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权力”如何畅通表达

2009年7月10日，沈文钦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如何处理学术与行政的关系，这是世界各国大学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早期的大学一般规模都不大，往往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蔡元培任校长时期的北京大学，由教授们组成的评议会不仅掌管专业设置、学位授予等学术事务，同时还负责经费预算、机构设置等行政事务。     

西方国家高校组织的自主权及其启示

西方国家高校组织的自主权是通过大学内部立法、决策领导、组织协调、咨询等办学活动来实现的。大学自治组织系统主要由董事会 (校务会 )、校长、评议会等组成。校长由董事会 (校务会 )选举或产生 ,代表其行使学校决策及日常事务管理。大学自治组织一般拥有组织教学、筹集经费、开展学术研究、人事使用等权力 ,而这些权力的行使一方面要受到大学内部各种权力系统、管理层以及利益集团的制约 ,同时还要受到来自大学外部的各种专门组织和社会团体的监督     

西南联大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研究

西南联大的权力结构,从纵向看,主要表现为学校与政府、教授、学生之间的权力关系;从横向看,既有组成联大三校各自相对独立的治校权力,又有联大校务委员会、教授会和专门委员会之间的权力分配。西南联大的权力结构突出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的大学精神。而在其权力运行过程中无论是决策、执行还是监督,各个环节都体现了这种精神。西南联大的权力结构及权力运行模式对于我国现代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具有启示意义。     

日本学位的沿革

日本是个法制化较强的国家。在教育方面,日本政府颁布了《学制》、《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等;在研究生院方面,也颁布了《研究生院设置标准》、《研究生院设置审查标准要点》;在学位方面,颁布了《学位令》、《学位规则》。我们通过日本有关学位的法令、规则等的演变,看其学位的沿革。 一、颁布学位令、不断修订、日趋完善 日本于1868年进行明治维新,为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学习和引进欧洲的教育制度,在1872年颁布了《新学制》,开始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教育改革。为加强国家对学位授予权的控制,于1887年颁布了第一个《学位令》和《学位细则》,开始建立起学位制度。     

近代大学教授会与当前教授委员会的比较研究——以二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为个案

民国时期清华的“教授治校”制度在大学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我国近代高教史的遗产,对当前教授组织参与大学管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简要介绍了民国时期清华的教授治校制度以及教授会这一“教授治校”的基础性组织,总结了其组织特征;简要分析了当前大学教授委员会的实施现状;并对历史与当下两种教授会制度做了对比分析,得出相应的启示。     

关于“治学”“治校”及相关制度建设的思考

关于"教授治学"、"教授治校"、"校长治校"的观点见仁见智,难判是非。"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是一个伪命题;"教授治学"与"校长治校"亦是一个伪命题。诸多文献和相关争论真正要研究和解决的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关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是从冲突走向协调;制度建设的目标是行政权力从对上负责转变到对下负责;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变革学术权力的作用方式,建立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控机制。     

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制度的实践与启示

西南联大的教授治校制度在于协调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不同作用,把大学的管理权、决定权真正交给了教授,并强调管理者的民主管理意识与服务意识,是以教授为重、以学术为本理念的回归。这一民主管理模式不断促进联大出人才、出成果。本文对其以＂教授会、校务委员会、校常务委员会＂为核心的组织机构与其他管理机构的具体实践与运作进行分析、归纳与总结,希望对我国高校管理与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西方大学教授会的起源与发展探析

教授会是大学中的学者团体组织,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大学的起源时期.在千余年的大学发展史中,教授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大学的早期,它以行会组织的方式领导大学的自治管理;在漫长的发展期,它铸就了大学“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坚定地捍卫着学术自由的权力;在现代大学中,它的功能在“共治结构”下进一步专门化,但依然不可或缺,举足轻重.教授会是大学中最古老的机构,它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以及学术生活的天然践行者与捍卫者.     

教授治校:美国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大学的教授治校本质上是教授对大学事务管理的民主参与。它成功运行的经验主要有:大学自治为教授治校创造了前提条件,终身教职制为教授治校提供了有力支撑,教授会是教授治校的组织保障,开明的校长是教授治校的重要推动者。我们从这些经验中能够得到如下启示:切实赋予大学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改革教师聘任制,健全教授委员会制度,提高大学校长对教授治校理念的认识。     

论高校的权力体系--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为分析路径

本文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为分析路径,探究了大学权力体系中的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明确提出党委的权力体现为政治领导,学术权力体现为教授治学,行政权力体现为校长治校,民主权力体现为监督保障.     

借鉴国外立法，完善我国监事会制度

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监事会是公司法人的监督机关。本文借鉴国外立法,从完善我国监事会制度之组织制度、职权制度、责任制度方面提出了立法建议。监事会的组织制度包括监事会成员的人数组成、监事会成员的任职资格、监事会成员的产生等方面;监事会职权制度包括董事会成员的任免权、财务监督权、职务监督权、特定情况下临时股东大会召集权、监事会诉讼权等;并相应地提出了完善监事会责任制度的具体措施。     

教授治学问题研究综述

受教授治校理念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探索教授治学的新途径,教育主管部门也通过立法积极推动教授治学.国内许多学者对教授治学现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在教授治学的意义、困境以及路径方面的研究非常深入,这些成果为大学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借鉴.教授治学不仅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理念,同时也反映了大学的组织特性和管理方式;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根本要求,在治“学”的范围上不仅仅局限于教授个人治学方面,而且也应当参与、主导一些与学术事务相关的行政管理;教授委员会是实现教授治学的有效载体,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大学学术权力充分发挥,同时也提高了大学的科学、民主化管理水平.     

论高等教育系统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和谐关系之建立

在高等教育这个特定的系统中,学术权力作为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所拥有的一种权力形式有其独立存在的基础和价值,并与高等教育行政权力形成了高等教育系统的两维。协调二者关系,实现高等教育系统权力之和谐必须突出学术权力的主导地位。学术权力的实现有两个制度根基：一是大学自治,二是教授治校。     

从历史视角对西点军校教育理念的分析

西点军校在发展历程中形成了鲜明的个性,体现出一系列"西点特色"。与此同时,西点军校遵循着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学校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和通识教育等现代大学的基本理念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西点军校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学校自治史,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一直是校长们面对的重要问题。教授们在西点军校享有巨大的权力,他们通过内部控制实现教授治校,约束校长权力。自主的学员管理制度体现了学生自治的理念,久负盛名的荣誉委员会无论从机构设置还是程序运行上看,都体现了学生自治的特点。西点军校创建之初就强调科学教育,拒绝成为狭隘的军事学校,之后逐渐推行多元开放办学,全面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教育民主化进程中＂教授治校＂的内涵及实现因素

在我国教育民主化过程中,高校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是大势所趋。＂教育民主化＂与＂教授治校＂是形殊质同的统一体。教育民主化视野中＂教授治校＂的内涵及外延是：教授治校是＂体＂,而非＂用＂;教授治校亦是教师治校或共同治校;治校的理想是学术自治,行政其中。教育民主化背景下＂教授治校＂的实现因素：学术法制化;学校构建以院系级决策为主体的权力体系;营造民主管理的文化氛围。     

对公司治理机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以新《公司法》的规定为中心

对新《公司法》治理实务中的几个问题:如股东(大)会,董事会职权界定,股东(大)会会议制度,经理制度等加以研究,提出解读意见.     

战前日本私立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开始推行富国强兵、置产兴业等政策,其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加,日本私立高等教育开始起步.20世纪初期《专门学校令》颁布后,专门学校的法律地位得以确立,私立高等教育制度初步确立.日本政府于1918年颁布《大学令》,从制度上承认了私立大学的设立,为私立专门学校向私立大学升格提供了法律依据,日本私立高等教育迎来快速发展时期.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摭议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主要包括内部领导体制即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大学章程和内部管理体制三个方面.当前存在着党委和行政之间权力边界不够清晰、党委成员之间工作关系不够明确、地方高校领导体制缺乏地方特色高校章程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学校内部二元权力结构失衡比较严重、专家治校理念缺乏制度安排、教授治学权力缺乏制度保障等问题.探讨具有建设性和操作性的措施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析梅贻琦的大学教育理念

本文在回顾梅贻琦先生生平与教育实践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他的大学教育理念。认为梅 贻琦的大学教育理念主要体现在:第一,强调自由地开展学术研究;第二,主张通才教育;第三,提出了网 络天下人才的"大师论";第四,确立了"教授治校"制度。     

库存股的组织法规范与公司资本制度的衔接

2018年《公司法》修改第142条有限地引进库存股制度，其适用范围限于股权激励、可转债、企业价值提升等情形，并且要求库存3年之后应当转让或注销股份，由此，库存股制度在组织法层面得以规范。此次《公司法》修改在资本三大原则下，基于政策性立法将股份回购区分为资本决策事项与经营决策事项，界分股东大会与董事会职权。2021年12月公布的《公司法(修订草案)》虽然沿用了2018年修改条文的内容，但是移植了分配规制之财务资助、发行规制之授权资本制、无面额股制度、重组制度之简易合并、简易减资制度。因而，在立法层面应根据股份回购的目的、财源以及包括再发行在内的库存股的转让等具体功能，进一步梳理库存股组织法层面的法律构造与资本制度的体系性衔接，明晰股东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