势群体基本福利期许的意象型进路。美好生活研究实践议题具体体现在技术植入日常生活提升人们的美好感知,以及相关政策红利供给对人们美好体验的促进等方面。这些研究为中国美好生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方向,当然有中国智慧的美好生活建设需要对此批判性地借鉴和创造性地吸收。     

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危机情境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是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在危机情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体现在全国一盘棋下的以人民为中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并在民主、法治与科技支撑保障等基础上,借助顶层设计的决策、凝聚合力的执行和多重保障的监督这三种机制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与融合。进言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顶层设计的决策机制包括共识性的防疫目标、整体性的防疫部署和全局性的资源调配;凝聚合力的执行机制包括响应性的工作制度、系统性的防御措施、落实性的执行力度、创新性的技术支撑和多元性的社会参与;多重保障的监督机制包括规范性的法律法规、约束性的问责机制和广泛性的社会监督。通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析以探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能够为危机情境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     

数字乡村治理探赜:理论图式、主要限度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内在构成要素,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数字乡村是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和治理的价值取向与行动指南。通过构建数字乡村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理念结构过程目标”的理论图式,对数字乡村治理进行逻辑阐释。理论分析认为,数字乡村治理在理念上实现了从机械到智慧的升级,在主体结构上实现了从单一到多元的协同,在治理过程上体现了从碎片到整体的智治,在治理目标上体现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当前,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治理理念、主体结构、治理过程及治理目标的脱嵌,从而使得数字乡村治理的方向受缚、行动受阻、整合受限、转型受挫。为了更好推动数字乡村治理,应实现不同维度的再嵌入,提升数字乡村治理的绩效,需要从理念重塑、结构优化、过程升级和目标同频4个方面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从而提升乡村治理绩效,实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从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主要以乡村非正式权威力量和基层政权组织为中介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接点治理",但因其难以适应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需要,乡村治理模式必须及时转型。农业税取消后,为维护农民权益,强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基础性权力,国家改变治理策略,国家权力与农户直接对接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乡村治理实现了由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的逻辑转换。这一转换深刻影响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改变了基层政权的行为方式。由此,欲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实现乡村振兴,需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将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两者和谐共存。     

过程治理模式运用于医疗纠纷的理论和 实践框架分析∗

近年来,医疗纠纷已经被纳入社会纠纷治理框架,转变为一个社会治理问题。 恶性医疗事件的 频繁发生表明医疗纠纷并未得到有效治理。 当前的医疗纠纷治理实践可以归结为问题导向的治理模式。 这种治理模式注重医疗纠纷中的显性问题却忽视了其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治理纠纷个案但却无法根治 原因事实,存在一种固有的视域障碍。 究其症结,主要在于该种治理模式强调对医疗纠纷静态的结构分 析而忽略其动态过程。 要克服这种视域障碍,就要从过程视角来认识医疗纠纷并以过程思维来理解医疗 纠纷治理实践,在具体治理中引入过程性分析,既治理个案又能够根治原因事实,塑造医疗纠纷过程治理 模式,进而实现对医疗纠纷的全面、整体、动态与根源治理。     

有为政府与活力社会:数字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国家有秩序和社会有活力两大治理目标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基于“秩序-活力”的分析框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类型学划分,提出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遵循“有为政府-活力社会”的基本框架,推动形成国家高秩序和社会高活力的治理新格局。研究认为:国家有秩序意味着保持社会稳定、法治环境良好、公民权利得到保障,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借助数字技术打造信息共享秩序、构建跨域合作秩序、形成协作共治秩序来赋予国家治理新秩序,从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坚实基础;社会有活力则表现为社会创新能力、公民参与度和社会凝聚力的增强,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通过数字赋能促进不在场行动的再嵌入、高流动社会的再整合和多治理主体间的再连结来激发社会治理新活力,从而确保社会整体更具活力和韧性。实现国家有秩序和社会有活力是衡量治理有效的两个关键维度,在“有为政府-活力社会”的基本框架下,构建数字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是通过数字赋能促进秩序与活力相融,在顶层设计层面创新数字治理体制,在中层应用层面构建多元化数字场景,在底层框架层面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从“理论批判”到“实践批判”的转向——对马克思哲学观的再分析

哲学观是哲学的自我关照或哲学家的自我意识。马克思通过一系列著作表达了自己对哲学的理解。马克思哲学观是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点的,是对传统哲学的扬弃,具有反思辨、批判性和开放性的理论特质。以实践为立足点,还使马克思哲学较现代西方哲学而言更彻底、更深刻,从根本上超越了主客、理性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模式,更具有了普遍性和现实性的品格,实现了哲学史上从"理论批判"到"实践批判"的革命性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