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及其治理

药品价格改革一直是我国医改重要组成部分。破除"以药养医"业已成为公立医院乃至整个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头戏。药价虚高是药价认识错误、生产成本虚高、医院药品加成政策倒逼等导致的。适度扩大政府对处方药品的定价范围、严格药品成本审核、实现"医药分家"以及进一步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是理顺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必由之路。     

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原因实证分析

利用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计算了我国农村居民的短期医疗服务需求价格弹性。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短期医疗服务需求价格缺乏弹性。由于农村居民的短期医疗服务需求价格缺乏弹性,加上我国目前医疗体制存在的以药养医和医疗机构的逐利行为以及医疗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等问题,导致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国家增加对卫生领域的投入,降低农民看病时自费的比例,增强卫生市场的竞争性,适当使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并逐渐把医疗机构办成非盈利机构。     

时评

医改当防"前门打狼后门进虎"卫生部部长陈竺近日专题阐述了中国医改新政。他说,为改变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局面,中国新一轮医改试点将取消公立医院7%～15%的加价售药。同时,患者享受的诊断等服务,将要增加药事服务费(《新京报》1月9日)。     

医师处方行为的伦理思考

药物的滥用与医师的处方行为密切相关,探讨影响处方行为的四大因素:制药业的高速发展、“以药养医”的管理模式、医师和患者自身素质。作者提出制约及监控处方的几点措施。     

构建竞合性医疗服务体系缓解“看病难与看病贵”研究

"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我国广泛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我国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医武竞赛。医武竞赛导致医疗资源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低下,并由此导致看病难和看病贵并存。通过构建竞合性医疗服务体系,促进医疗机构和医生之间的竞争来提高医疗资源的生产效率,引导医疗机构加强合作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可以缓解这一难题。但是,构建竞合性医疗服务体系需要加强政府的管理与引导。     

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中的新问题及政策建议

转变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是缓解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关键,是"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重要抓手和切入点。调查显示,"以药养医"运行旧机制已基本破除,但是"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农民"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是一项综合性工程,只有进行综合、系统、全面地改革,才能建立起新的体制机制。因此,推进与基本药物制度相配套的一系列体制机制综合改革,已成为当前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     

试论“白色腐败”之根源何在

以分析医院的“双重垄断身份”和药品作为商品的特殊性为切人点，分析出导致药品流通环节腐败链的根源在于：①医院身份定位混乱，投入不足；②医疗补偿机制扭曲，以药养医；③卫生部门职能不明，管办不分。     

取消药品加成对公立医院运行机制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取消药品加成是新医改药品领域改革的核心,历经六十余年的药品加成政策将要全面取消。文章梳理了药品加成政策的历史背景及改革变迁之路;分析了在一定历史时期药品加成政策对我国公立医院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以及药品加成政策造成"以药养医"、加剧"看病贵"等负面影响;总结了在新时期取消药品加成政策给公立医院的收入、运行效率和药学部门人才队伍培养等带来的挑战。针对各级公立医院在"药品零加成"的改革中遇到收入模式转变、医务人员积极性受挫等现实问题,给予了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以便完善公立医院运行管理,谋求更加长远的发展。     

无锡市多元化办医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

对无锡市2015年公立和民营医疗机构的卫生资源配置情况和服务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无锡市多元化办医卫生服务体系初具规模,但社会办医服务量、人员配置、经营效益与公立医院相比仍竞争不足。政府应保障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鼓励民营医疗机构向专、精、优发展的同时,完善人才结构,提高医疗服务技术水平,形成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多元化办医格局。     

试述清代医政的嬗变

“医政”是国家卫生行政组织对医疗机构、医疗卫生人员的医疗活动等进行各种行政管理的总称。近代以来,中国医政经历了从古代医政向现代医政蜕变的过程。全面考察了清代医政体制、医疗体制、医政政策等,并对“新政”前后的清代医政进行了比较,摸索出清代医政嬗变的基本轨迹。清代医政的嬗变,是近代医政现代化进程中最初的也是重要的一步,为近代医政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基于利益制衡的三医联动系统良性循环模型构建

医疗卫生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医疗机构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药品生产流通改革是该系统的三大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又彼此牵制。通过对该系统相关主体利益、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采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揭示出其目前恶性循环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三医联动良性循环模型,并提出政府责任到位、建立医疗机构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是三医联动良性循环的突破口。     

药品降价政策分析

分析1998年来药品降价政策颁发的社会背景、历次降价政策的针对性以及政策颁发后的效果、各方评价.根据分析结果,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提出联合医疗机构、医疗保险制度以及药品流通体制的"三医联改",完善药品审批制度,共同控制药品价格虚高的对策.     

公立医疗机构的医事侵权损害赔偿应适用国家赔偿法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是不把国家主体医疗卫生事业中的医疗机构的医疗事故侵权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范畴的.笔者认为,这是对国家主体医疗卫生事业中的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错误判断的结果,严重侵害了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国家主体医疗卫生事业中的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可以精确定位为"行政法律关系类权力关系型特别权力关系属的公法上的营造物利用关系".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均把国家主体医疗卫生事业中的医疗机构的医疗事故侵权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范畴.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排斥"公立医院"由于侵权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在国家赔偿范围内考虑.即便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内,公立公益单位的侵权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也并没有法律障碍.     

互惠性偏好视角下医患委托代理模型研究

委托代理关系脆弱是造成医患矛盾的重要原因.为了解决医生道德风险,结合"医保一体化"的思想,将患者医药费负效用与医生工资挂钩,建立了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发现:工资制度中的激励系数越大,医生的努力程度越高.不同风险偏好组合下最佳激励系数具有差异.内化的医药费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以药养医"的道德风险.在此基础上,将Rabin提出的互惠性偏好理论引入模型,研究互惠性视角下的医患交易激励机制设计.结果表明:当患者支付给医生的固定费用大于其所能支付的最高固定费用的一半,且医生付出的努力程度大于其最大努力程度的一半时,医患双方具有互惠行为,此时双方收益均高于完全理性时的收益.同时,患者支付医生的固定费用越高,医生的努力程度就越高.最后,通过数值模拟对比完全理性和互惠性偏好下双方的收益可以得出,互惠性偏好下患者和医生的收益存在帕累托改进.     

对我国社会资本办医的思考及建议

文章通过总结我国社会资本办医的现状,分析江苏省某市49家民营医院2009～2011年的业务活动情况,揭示民营医院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如对举办医疗机构的社会资本要有所选择,合理设置民营医疗机构,提供民营医疗机构平等的竞争机会,引导民营医院规模化发展,提高市场占有量,提高民营医院管理水平、提升竞争力,对民营医院加强监管。     

藉医传教与文化适应——兼论医学传教士之文化地位

基督教传教士藉医传教,目的在"教",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却是"医".藉医传教除了带来医学所具有的工具性特点,还有与之相关的人文理念、制度等.西医东渐自下而上的传播路径和层次,提示着近代中国文化调适的方向;西医东渐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开始,显示了文化接触传播的常态性.至民国时期,西医人数仍然很少,但中、西医势力的转移已十分显著.     

“六气致病说”的提出及其医学学术价值

以医和"六气致病说"的提出为标志,我国古代医学开始从唯物主义方面来积极探索病因,这无疑是我国医学的一大进步。着重分析了医和"六气致病说"的医学学术价值,阐明其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医疗行业定价的异化及纠正——基于法经济学视角

目前我国医疗服务行业,尤其是公立医院广泛出现如黄牛党、以药养医过度医疗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以行政权力干预医疗服务的定价。医疗服务本是具有商品和公共服务双重属性,政府往往过于强调其公共服务的属性而忽视其商品属性。政府对医疗服务的定价采取干预的政策,然而,行政权力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和控制市场,政府的干预将受到市场规律的反弹和报复;并且由于政府的体制机制的弊病,政府干预本身就存在低效和滞后的问题,从而加重了公立医院存在的问题。因此,对于医疗服务的减压和改革势在必行,基于市场机制的定价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尽职监管的结合,必将充分提高我国医疗服务的质与量。     

援"理"入医,医"理"圆融——以朱熹等中医哲学思想为例

中国哲学与中医学的"互动"突出体现在医学与理学的彼此促进、互相发明上.朱熹是引医入"理"的代表;朱丹溪、赵献可等是援"理"入医的代表.理学对医学的影响不仅仅是理学概念之医学"植入",更关键的是理学治学方法在医学上的运用.援"理"入医、医"理"圆融,是五大因素的共同作用.     

基于米特—霍恩模型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运行困境研究

目前我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政策运行面临困境,为深度剖析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政策运行中存在的困境,以米特—霍恩模型的六大因素：政策目标与标准、政策资源、组织沟通与运行活动、运行机构特征、运行环境以及运行者价值取向为框架进行分析,得出政策运行的困境包括：政策目标涉及范围较广,政策标准落实时间较长,卫生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医保支付指挥棒作用弱,分级诊疗上下转诊不畅,信息化建设契合度不高,基层医疗机构能力不足,“三医”联动协调程度低等。为解决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政策运行困境,提出建议：制定具体可行政策,优化配置医疗资源,实现信息互通共享,提高基层医疗能力,加强医保改革力度,从而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稳固建设与长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