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源与权力网络——民国时期的华北村庄

华北农村作为一个特定的区域社会,其自然———社会生态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即低产多灾的旱作农业体制与内向封闭型的村落社区结构相伴而生。而土地是乡村社会的基础性资源,乡村社会的一切自然、人文关系都是围绕着土地资源分配而展开的。民国时期的华北村庄在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中,村落内部的土地资源分配表现为地权的相对集中与大量自耕农的存在相始终,土地收益在各阶层的分配也极不平衡。从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角度讲,宗族取向是华北村落社区土地资源分配的价值导向与结构制约。在国家权力与村庄社区的互动关系上,国家权力对华北农村的影响仅限于征税,而乡区长、保甲长处于行政权力与村落社会尖锐矛盾的焦点,其社会角色已从士绅转向土豪劣绅。要而言之,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村落内部社会结构的重组,这又有赖于土地分配方式的改变     

论现代村落中宗族家户系统与农村权力结构——以广东省夹坑村为例

对现代村落的权力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是认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有效途径,也是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权力关系失衡的一个切入口。村民自治委员会是国家在农村的地方代言人,通过分析自然村落中宗族、家户与村长的现实权力关系,可以达到揭示村民自治委员会与以上三者之间出现的权力分离现象,重新构建现代村落的宗族家户系统和农村权力结构,实现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权力认同的目的。     

当代村落社区社会控制刍议

当代村落社区社会控制刍议崔树义村落是我国农村社会的最基层单位，也是当前我国农村行政区划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村落居民与外界的联系增多，活动和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但村落，尤其是行政村落仍然是农村社区的基本形式。因此...     

村落精英对农村社区发展的消极影响--以S省J市林村为例

村落精英在推动农村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村落精英积极作用的背景下，也应该关注村落精英在促进村庄发展的同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村落精英对农村社区发展的消极效应主要有：1、村落派系之间的零和博弈，表现为对村政参与以及行政性执行力所带来的消极效应。2、存在精英掠权现象，表现为村落精英掌控更多的集体资源与权力；非精英群众被边缘化；民意的低效表达。3、在村落发展中的错位与不足，表现为工作重心的错位与发展动力的不足。     

村民自治与乡村社会的基层权力结构--以湖北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为例

当前农村村民自治中，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基本上还是以乡镇政府为主的国家主导型结构，但民间社会权力正在复兴，反映在村干部选举层面和村政管理中的表现有：一是聚居村落中家族宗族的影响和民间精英的影响与日俱增；二是乡村政治中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越来越弱。     

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若干趋势

一、社会结构分化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最深刻的变化是社会结构的分化，这种分化显著地表现在社区分化和职业群体分化两方面。农村社区是聚居在农村一定区域的人群生活共同体。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的产业结构基本上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并在农村经济中居主要地位。与此相适应，当时农村社区差别不大，都由农耕村落所构成。农村改革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历史性变化，大批农民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投身于第二、三产业，形成了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等共同发展的格局。据统计，1995年我国农村工业产值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7．…     

我国现代乡村治理的问题解析与探索

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悄然起步.自80年代起,国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在农村全面推行村民自治,其核心在于重构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结构,改变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由国家基层政权垄断的状况,引入以村委会为代表的村民自治权,使农村社区的权力结构由国家基层政权转变为村民自治权.     

转型期村落权力的变迁与农民现代化之建构

转型期农村村落权力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农村现代化村落权力建设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将对农民现代化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着重阐述了村落权力的变化及对农民现代化的影响,提出了农民现代化建构的新建议.     

村落经济组织与社区整合

村落社区是与农业耕作制度以及农村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农村传统社会构造。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和国家行政力量都在不同程度和方向上对村落社区的整合起着不同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村改革使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非农经济和工业化使一些发达村落成了“超级村庄”,尤其是集体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在集体经济发展历程中,村落以其自身的方式吸纳了非农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异质性,将非农经济组织成功地移植到村落乡土社会的土壤中,完成了“离土不离乡”的历史使命。然而,这种“村办企业的社区化”,既不是现代企业的发展趋势,也不是农村社区城市化的趋势,村落社区面临着新的挑战。     

辛亥革命前后绅权扩张与农村社会权力中心的转移

晚清以来，绅权不断扩张，尤其是在半亥革命后，城镇的自治机构成为农村社会的权力中心，上层乡绅不断向城镇集中，形成了近代以城镇为中心的社会控制机构。农村社会的权力中心由村落转移到城镇，造成了农村社会的衰败。     

农村社区组织、婚后居住制与妇女

一个个体或一个群体在社会里必然受到其社会环境的制约。本文试从社区组织和婚后居住制的角度,分析农村妇女受到的某些制约。 一、我国农村社区组织的特点 农村社区是以自然居住群体所形成的村落为其基本单元。与城市社区相比,农村社区具     

农村社区治理中底层群体的主体性——基于珠三角粤村的个案分析

珠三角农村社区治理的现实经验表明，三十多年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所催生的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经济精英和权力精英高度一体化，垄断了各种资源，普通人则沦为社会底层，丧失了话语权。政府以项目制方式介入农村社区治理，严重依赖地方精英的配合，而地方精英则借助国家权力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由此进一步强化了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日常生活中的底层表现为沉默的大多数，但沉默并不代表主体性的完全消逝，公开或隐秘的“日常抵抗”无所不在。要达成真正的善治，须重建社区的公共性和底层的主体性。     

村庄权力结构研究综述

村庄权力结构的分析是透视乡村社会性质的重要视角以及理解村庄政治的基础,因而成为当前村庄治理(村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20世纪中叶前后,费孝通在研究传统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时,就区分了村庄中同意权力、横暴权力和教化权力这三种基本的权力类型,并突出了村落权力是家族权力的泛化和延伸;[1]杜赞奇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区分了赢利型经纪与保护型经纪;[2]黄宗智分析了在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不同的土地占有形态、不同的家族力量和结构对于村庄权力结构类型的影响。[3]近1个世纪以来的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日益深入…     

“新疆农村社会结构及社会保障问题报告会”在乌市召开

１９９７月４月１７日，由自治区社科联学会部、新疆社会学学会发起，中保财产保险公司新疆分公司承办的“新疆农村社会结构及社会保障问题报告会”在乌市召开。各有关部门的代表和各族专家学者５０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由社会学学会副会长王延辉、李泽、秘书长茆永福等四位同志分别做了题为《新疆农村保险与社会稳定》、《国家重点项目拆迁与农村社区发展研究》、《维吾尔农村社会结构问题研究》、《维吾尔农村社区中的汉族村落与汉族农户研究》的专题报告。会议采取了报告人发言，与会代表现场提问，报告人现场答辩的形式；活跃了会议气…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

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和平台.农村社区建设不仅是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更是农村基层社会及其管理体制的重建和变革.当下要建设的农村社区不是以传统自然村落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而是能够不断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社会需要,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必然要创新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由自然村落制度到社队村组制度,再向社区制度转变,可以整合资源,完善服务,实现上下互动、城乡一体,并建构起政府公共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良性互动,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我服务相互补充的新型制度平台.     

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

村庄权力结构研究是村庄政治研究的基础。本文按照经济社会分化水平与社区记忆的强弱 ,把中国农村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 ,并构建了村庄权力结构的“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三层分析工具。文章重点讨论了非体制精英在四种理想类型村庄村级权力运行中的作用及不同类型村庄村级权力结构的不同特征。在此基础上 ,作者对村民自治制度下不同类型村庄村级权力合法性的生成潜力进行了尝试性的比较。最后 ,作者指出 ,随着缺乏分层与社区记忆偏弱类型村庄大量出现 ,如何在这些村庄中进行村级权力合法性建设 ,是今后农村研究的重要课题     

农村社区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乡村权力结构的一系列演变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了可能实践空间.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统治"行动向"治理"实践的转型,其实质就是要打破"国家强制权"作为唯一管理力量和单一权力中心的现状,实现治理主体的多中心安排与合作机制建构.新型治理机制的建构不仅能保证乡村权力结构多元化后新组织架构的高效运行,而且还能进一步夯实农村社区治理必需的社会根基,进而实现农村社区的"契约性整合".     

村落精英与农村社区风险研究

村落精英由于其特殊的资源优势,拥有较高承担风险的能力,在行动中往往起到带头示范作用,成为推动农村社区变迁的一股重大力量。一方面提高了社区应对风险的能力,减弱了社区的脆弱性背景;另一方面又降低了社区应对风险的能力,增强了社区的脆弱性背景。尝试构建村落精英与社区之间具有广泛意义的关系模型,探讨村落精英对社区所面临风险所起到的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以及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即如何在体制上、政策上规避村落精英给社区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激励其正作用的发挥,是非常有意义的。     

从职业变迁到社会分化:一个回族村落的社会转型

本文基于实地调查资料,论述了一个回族村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研究发现,该村落社会转型的动力是城市化和市场化;转型机制是职业分工、生产关系、权力等级分化等因素的合力作用;其社会政治结果便是总体型社区向分化型社区转型。     

清代、民国晋中地区的村社

村社的组成与活动在清代、民国的晋中是一种重要的村落民俗。村民由共同信仰和地缘关系建构起村社。村社兼具民间信仰组织和村落自治组织的双重属性,普遍存在于各个村落,虽然规模大小不等,但它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职能。各村之社把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威结合起来,卓有成效地对村落实施了整合、教化和控制,使村落群体保持了凝聚与秩序,社区生活因而得以和谐运行、稳定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