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

史学虽然是历史最悠久、传统最深厚的一门学科,但作为其中一个分支的口述史,却比其他学科更年轻,也更不成熟.口述史的研究对象已不再是传统的"故纸堆",而是活生生的人,所以极有必要借鉴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经验.但口述史研究不仅不能因此而抛弃文献、看轻文献,反而需要更深厚的文献功底和辨析史料的能力.正因为有文献的介入,口述历史才有可能从其他的口述传统中分离出来而别具一格,换句话说,将文献与口述相结合的口述史,是区别于人类学、民俗学的口述传统的主要特征.     

经验与启示——20年来我国音乐口述史研究概览（2001—2020）

随着"音乐口述史"在我国音乐学术界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其已经发展成为音乐学各个领域的热门研究课题。文章对我国学界近20年来(2001—2021)"音乐口述史"方面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行梳理,从音乐口述史学科和研究方法理论、口述专题音乐史、区域音乐研究、口述音乐个人史、组织史和断代史五个方面,对我国近20年来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资料进行一次概览式的回顾。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梳理,理解"音乐口述史"的基本内容,总结其相关经验,力图为学界今后的音乐口述史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对话:人类学高级论坛与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

2013年9月28日,人类学高级论坛"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课题组成员在四川大学聚会,就《文库》的出版和"总序"构想进行了专题对话。会议由徐新建教授主持。与会者追溯了口述史的发展脉络,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口述史,尤其是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最后形成了2万多字的"对话体""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总序"初稿。出席专题对话的还有人类学高级论坛青年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李菲博士、人类学高级论坛行政助理韦小鹏以及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学人类学专业的十余名研究生。     

西方人类学发展史的再认识与中国人类学的未来——在"他者"中理解"自我"

中国人类学在重建后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仿佛依然"孤悬"在国际人类学界之外,未能真正"与国际接轨".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没有抓住西方人类学的核心问题,对其认识不足、把握不透所至."自我"和"他者"问题作为人类学发展的灵魂,激励了一代代西方人类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探索和反思,将该学科一步步地向前推进.采用"自我"和"他者"的视角重新认识和把握西方人类学发展史,有利于更好的理解该学科的本质,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为中国人类学的未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从中心到相对:口述史方法的“能与不能”

口述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线性分支。在历史学基础上,口述史学以其独特的理论研究方法和自下而上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以"人"为中心,从宏观到微观,横向与纵向结合中确定其适用范畴,尝试研究范式、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多元转换。     

从中心到相对:口述史方法的"能与不能"

口述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线性分支.在历史学基础上,口述史学以其独特的理论研究方法和自下而上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以"人"为中心,从宏观到微观,横向与纵向结合中确定其适用范畴,尝试研究范式、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多元转换.     

五十年来情绪人类学发展综述——心理人类学发展的趋势

人类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始终伴随着对心理学学科理论和实践资源的汲取,随着心理学逐渐对以往科学主义、本质主义的扬弃,将现象学、认知论纳入到学科反思、人类学研究也开辟了注重个体内在化情绪的人类学研究,形成了如今颇受瞩目的情绪人类学领域。阐释学大师格尔兹对于情绪关注的研究,启发后辈学者,心理人类学正越来越多地将情绪作为研究的对象,以揭示他者文化蕴藏的深意。     

人类学史中的时代和人物——斯托金《殖民情景:民族志知识情景化论集》读后

将人类学及其学者当作田野对象来考察,研究人类学知识的发展及学者思想的来龙去脉,是人类学史研究的重要责任;它启发学者对人类学现有知识进行补充,修正和更新,是人类学史研究存在的意义.     

成为他者：民族学研究对象的形成及认识论转变

“他者”和“自我”截然二元视角下生产的经典民族志在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思潮中饱受批评。当人类学进入认识论危机时,众多学者通过转变文本组织形式与突出研究者主体的方式来呈现他者,但这些尝试在传统二元主义的认识论下并未成功。作为文化人类学的认识对象,对他者的关注和阐释贯穿着民族学发展的全阶段。而在目前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中,对于他者的研究在突破二元主义的基础上进入对存在的关注层面,民族志由描述“既定他者”向探讨“成为他者”的过程转变。因此梳理民族学研究对象——“他者”的制造过程、对“他者”研究的视角变化能够让我们在理解民族学学科本身时有所获益。     

人类学本土化探索历程评述——以吴文藻、费孝通和李亦园为主的讨论

中国人类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学科本土化一直是学者们倡导和践行的目标,本文以几位人类学家思想为主体,结合几次重要的本土化讨论,就人类学本土化百年探索历程做一回顾和阐述。并以此认为中国人类学首先要形成对自己传统的文化自觉,坚守自己的传统才不至于在全球化时代自我迷失,步别人后尘,但又绝不是固步自封的国粹主义,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最终出路应是走向世界。     

从世界观看人类学的历史

本文以近代西学的源流为主线,叙述了学科的“大历史”。作者将人类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他者’及其与我们之间的关联、对我们有启迪的学问”,把“他者”界定为“非我”或“非己”,指出这个概念超越文明的我他之别,不仅指人,还包括“物”和“神”。接着文章追溯了从“后中世纪”的科学到19世纪人类学,及其在“两战”之间、战后人类学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变化。漫长的学科史的追溯表明西方人类学也是世界观的历史显现。本文也评论了西方人类学对近代世界格局的回应,述及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南方人类学”的兴起,最后落脚到“我们对世界人类学会有什么贡献”这一问题。本文开篇强调了非西方人类学史和区域民族志史的价值,结语部分则指出中国人类学能否为世界提供思想,取决于我们是不是“有心”。     

以人为本--浅谈"人类学眼光"

人类学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中,始终体现出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 以人为本,意味着从人出发,最后回到人;包含的是尊重他者,尊重自身.这是一种富含批判和深刻反思的精神,也是人类不断前行,最终解放自己的理性光辉.其实这种以人为本的理念,早在人类学产生之前,就在人类学学科之外一直存在着;它贯穿于人类与愚昧、专制、暴力和不平等斗争的全部历史过程,蕴藏在每一颗理性的、良知的、智慧的心灵里;它并非是一种以人类学家身份可以独享的资源.然而作为一门以目光投向"他者"开始自己探索之路的学科,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并非来自于对异文化的展览,而恰恰是来源于其自觉地以这种精神为其内核与支柱.而这最终将内化为学者尤其是人类学家的一种素养;他将接受前人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三者的人文关照的浸濡,并在田野中将它锻炼成熟,成为建构其人生观、世界观的重要部分.     

克利福德·格尔兹列传

克利福德·格尔兹是美国人类学家,阐释人类学的提出者。格尔兹一生所出版的著作非常丰富,《文化的解释》(1973)和《地方性知识》(1983)是他的代表著作。"阐释人类学"是格尔兹最主要的学术贡献。他的"阐释人类学"从意义角度赋予文化以新的诠释,同时还提出了"深描"的民族志表达方式,并重视研究地方性知识。国内外学者对格尔兹的研究做出了评价,他们的评论强调了格尔兹研究的重要性,同时也探讨了"阐释人类学"所引发的争论。     

1980年以来的中国大陆人类学学科建设: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分离以及人类学发展的多元路径

自1980年初学科恢复以来,中国大陆人类学学科建设,呈现一种多元路径的局面:民族学逐渐发展为一门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则呈现两种路径:构建独立的大人类学,以及构建与社会学密切关联的社会/文化人类学。     

心理人类学发凡

心理人类学发凡李富强一、何谓心理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又称文化与人格研究，是文化人类学中一门较新的分支学科。国内外很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给这一学科下了定义。但现在大多数人类学的学者都同意台湾学者李亦园教授的提法：心理人类学研究的问题是社会系统中文化传统的传递...     

困惑中前行: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之争与反思展望

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经波折,相关研究者对此已有颇多论述,学科设置演变和学科发展竞争为系统分析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分析、反思视角。客观回顾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其学术研究成果颇丰、影响巨大,但中国人类学在历史时期的学科地位被想象性地言过其实。学科恢复重建之后,人类学同民族学的发展纷争对其学科地位产生了严重冲击,人类学理论研究有限的社会贡献和公众认知也是限制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应从构建自我理论话语体系、加强应用研究、丰富研究对象、扩大社会影响等方面入手,争取学科未来发展的更大可能性。     

关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

关于"人类学"和"民族学"这两个学科名称的关系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国内有关部门的分类也较为混乱.本文认为,"民族学"这一学科的形成以1839年巴黎民族学会的成立为标志.早期的"民族学"学科是广义的,既研究文化,也研究体质.19世纪下半叶后,"民族学"由广义变为狭义,主要研究文化.而"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在早期则是狭义的,主要研究体质.后来"人类学"由狭义变为广义,既研究体质,也研究文化.在当代中国,"民族学"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狭义的"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基本相同.把广义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并列为一个一级学科,比较符合学科发展的历史和当前中国的现实.     

人类学学科建设与海外他者文化研究

通过比较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研究的差异,提出在保持中国人类学学科特色的同时,应尽快与世界人类学接轨,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关系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与中国冲突较多的"他者社会文化"及"国民性"展开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发挥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强项和文化应用研究价值,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当务之急。     

口述历史的制作与口述传统的发掘

从文与野、主与客的关系入手,在与人类学的比较中,讨论了口述历史与口述传统的特色所在.认为口述史文本是研究者通过访谈制作的,而民俗学之口头传承文本则是研究者通过田野作业发掘的.     

口述史的田野作业和文献

<最后的记忆>是近年口述史作品中有代表性的一部.但作者侧重文献导向的田野作业,而对口述历史应有的"口述特性"在文本化的叙事中的呈现关注不够."叙事"与"分析"两种史学写作传统交替为主,却始终并存.反映出"叙事"手法在历史编撰中的地位不容低估.口述材料在被整理改编为印刷文本时,被访人难免陷进尴尬的"他者"境地;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可以为扭转口述田野关系中非对称的主客关系提供有效的物质保证,新的口述历史前景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