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中的“江南想象”及其空间感——从人文主义地理学观念来看

作为中国美学重要构成部分的江南美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远古到西晋是前江南美学--远古的良渚等文化,春秋的吴越文化,战国秦汉的楚文化,三国时的东吴文化,从各个方面以多样元素为江南美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东晋开始到晚清,是正式的江南美学。它以南京、扬州、杭州、苏州为核心,并扩展到周围区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晚清到而今,是后江南美学。因上海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崛起,以中国与西方的互动为主轴,具有了现代性的特点,又与原来江南核心地区进行文化互动,并极大地影响这些地区的美学演进。本期刊发的四篇文章,主要梳理江南美学正式形成前的前江南美学。文章分别从良渚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东吴文化中与江南美学最为相关的元素和观念进行言说,希望能够推进江南美学的研究。     

江南诗性文化研究方法的建构与探索历程

只要能够证明主体中有一种同时兼备理性反思与诗性直观的生命机能,就可以解决一直困扰西方的“灰色理论”自身的“澄明”问题。与西方哲学主要通过概念劳动和逻辑批判不同,以人类的诗性智慧为思维机制、以中国诗性文化为历史社会背景、以中国诗学理论与中国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我们初步建立了不同于西方现代理论谱系的“诗性人文学术”。其特点是：以感受舍摄论证,以经验贯通理性,以细节建构本体,以人物澄明精神。对江南诗性主体与文化的研究,同样是通过鲜活的汉语、感性的肉身、诗化的行为,把江南精神从幻想与灰色理论中拯救出来的。     

从起源角度看江南文化精神

江南文化的源头是江南文化精神的逻辑起点，从起源角度看江南文化精神，可以在“物质的遗存”的基础上对江南文化的“精神遗留物”加以大胆的审美想象。其中，江南文化之源中对女性和玉石的崇拜意识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江南文化精神。在精神生产的逻辑起点上，二者奠定了江南文化儒雅细腻、浪漫神奇的元结构；在精神生产的成熟形态上，二者彰显江南文化审美诗性的本质精神。     

良渚审美文化中的玉陶、徽饰、墓葬及其江南特质

作为中国美学重要构成部分的江南美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远古到西晋是前江南美学--远古的良渚等文化,春秋的吴越文化,战国秦汉的楚文化,三国时的东吴文化,从各个方面以多样元素为江南美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东晋开始到晚清,是正式的江南美学。它以南京、扬州、杭州、苏州为核心,并扩展到周围区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晚清到而今,是后江南美学。因上海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崛起,以中国与西方的互动为主轴,具有了现代性的特点,又与原来江南核心地区进行文化互动,并极大地影响这些地区的美学演进。本期刊发的四篇文章,主要梳理江南美学正式形成前的前江南美学。文章分别从良渚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东吴文化中与江南美学最为相关的元素和观念进行言说,希望能够推进江南美学的研究。     

东吴与江南美学的四个方面

作为中国美学重要构成部分的江南美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远古到西晋是前江南美学——远古的良渚等文化,春秋的吴越文化,战国秦汉的楚文化,三国时的东吴文化,从各个方面以多样元素为江南美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东晋开始到晚清,是正式的江南美学。它以南京、扬州、杭州、苏州为核心,并扩展到周围区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晚清到而今,是后江南美学。因上海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崛起,以中国与西方的互动为主轴,具有了现代性的特点,又与原来江南核心地区进行文化互动,并极大地影响这些地区的美学演进。本期刊发的四篇文章,主要梳理江南美学正式形成前的前江南美学。文章分别从良渚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东吴文化中与江南美学最为相关的元素和观念进行言说,希望能够推进江南美学的研究。     

论早期吴越审美文化中的江湖与剑道——以《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为例

作为中国美学重要构成部分的江南美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远古到西晋是前江南美学--远古的良渚等文化,春秋的吴越文化,战国秦汉的楚文化,三国时的东吴文化,从各个方面以多样元素为江南美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东晋开始到晚清,是正式的江南美学。它以南京、扬州、杭州、苏州为核心,并扩展到周围区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晚清到而今,是后江南美学。因上海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崛起,以中国与西方的互动为主轴,具有了现代性的特点,又与原来江南核心地区进行文化互动,并极大地影响这些地区的美学演进。本期刊发的四篇文章,主要梳理江南美学正式形成前的前江南美学。文章分别从良渚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东吴文化中与江南美学最为相关的元素和观念进行言说,希望能够推进江南美学的研究。     

齐鲁伦理文化与江南诗性文化

在地方经验的语境中,中国区域文化最重要的是齐鲁伦理文化与江南诗性文化。诗性与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江南诗性人文与齐鲁伦理人文既相对立又相联系,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深层结构原理。没有后者对前者的伦理提升,江南会因缺乏伦理水准而变得越来越轻浮与肤浅;而后者如果没有前者的诗性灌注,也会因丧失弹性而成为一种桎梏人性的枷锁。在当代实践中最令人担心的是：一方面齐鲁伦理人文那种至阳至刚精神在反传统的全球化背景中逐渐消失,另一方面是江南诗性人文那种优雅品味在反美学的后现代文化中越来越粗鄙化。在华夏文化建设中,既有承担历史、社会和现实道义职责的铁肩和忠心赤胆,又有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宇宙深情和寄托,才真正符合中国诗性文化的理念与实践。     

江南文化诗学研究笔谈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 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 -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诸子之前士阶层的诗性特质

士首先是一个社会阶层,属于贵族下层,可以接受教育,拥有知识技能和具体的职事。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士有志于道,有理想抱负和精神追求,可称之为“文化士”,以区别于宗法上的士。文化士懂诗达礼,以诗交际,赋诗和引诗彰显了士之诗性文化空间。礼是诗性智慧的大背景,对周天子的虔敬是诗性伦理的来源。士的诗性特质对士形象的确立影响主要体现在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上。     

江南文化与江南诗学笔谈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     

后现代语境下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媒体超常发展的冲击下,艺术和生活的界限已经模糊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已经成为今天社会和文化的领域里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在我国,目前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城市文化中,其发展有着不平衡性和局限性。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艺术品和日常生活的鸿沟已经填平,,审美过程更注意主体对作品的接受过程,更依赖主体的自我构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盛行,必然带来传统艺术的边缘化,这也给文艺理论的研究带来新的出路。     

"言不尽意":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

作为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言不尽意"的逻辑起点在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中国古代哲人提出"与道为一"、"忘"与"游"的人生诗意栖居理想和大量涉及"言"意"关系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言不尽意"论始终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它影响到中国诗学,就逐渐形成了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言不尽意"突出了中国诗学的超越精神.它强调,一般的言语,不是从胸臆流出,是非本真之言说,是不可取的,是必须要超越的.同时,它提倡大道之言、本真之言、从胸臆自然流出之言.它主张超越非本真言语而达于"微言"妙象"的本真言说以尽意.同时,它准确描述了中国之"诗"的语言与深层意蕴之间的虚实互补的审美特征,并从语言与意义的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中国之"诗"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审美标准.作为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言不尽意"彰显了中国诗学的独特性,揭示了中国诗学言说的总体特征整体性、体验性、直观性等的实质,概括了中国之"诗"的创作观念、创作实绩及审美接受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线索.     

余光中诗歌中的“江南”--从《春天,遂想起》谈起

余光中诗歌中的“江南”是一个内涵无比丰富的能指,它既是静态的地理概念,也是不断变化的历史范畴;既指称时空意义上的现实区域,也代表精神层面上的文化归属。其丰厚的内蕴覆盖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诸多人文领域,涉及多重的语义空间。最为重要的是,它是文人笔下充满了诗意和想象的文学资源,它是地理的,也是情感的,更是文化和哲学的,它是精神家园的代名词,是诗人生命终极意义上的心灵归宿。     

试论中国传统建筑的“礼乐精神”

中国传统建筑的设计理念主要受到“礼乐精神”的影响 ,表现在择中立城与礼制观念、诗意的庭院、宜人的尺度等方面 ,而礼乐精神的负面影响也是很大的。今天 ,我们应发掘这些传统的优秀文化精神 ,努力用今天的手段实现“天人合一”、“人文主义”、“礼乐互补”,以满足新的人民生活需求。     

当代先锋文学中的江南文化因素

江南文化的诗性特征和在全国文化版图中得天独厚的领先优势,是当今中国先锋文学的深厚精神和艺术营养。与伦理的北方齐鲁文化以及同处南方的其他文化类型相比,江南文化的审美性带有了某种宗教般的超越性品格。这些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当代先锋文学之中,成为这种新潮审美形式不竭的精神和艺术资源。然而这种继承和吸纳是以一种悖反的方式实现的。     

试评安妮·布雷兹特里特的“文化叛逆”

安妮·布雷兹特里特不但开创了美国文学史上女性诗人创作优秀诗歌的传统,而且与爱德华.泰勒一同分享着北美前一个半世纪诗歌创作最高成就的荣誉。然而,作为一名清教徒和一位女诗人,在17世纪北美浓重的清教主义宗教与社会文化背景下,她的诗歌创作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叛逆"。本文聚焦诗歌文本来重新考察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清教思想,窥见女性的困惑与焦虑,关注女诗人的生命诉求,揭示这位所谓"文化叛逆者"的心路历程。     

江南文化的诗意解码——潘维诗歌论

在江南文化的世界里,潘维是鲜明的诗性符号之一。作为潘维灵魂基因元素的外化,“江南雨水”、“少女”、“太湖”、“巨龙”等江南文化地理意象,既是潘维破译江南文化的诗意密码,又是读者破译潘维灵魂密码的钥匙。他宣称自己是“汉语诗魂的守护者”。他对于“汉语帝王”角色的自期,显示出他的诗学野心。     

刘勰"原道"说与荣格"原型"说比较

荣格对中国的“道”极有兴趣,试图将之纳入到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刘勰“原道”说就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文学本原的探究,与荣格着眼于求索人类文化心理大体相似性的原型批评有相通之处。然而,荣格的原型说立足于宗教观念,从神的形象中归纳出原型;而原道说则是在人与自然的诗意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人类精神文化的基本形态。原道说对自然的亲和中所蕴含的生态论美学思想不失为拯救陷入困境的原型批评的良方。     

探寻哲学中“价值问题”的求解方式

哲学不仅是一种具有价值性的人类文化样式,就哲学的理论特质而言,哲学在根本上就是关于"价值问题"的学问.从哲学历史发展形态来看,以往哲学都蕴涵着对"价值问题"的理解与把握.具体说来,以对象化的方式求解"价值问题"是西方哲学的传统;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心性"觉解的方式求解"价值问题";马克思哲学则以实践的方式来求解"价值问题".马克思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实现对知识论形而上学传统的超越,体现了人的"价值问题"意识的现代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