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任关系的研究路径与缘起

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与三种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也存在着三种政府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的、契约型的和合作型的。研究政府信任关系需要从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秩序、制度、权力出发,进而在价值、意义、文化的层面上展开。其中,秩序可以成为政府信任关系研究的起点。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来探讨政府信任关系,我们发现,人类社会最初的一种政府信任关系类型属于习俗型的,这种信任关系又是深植于农业社会的秩序要求的,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等级状况决定了它的基本特征。     

文化与经济发展--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及其意义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其社会信任理论中进行了跨文化-经济的对比研究,认为文化与一国家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相关性.文化的差异会导致社会和经济差异.他根据社会信任度区分为高信任度和低信任度的文化.具有较高信任度的国家或社会有着较高的社会资本从而有利于形成现代化的私营大企业,日本、美国和德国无疑是典型的代表;反之,信任度低的国家由于社会资本的相对匮乏而难以产生大规模的私营企业,中国、韩国、意大利和法国则被福山认为是这类文化的代表.     

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的结构化分析

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与三种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存在着三种政府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的、契约型的和合作型的。从其结构化特征探讨政府信任关系的初级形态,我们发现,人类社会的第一种政府信任关系类型属于习俗型的,这种信任关系在横向组合维度上,是立足于农业社会的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在纵向聚合维度上,表征于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与依附性秩序之中。这两个维度,又在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行为模式中实现了整合。     

中国农民的观念差异与基层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尤其是基层政府信任,历来是直接关乎民生、关乎社会和谐的重要砝码。本文利用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和复旦大学“现代社会信任模式与机制研究”课题组的合作调查数据,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从信任观、威权观和法治意识三个方面考察中国农民的观念差异与基层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这三种观念对农民的政府信任都具有显著影响。具体的研究结论为：持有“家本位-特殊信任”取向而较少一般信任观的人具有较低的基层政府信任;作为中国农民心灵深处的威权依附文化,对维持和提升基层政府信任起着强力增进作用;随市场推进而逐步形成的农民法治意识已经实际影响着基层政府信任,它将成为国家建设、重塑政府信任必须认真考虑的文化因素。     

信任研究中的文化与制度分析范式——兼谈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中的信任问题

当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政府实现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然而要发展健康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信任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有研究显示在三种主要的信任研究范式中,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但理性主义信任研究需要其他的研究范式,特别是制度/文化取向的信任研究范式的补充和配合,才能帮助人们形成对信任行动和信任关系的完整理解.因此,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形成委托人/代理人的关系中,用制度/文化取向的信任研究视角观察与分析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十分必要,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别及其原因解析

信任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在美国,联邦政府的信任度低于州政府,州政府的信任度又低于地方政府.而中国的政府信任层级差别情形与之相反:政府级别越高,民众对其信任程度越高.从制度和文化路径入手,通过考察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的来源,我们发现:政策评价、制度绩效、政府工作人员评价、权威主义价值观等都是影响地方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而对中央政府信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来自政策评价.民众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期望以及据以评价的标准不同,导致了目前“央强地弱”的政府信任格局.     

信任与怀疑之间——中国政治信任研究

目前中国政治信任的问题不在于政治信任度低,而在于政治信任度下降。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导致“信任下降”很难被“容忍”,这主要基于三点原因：“良性”政府的预设导致民众对政府高期望;唯一执政党的制度导致对执政党高要求;信任与政权稳定紧密相连的传统导致政府对民众高敏感。在实践中,我国政治信任表现为：信任政治目标与不信任政治过程并存;信任高层与不信任基层并存;短期事件围观与长期信任影响并存。政治不信任会导致怀疑、冷漠、恐慌、嘲讽、愤怒一系列后果。为了推动政治信任建设,政府和民众要共同努力,实现从人格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变。     

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对外来农民工的社会距离

根据“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求职经历调查”的数据,本文分析了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以及其对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影响.在社会资本的三个因素中,网络密度与社会距离是呈正相关的,也就是人们交往圈子中亲属所占的比例越大,那么其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就越远;网络多元性对社会距离具有负向影响,即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越多,那么其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近.信任有助于减小社会距离,普遍信任因子和特殊信任因子都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个人对他人的信任度越高,尤其是对社会中不稳定关系的信任度越高,那么其感觉到与外地人的社会距离越近.不过,社团参与对于社会距离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政府信任、公民社会与公共治理:一种公共视角

政府信任被视为公民基于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实现基础上对政府的一种理性评价和期待,是建立在公民对政府的合理预期以及政府回应基础上的互动与合作关系,亦包括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政府信任是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核心,它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有着许多内在的关联,因而需要将其置于一种"公共"的框架中进行考察。由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基层,在此基础上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政府信任。在此逻辑和框架下,构建一种合作型"信任--治理"场域成为促进公民社会成长与公共治理实现的路径选择,也是政府信任得以维持的重要保障。     

人际信任的社会学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却在降低,而信任的缺失必然会阻碍人们的交易行为,最终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有必要对信任的产生、维持机制进行一番分析和讨论,以便促进社会信用的重建.本文认为信任的加强最主要是建立一种加强政府信用的制度安排.     

论契约型信任关系的理论原型 --怀疑主义和社会契约论视角中的信任关系

近代以来,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属于一种契约型信任关系的类型,这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在理论上可以从怀疑主义和社会契约论两大理论传统上得到理解.怀疑主义哲学对陌生人社会普遍怀疑所作出的揭示,为契约型信任关系的确立提供了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思想前提;社会契约论的政治哲学传统在对契约社会的逻辑论证中指出了契约原则是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两大理论传统,可以对近代以来人们之间的契约型信任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     

构建福建信用文化的法律思考

本文从法学的角度论述了信用与法制的关系以及法律在信用文化构建过程中具有的作用 ,提出了政府在信用文化建设方面应有的对策和作用。作者指出 ,如果将信用理解为道德信用范畴 ,信用和法制的关系也就体现为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二者共同点是同属于控制和约束社会主体、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 ,区别在于法律规制是一种他律机制 ,道德规范是一种自律机制 ,二者的有机结合就体现为将道德规范提升为法律规范 ,实现对道德规范的强调和保障。就信用而言 ,就是信用的法律化 ,包括信用主体的商业登记制度、商事主体信用的维持制度、社会信用服务法律制度、信用交易法律制度、信用救济法律制度等几个方面。同时作者认为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应发挥主导作用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信任的状况考察

国家和政府的力量与权威就在于它拥有了公民的政治信任.考察一个社会的政治信任度可以从功能替代品、行为指标、言辞指标等三种指标体系来诊断.借助于这三种指标体系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信任状况的考察,可以发现苏联社会是一个政治信任缺失的病态社会.虽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以稳定著称,但是由于苏联社会政治信任的缺失,这种稳定只能称得上是一种假稳定.     

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信任:一种风险感知的解释框架

风险孕育出潜在的政治危机,并冲击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通过分析一组美国全国性调查数据,本研究尝试回答构成公众风险感知的因素如何影响政府信任。研究发现:人们的安全风险感知程度越低,政府信任越高;而公平风险感知程度与环境风险感知程度越高,政府信任越高。大众媒介来源亦对不同类型的风险感知产生了一定影响。高风险感知并非一定会降低人们的政府信任,风险社会亦为建构政府信任提供了有利机会。政府部门可通过积极建立风险规避与风险管控机制,提升人们对于政治系统的认同。引入"风险感知"作为解释框架,有助于重新考察风险社会理论如何应用于政府信任建构,从而为我国新时期风险社会治理提供政策启示。     

当前中国社会信任缺失原因探析

信任是连接个人与社会、他人的一种基本纽带,信任缺失对人们之间正常的交往关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信任缺失的原因包括,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导致信任缺乏文化持续性;人的个体意识理性不足导致信任缺乏理性基础;中介系统不完善导致信任缺乏制度保障。     

信任文化与农村经济行为——基于浙江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研究

中国人的传统信任,是建立在亲缘关系或准亲缘式的个人关系上面的,是一种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关系和宗族纽带而形成和维续的特殊信任。在这一方面,浙江区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也像普遍主义信任模式一样,具有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并在社会互动网络中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浙江区域经济活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特殊主义的信任文化传统模式。本文以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绩效为例,对此进行论述。     

嵌入性信任:网络社会下的信任关系

以互联互通为技术要核的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信任关系,对社会信任结构进行了很大的调整。一种新型的信任关系结构,即嵌入性信任关系正在网络社会中孕育和发展。网络言论机制、网络志愿参与机制和电子商务信任评级机制是网络社会里嵌入性信任的三种重要的协调机制。嵌入性信任既是现代性的产物,又游离于现代性之外,对社会关系进行了重新构造。嵌入性信任的发展亟须营造有利于社会系统运转的信任文化,搭建具有互惠性的信任网络。     

偏见与新的回应——中国社会信任状况的制度分析

韦伯等西方学者都认定传统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 ,中西方学者对于这一偏见不时地作出了批驳。本文从制度的角度对韦伯等西方学者的偏见作出了新的回应 ,给予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批判。本文认为制度是信任的基础 ,中西方社会信任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信任形式 ,即“内在制度型”信任与“外在制度型”信任 ,它们各自由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培育与塑造而成 ,且各有优长 ,相互补充。传统中国社会信任度不仅不低 ,反而是相当高的。传统中国社会所具有的这种信任形式 ,如果加以很好地继承与发扬 ,必将成为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强大的内在推动力。     

基于信任的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研究

农户进行农地流转时,是选择书面契约还是选择口头契约,需要综合考虑交易成本和履约风险。在农地流转过程中,随着人们信任程度由低到高,选择口头契约的意愿越来越大,而选择书面契约的意愿越来越低。实证研究表明:信任度、农地流转契约选择与血缘关系有关,对于具有血缘关系的流转对象,信任度高,选择口头契约的可能性大;信任度、农地流转契约选择与交易空间有关,对于同一村庄的农户来讲,信任度高,选择口头契约的可能性大而选择书面契约的可能小。因此,促进农地流转市场低成本运行,培育农户之间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     

村民政治信任及其对村级选举参与的影响——基于广东省惠州市P村调查的实证研究

政治信任主要指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与信任,这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也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研究发现,村民对村委的信任度高于对乡政府的信任度,同时,村民对村委与乡政府的信任与其参加村委会选举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微弱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