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还原：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兼评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的写法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借用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学观念、批评话语。因此，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往往削足适履，不能反映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古代文学研究界发出了重写“文学史”和“重新确立学术规范”的呼吁。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来了，其中以罗宗强先生提出的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最为代表。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状态之比较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充任为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源”和证人角色。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格局中逐步走向主导,具有了“元话语”身份,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学科”的“学科性”和“科学性”的认同与首肯。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现代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被普遍崇奉的“正统地位”开始受到质疑。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对象性”得以凸显,其学术品格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试论中国当代文学“史性”研究的生成与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的“史”的研究,不是与其“即时批评”的发生结伴而行的产物,而是中国当代文学在被“学科化”的进程中逐步完成了其“历史形态”的塑形.。半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可视为第三阶段;80年代末至今属于第四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里,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时段划分、经典指认、现象选择、历史叙述等方面,不仅与时代的修辞语境关系密切,而且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复杂变化的典型“镜像”。     

处处有路透长安——姜涛研究员访谈录

导语：姜涛先生是国内知名近代史研究专家。1980年代中期,在刘大年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下,姜涛先生在国内率先进行了近代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先后有《中国近代人口史》、《人口与历史》等学术专著问世,颇得好评。在名家辈出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姜涛先生也是新见迭出,引入关注。     

中国行政法学的回眸与前瞻——评杨海坤教授主编的《跨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

理论研究是一项薪火相传的事业 ,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学者们相互借鉴和批评。对一定阶段既有学术观点的整理、综合是一项很有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的工作。严格意义上的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始于 2 0世纪 80年代 ,在过去的约 2 0年中 ,行政法学在中国从无到有 ,从简单、浅显到相对丰富、深入。中国 2 0世纪 80年代初至 90年代初的行政法学研究状况在《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和《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两本著作中得到了较好的反映 ,而反映 90年代初至 90年代末 ,约十年时间内的行政法学研究成果的著作现也已问世。由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 ,苏州…     

西藏民族学院20年藏学成果产出分析

本文通过对《西藏民族学院科研成果目录汇编》中有关藏学论文及图书的统计,反映出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西藏民族学院藏学研究的概貌。     

《西方的蒙古史研究》评介

《西方的蒙古史研究》一书于1992年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马·伊·戈尔曼先生是原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曾于1989年来内蒙古自治区进行学术访问。马·伊·戈尔曼先生从事蒙古史研究多年,是俄罗斯当代著名蒙古史学者,《西方的蒙古史研究》是他多年研究欧、美蒙古史研究的总结。 《西方的蒙古史研究》共五章,内容包括13世纪至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蒙古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和每一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西方代表学者的思想倾向,重要著述的基本观点进行了评介。     

杨振宁与中国近现代物理学史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起,杨振宁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中国近现代物理学史进行研究,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王淦昌先生与中微子的发现》、《赵忠尧与电子对产生和电子对湮没》、《一个真实的故事》等是其对中国近现代物理学史研究的代表作,一丝不苟、求真务实、客观理性等则是其物理学史研究的鲜明特点。     

一部“异质”的国际关系史新作——评《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体系的视阈》

我国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学术研究环境的相对宽松推动了我国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出版了一批史料翔实且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     

"弘扬学术批判,提升中国学术" --《中国书评》主编邓正来先生访谈

杜悦:尊敬的邓先生,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中国书评》的出版。众所周知,《中国书评》于20世纪90年代创办,并于21世纪继续出版,您作为主编,您认为这一连续出版物的意义与价值何在?您预期它能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做出哪些贡献?邓正来:《中国书评》于20世纪90年代创办,从今天来看,可以说是为了启动中国的学术规范化运动;而《中国书评》于21世纪的继续出版,则是为了把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推进至第二个阶段。众所周知,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的目的乃在于建立各种学术规范,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场运动的目的不仅在于建立各种形式的学术规则,而且还更在于…     

胡适与中国现代学术建设

20世纪初,中国学术面临新的建设格局.胡适融合中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对中国现代学术建设作出示范,他的探索过程和成果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学术走向,是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文化选择的一个范例.     

当代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与张隆溪教授的访谈

当代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一直以来是张隆溪教授最为深切的关怀和愿望之一,他认为自己在海外求学、研究的个人经历就充分说明,在英语已经成为西方主流学术话语的前提下,中国的人文学者同样也有可能进入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并在一种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与西方学者的沟通和对话。张教授进而指出这种对话对于中西方学术界双方而言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因此,国内学者应该以一种更加理性、积极的态度看待并投入到学术国际化的进程当中去。张教授最后还对国内外语学院的教学现状提出了自己的善意批评。     

李辉英抗战题材长篇小说论

李辉英是一位身跨现当代地跨大陆与香港两地的抗战小说家,他的抗战长篇小说创作代表了他文学创作的艺术成就。他全景式地展现了从抗战前到抗战后,从前线到大后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图景,塑造了上至总司令下至普通士兵、群众的人物群像,其中集团军申总司令形象堪称典型,为抗战人物画廊增添了厚实的一笔。他作品中所弘扬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东北作家天然秉传的文学品格并生生不息于中国新文学史册。尽管在思想的穿透力、文本的时代氛围等方面有些许遗憾,但作为一位抗战小说家,李辉英的文学贡献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胡绳研究回顾与展望

学术界对胡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生平、学术总体定位、近代史和党史领域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等方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已有研究还难称系统深入。胡绳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巨大的开拓空间，胡绳在当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他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值得进一步深入发掘。     

走出书斋回向人间——李敖论

作为一位思想家,李敖的思想核心是自由主义。审视传统文化、争取言论自由、以学术济世是他毕生奋斗的主要内容;在从“影响政治”到“涉足政治”的过程中,他完成了对传统自由主义铁限的大胆超越。     

地理考察与边疆叙事——以胡传《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为中心

清末关注边疆地理的学者之一,胡传东北考察行程及其在台经历,前人瞩目已多,而1887年胡传对海南黎峒的考察,则未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在黎峒考察期间,胡传以日记体方式详尽记载了这个行程。胡传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触到西方的地理学知识,加之此次行程抱有明确的目的,因此胡传海南黎峒考察日记中所折射出的外来者视角、对地理事实的关注以及私人叙事等,均值得深入研究。     

视野和信念——台湾大学心理学扬国枢教授的治学之道

杨国枢教授是台湾著名心理学家。他对本土心理学有很深的造诣。他的权威性格和成就动机，社会取向和工作气质，表现了他的治学精神具有广泛的视野和信念。最近，他与大陆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学术”与“革命”的交融——李何林现代文学研究述略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开创者之一,李何林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左翼文艺研究和鲁迅研究两个方面。他的《中国文艺论战》、《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仍是当今学界现代文艺思潮研究不可忽略的出发点;他的鲁迅研究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观结合,堪称建国后鲁学“正统派”的代表。对李何林而言,革命经历影响学术选择,学术方法、理路体现革命信仰和斗争思维．我们要从“革命”与“学术”的交融来理解其现代文学研究。     

浅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

五四运动后,我国思想界各派学说竟起,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通过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胡适固有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以及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可知,这场争论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中发生在学术界的一场充满自由平等氛围的争论,胡适＂问题与主义＂的矛头不是指向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向当时中国学界不够科学的各种思想方法。     

《列朝诗集小传》“胡应麟条”辨析——兼谈胡应麟的历史评价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对胡应麟评价极低,但影响极大,后世关于胡应麟及《诗薮》的评价大体循钱氏之论,这对正确认识胡应麟及《诗薮》颇为不利。其实,钱氏批评的主观性太强,不应成为学术评价的主要依据。我们应当重新认识胡应麟及《诗薮》的学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