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英国驻拉萨代表团的设置及其活动

民国时期,英国为加强对中国西藏的渗透和控制,几经努力终于在拉萨设立了代表机构,即英国驻拉萨代表团,并千方百计地谋求该机构在实质上和形式上变成“常驻”的外交机构,直至改为印度代表团。在此期间该机构在西藏进行了种种侵略活动,极大干扰了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主权和治权的恢复。     

枢纽与融合：民国时期拉萨北平商人的经商之道和历史经验

民国时期内地在藏商人（如“北平商帮”）以坐商为主，多集中在八廓街，他们走海路从天津港出发，将内地的绸缎、瓷器和玩物等商品运往拉萨售卖，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一民国时期在拉萨经商的北平商人群体为了谋求生存，通过诚信经营、抱团发展和因地制宜的经商之道，在边疆地区自主迸发出的各民族之间由接触、互动、熟悉及信任而来的内生动力和交往态度，并不是作为政治统治秩序构建的需要被建立，而是自发形成的。他们在族群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动力和方式，对于认知不同的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因商贸活动而自发形成的持续时间长、贸易频率高、涉及人数广、接触方式灵活的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与接触，对彼此之间所持有的印象和体会更为真实，亦会在相应程度上修正自身对他族印象的既定认识，因而更能审时度势、适时调整因时空间隔和时局变动所造成的族际隔阂。探讨北平商人在民国时期的经商之道和经验价值，可为新时代治边稳藏、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与当代启示。     

清末民初拉萨动乱性质初析

清末民初西藏地方之动乱最先在拉萨爆发,且此后该地一直为主要战场,故而这场以拉萨为主要战场的整个西藏地方的动乱局势被通称为"拉萨动乱".该乱事虽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但其性质不同于内地各省响应革命的行为,难以归于"革命"范畴,更不属于辛亥革命起义的一部分.所谓辛亥"汉藏冲突"这一定性并不妥当,称其为清驻藏陆军与藏族民军间的混战更符合历史事实.     

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述评

汉藏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即使在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复杂而微妙的民国时期,仍维系着文化交流的纽带.文章从文化交流以及经贸人员往来等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作一概述,并论及这一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特点和功能.     

民国时期西藏地方职官制度的再认识

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社会发展进程中多种不确定因素并存,政治局势、经济形态、社会意识等方面呈现出不对称的整合特征。本文试以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职官制度为切入点,在对其设立的因由和特点进行研究和阐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这一具有显著民族特征的地方制度的社会功用。     

民国时期青海城镇市场述论

民国时期青海的城镇市场在原有基础上有了一定发展,虽然许多地方仍不尽人意,但还是对传统的军事和交通重镇模式有所突破,商贸业的顺利运营在城镇发展过程中起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文章以西宁、湟源、结古、鲁沙尔4个具有代表性的城镇市场的发育状况为例,指出它们各自的发展缘由与特点,并归纳出民国时期青海城镇市场的总体特征,以期对此领域有较为明晰的认识和科学的总结.     

中国伊斯兰教金陵学派的影响及当代意义

明末清初,中国伊斯兰教金陵学派在坚持"认主独一"信仰的基础上,不仅丰富了伊斯兰教义的内容,深化了对"认主独一"的认知,也在哲学层面上回答了伊斯兰教学术界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思想理论体系。在宗教实践上,他们主动适应中国的政治制度,把教法限制在宗教和日常生活的道德伦理层面,并用汉语创立了中国伊斯兰教的话语体系。金陵学派开创的伊斯兰教学术思想和传承形式,不仅对中国伊斯兰教民族化进程和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今天和未来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承和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     

走出边缘困境:从成达师范透视民国时期回族精英的文化心态

成达师范致力于改良教育,培养经汉两通之才,来引导回族民间树立国家认同,增进回汉团结,提高回民文化,激发回族重教爱国的精神,摆脱边缘心态。这对于引导回族既保持伊斯兰文化身份,又能融入大传统社会,具有思想启蒙作用,改变了回族长期以来甘为边缘的消极心态,意义深远。     

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政权建设与族群关系

中华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中最复杂和最动荡的时代。贯穿民国38年历史的有三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中国各族人民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第二条主线是中华民国下属各民族维护国家统一、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分裂势力的斗争。这两条主线是晚清"救亡图存"斗争的延续。第三条主线是探索如何实现国家体制的政治转型,实现从"多元型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过渡和国民思想过渡。在整个民国期间,帝国主义别有用心地向中国各族群输入"民族"意识,并扶植代理人。民国历史中,最核心的利益是救国图存,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评价民国所有的历史人物时,这是一条最根本的底线。     

民国时期广西县级政区的变更与增设论析

旧、新桂系当局治理广西期同,县级政区的变更与增设,表现为改土属建制为流县,从老县析置新县,强化对瑶族聚居区统治而设新县三个方面.这一县政改革举措,是地方政府重新谋划县行政区域以强化统治,“开化”少数民族聚居地政治经济文化,及与地方势力特别是土司后裔势力之间搏弈等多重因素驱动下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