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行说的民族关系思想

中行说是西汉时期投降匈奴的宦官,颇受老上单于和军臣单于的器重.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匈奴之强因其风俗,抗礼汉庭、反对民族歧视,以汉之长补匈奴之短等观点,其民族关系思想以反对汉化为主要特征.中行说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汉朝对中行说的排挤有关,也与匈奴单于及其部众的支持有关.他的民族关系思想虽然立足于匈奴的现实,但也片面夸大了汉朝文化的作用以及汉与匈奴的对立,对汉匈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及汉匈关系

虞常等中原人口在匈奴社会里的实况,诺颜乌拉墓葬中出土的实物皆说明:两汉时期在匈奴地区匈汉人民之间,不存在相互敌对的思想意识。匈奴南下入塞“寇盗”中原边郡是不争的事实,但其目的是为生存而获取经济物资。匈汉争夺只是发生在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双方关系的主流是和平相处、互通有无。     

汉宣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汉宣帝对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万国伏,贻长久”,其思想核心是“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因这一思想符合中原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成了后世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赵充国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主要由三大理论观点所构成:一是以夷击夷,二是分化瓦解诸羌同盟,三是“威德并行”。从汉宣帝以及大臣们对赵充国的理论观点表示怀疑到逐渐理解和认同,说明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个被逐步认识和逐步接受的过程。魏相对少数民族出师应有名的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大气和大度,它既体现了汉朝主动改善汉匈关系的积极态度和诚意,也与汉宣帝“信威北夷”的思想比较合拍。萧望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观点,一是反对汉与乌孙和亲,二是“不伐丧”,三是“让而不臣”。尽管“让而不臣”是当时处理汉匈关系的最佳理论,却遭到了丞相黄霸和御史大夫于定国等重臣的普遍反对。由于汉宣帝采纳了萧望之“让而不臣”的理论并积极实践,才使汉朝出现了“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太平和繁荣局面。由此可见,真理并非都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就如何对待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这件事情而言,真理就为萧望之个别人掌握。     

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

班彪、班固、班超和班勇祖孙三代或“避地河西”,或远征匈奴,或出使和经营西域的特殊经历,使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更加丰富,更具特色。班彪的羁縻南、北匈奴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光武帝的“扶南抑北”思想,更有利于东汉王朝控制整个匈奴。班固在《汉书》中通过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记述和评论,系统阐发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他的和亲无益、甘言不可信空约不可守、羁縻不绝、有来有往以及战争乃“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等思想观点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班超的“示以威信”和“以夷狄攻夷狄”的思想观点及其军事行动,不仅极大地扩大了东汉的声威,而且使东汉完全控制了西域。班勇关于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他恢复校尉和设置长史的主张,主要考虑汉朝“安边久长”,希望达到“外夷归心,匈奴畏威”、“抚西域”、“招怀诸国”及“宣威布德”的目的。班彪祖孙三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关,也与他们的家世有关;既受传统民族观的影响,也受当时民族关系思潮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既有对传统民族观的吸收,也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贾谊民族思想探析

民族思想是贾谊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围绕匈奴问题 ,贾谊所阐发的天下一统的民族歧视观、理想主义的民族改造观和因俗而治的民族管理观是其民族思想的重要内容 ,它是贾谊对西汉前期汉、匈民族关系发展现状和趋势深刻思索的结果。     

试论匈奴分裂的原因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造成匈奴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在的历史原因,又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争夺单于继承权的斗争直接导致了匈奴的分裂。匈奴贵族归汉事件的屡屡出现;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汉匈联系的加强、南北差距加大,使匈奴从内部逐渐瓦解,促使国家走向分裂。自然灾害严重、汉政府和其他民族政权的军事打击以及王莽的民族政策影响,使匈奴内乱加剧,加速了匈奴的分裂。     

汉文化对匈奴社会影响初探

匈奴自与汉地发生联系后,就受到汉文化的较大影响,这种影响强烈地表现在各个层面上.具体从语言、文字、思想、典章制度、生产技术以及社会风尚等六个层面,较详细地介绍了汉文化对匈奴社会的影响,指出汉、匈两族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汉族文化同样受到了匈奴文化的影响,并使汉族的经济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另外,中原农业文明的发达、和亲政策的实施、汉匈两族的互迁,尤其是民间交往密切并自愿融合,是匈奴汉化的主要原因.     

论汉匈关系的演变

汉匈关系从演变具有的复杂性和反复性中，反映出了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多样性。从汉匈关系的发展可以看出，民族关系除了民族上层之间的关系之外，还包括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和接触，而且后者是一种更为深远的关系。     

盐铁会议汉匈战和之争若干问题发微

盐铁会议对汉匈战和进行深入、全面辩论。桑弘羊运用“大九州说”为据主战,是一种突破传统的全新的地缘政治观;桑弘羊行刺单于说,开西汉后期行刺四夷首领平叛之先。文学不重视边地,反映其统一意识的滞后;担心统军将帅借攻匈奴分裂,又体现其统一意识的进步。贤良、文学三十八年后重启和亲主张,成为汉匈关系由战而和的转折点。     

桑弘羊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桑弘羊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厉武以讨不义,设机械以备不仁""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及反对汉与匈奴和亲等三部分所构成。桑弘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汉朝认真对付匈奴的原因及方略,并从两个方面探讨了国家是否应把施政的主要精力放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这一重要问题,从汉与匈奴和亲不可能达到双方修好的目标、汉与匈奴和亲有损汉朝皇帝的颜面两个方面阐述坚决反对和亲的理由。桑弘羊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受传统"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又受前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影响,还与当时边疆地区的安全形势和民族关系形势有着密切联系。桑弘羊的民族关系思想虽有一定的偏激之处,但对西汉王朝民族政策有着较大影响,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桑弘羊虽在政治斗争中失败惨死,但当世和后世之人却给予他积极评价。     

先秦献捷礼考

先秦献捷礼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军礼,特指诸侯国对蛮夷戎狄用兵胜利后向周天子告捷的庆祝活动,诸侯国之间发生战争不行献捷礼。春秋时期,诸侯国向周天子的献捷礼明显减少,同时出现了诸侯国相互献捷的新现象。献捷礼的变化反映了随着民族融合的空前加强,周夷矛盾渐趋缓和,而周人内部矛盾日渐尖锐的社会事实。     

西安杨官寨遗址是应确定黄陵祭祀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证?--论黄陵墓主即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的首领

在古今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从无人认真地把“黄帝都邑”与西安正式联系起来;也从无人认真地把西安之“黄帝都邑”作为陕北黄帝陵历史真实性的考古———历史学证据。随着西安杨官寨遗址(以下简称“杨址”)出土且被确认为“黄帝都邑”,以及其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为陕北黄帝陵的墓主,这种情况彻底改变。这不仅是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的质变突破,而且实际也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的质变突破。本文将在此前相关拙论的基础上,聚焦黄陵墓主为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从而证明杨官寨遗址是应把“黄陵祭祀”确定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要证据。     

汉光武帝民族政策论略

东汉建立伊始,匈奴、羌、鲜卑、乌桓、蛮(夷)等少数族就对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破坏.光武帝在"柔道"思想的指导下,针对不同的少数族,因时因地制宜,施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政策与措施,基本缓和了因民族问题而引起的统治危机.光武帝的民族政策诚为"光武中兴"不可或缺的政策,但也因其偏于保守而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     

先秦时期齐地古国考论———兼及齐文化之形成

太公初封于齐,国小地狭,后世渐行开拓,至战国时期湣王灭宋后,齐国疆域遂臻于极盛.在此齐国版图最大时期的地域范围内,自夏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皆曾有诸多古国存在.这些古国的居民皆为东夷土著,而有国者族属不同、姓氏各异,炎帝后裔之姜姓及东夷姜姓、赢姓居多,后有周族姬姓,间有舜后妫姓及黄帝之后任姓等先圣后裔.这些古国最终都成为齐国的一部分,而各古国之文化因素则随之逐渐汇集融合,终成日后特色鲜明之齐文化.     

史前蜀地农业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考察

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揭示新石器时代晚期蜀地便进入了农耕时代。史载古蜀很早就与华夏族群发生了互动关系,其间有着密切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川西高原的考古材料反映该区域持续受黄帝族群粟作文化的影响,新石器时代晚期便开始了以农耕为主,辅以渔猎采集的生业活动。大禹在蜀地取得的治水经验和水利技术更是有力地促进了本区域的开发与早期文明的繁荣。     

进步民族史观与高超叙事艺术的整合——评《史记·西南夷列传》

《史记·西南夷列传》描绘了西南地区内部各民族的独特特点,追溯了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交往的历史,重点讲述了汉武帝三次通西南夷的情况,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史观;将复杂繁乱的历史问题叙述得条理分明,体现了司马迁高超的叙事艺术。     

西汉“太常郡”创置时间新探

关于太常郡产生之时间范围,周振鹤先生认为在景帝中元六年至武帝末年之间,孔祥军则认为当在汉初。文章通过对汉景帝初“二十四郡、十七诸侯”记载的分析,从而证实从汉初到汉景帝初诸郡中并不存在太常郡,并进一步将太常成郡的时间限定于景帝二年之后到武帝末年之间。太常掌郡的意义在于,太常以中央大员身份参与地方事务,从政治制度方面看,显示出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不明确;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可以看作是景帝以来君主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太常郡在元帝时废除,是对历史错误的纠正。     

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黄帝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研究黄帝文化,传承黄帝文化,弘扬黄帝精神,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研究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对黄帝文化的发展历程与内涵等进行研究,认为黄帝文化指的是黄帝族创造的并经后世传承、阐释和重构的文化,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相生相伴,双向互动。中华民族经常处于多核凝聚的状态,以黄帝文化为基础、包容了各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而黄帝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精神滥觞于黄帝时代,发端于黄帝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黄帝精神,符合时代需要,是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源、中华民族之根,欲复兴中华民族,必先复兴中华优秀文化;欲复兴中华优秀文化,必先传承黄帝文化、弘扬黄帝精神。     

康熙帝对蒙古地区的治理

康熙帝总结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对蒙古族实行的政策,继续不断完善,实行了一系列对蒙古各部＂讲究策略,治则抚绥＂的政策。通过推行盟旗会盟制度、北巡制度,首创年班围班制度;执行了封爵赏赐、振济救灾等措施;尊重宗教信仰、制定系列政策等。有效地对蒙古族进行了治理,对团结少数民族,稳定周边地区起了积极的作用,对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作出很大贡献,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九朝良臣：元代雍古名臣赵世延丛考

赵世延为元代雍古部名臣,一生经历了从世祖至顺帝约九朝,历仕省台要职近五十余年,位高权重,关心军国利弊,对元朝中后期的政治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誉为“九朝元老”、“九朝良臣”、“九朝御史”。赵世延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反对武力镇压,主张以怀柔羁縻的方式,处理民族矛盾。他重视文教事业,先后在陕西、四川等地创办了鲁斋、紫岩等知名书院;建议仁宗加封梓潼神君为文昌帝君,使之成为职司全国科举文运的神祗,晚年负责编纂《经世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