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洋务纲领和变法思想探讨

本文认为:李鸿章的洋务纲领不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而是“外须和戎,内要自强”;自强是李鸿章洋务活动要达到的目的,变法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变法是对历史上主张变革的统称,其内容与目的因变法者所属阶级、时代和历史条件不同而各异,把变法视为纲领不妥。李鸿章的变法是要改变清廷的某些旧法度,要求对科举制、军制和官制作某些变动。李鸿章变法思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具有消极影响。军制和官制改革是使兵为将有,疆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造成封建割据势力膨胀,对外战争调度失灵。不管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还是“外须和戎,内要自强”,都不能视为中国近代化的纲领,中国不可能在这些思想指导下有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     

李鸿章外交思想刍议

李鸿章主管外交,形成了一整套外交思想。他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以图自强:以条约为手段,制约外国势力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达到使列强彼此牵制的目的。     

李鸿章“以夷制夷”新论

李鸿章面对史无前例的“变局”和“强敌”,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主张,试图通过“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争取实现自强的安定环境,具有一定的积极性。他赋予传统的“以夷制夷”以新的内涵,大胆地利用国际均势主义、利用矛盾,为中国赢得了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期的相对和平,这是应当肯定的。清末自强运动失败,李鸿章的外交政策亦随之破产,其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     

从《湘报》看晚清外交观念的变化

面对近代四方陵夷的困境,《湘报》在继承传统“自强”、“和戎”等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外交观念,提出了“守约和夷的平等外交观”、“联夷抗夷的平衡外交观”和“自强制夷的实力外交观”等外交思想,利用《湘报》这个传播平台,将之传播于晚清朝野。这些具有近代意识的外交观念,对于开启民智及其日后中国现代外交意识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李鸿章洋务纲领和变法思想探讨

李鸿章洋务纲领和变法思想探讨刘铁君，王承仁本文认为；李鸿章的洋务纲领不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而是“外须和戎，内要自强”；自强是李鸿章洋务活动要达到的目的，变法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变法是对历史上主张变革的统称，其内容与目的因变法者所属阶级、时代和历史...     

略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作为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李鸿章在内忧外患的晚清末年粉墨登场从事外交事务。从维护统治阶级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出发，其所思所为无不打上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作为洋务派的中坚分子，李鸿章尽管较早地意识到“天朝上国”观念的陈旧和“打开国门师夷长技”的必然，并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但是，在国家主权、领土都不完整的前提下，其以“和戎”和“保全和局”为根本宗旨，以“以夷制夷”为指导性策略，以“诚”为外交原则的外交思想是扭曲的。扭曲的外交理论串起了晚清末年更为屈辱的外交史的后篇。     

试析李鸿章“和戎、自强”的外交思想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入侵使软弱的清政府无力反抗,只能顺从。李鸿章作为晚睛的重臣从1863年开始他的外交生涯,他的一套独有的外交思想,虽然不能挽救近代中国于水火,却使近代中国将损失降到了最低。清政府为维护自己的腐朽统治,他们会牺牲一些利益这是必然的,李鸿章能在维护清政府利益的情况下,在和外国代表谈判时,最少地减轻近代中国的利益损害,他可谓是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产生过一定积极影响的人物。     

论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策略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的“驭夷”方略,变得袅弱无力。在中国近代的外交实践中,李鸿章将传统的制夷之策与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实力思想、均势思想结合起来,产生了新形势下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但最终这一策略还是归于失败,失败尽管屈辱,却也使中国逐渐登上国际舞台,中国外交的现代化由此开始。     

晚清政府对外话语应对与李鸿章东亚笔谈外交

自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中国的外交语言逐渐被强制西语化。西语的被动使用,在近代中西公务往来乃至东西方话语的传递中,实则是一种话语权在彼的政治行为。作为晚清外交第一人的李鸿章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任用译员,推动清末整体翻译机构的建立与革新,是清王朝在逆境中的应急补救措施。李鸿章在与东方国家的交往中往往以汉文笔谈进行沟通。基于李鸿章的话语理念、外交策略以及任用翻译弊端等诸多因素考量,李鸿章所主导的一系列东亚外交笔谈,并非只是一种出自其个人嗜好的偶发现象,本质上是其外交智慧与话语理念在实践中的灵活运用。     

历史夹缝中的艰难选择--也评李鸿章的"洋务"思想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他毕生致力于洋务事业,积极从西方引进先进的军事装备、生产机器和科学技术。主观上李鸿章只是想引进西方的某些物质文明,增强满清王朝的国家实力,实现自强。但客观上李鸿章毕竟创办了一系列新式近代企业,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些基础。     

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文化外交发挥着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对外交往手段难以达到的作用。文化外交是促进民族国家间了解与合作的重要途径,是一国塑造国际形象的重要方式,文化外交成为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重要资源,它对提升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具有其独特价值。我国要重视并不断加强文化外交,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增强文化竞争力,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和平发展的需要,推进“和谐世界”的构建。     

谈当代中国的和谐外交

为争取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我们党和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和谐外交的新思路。和谐外交是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与现代互利共赢观念相结合的产物，它以构建和谐世界为根本理念，积极开展灵活的多元外交，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策略选择

“和平崛起”战略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对外战略,它的提出主要基于以下三个依据: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给我们重要启示,中国周边环境的严峻形势要求我们韬光养晦,我国实行维持现状政策很容易被他国误解。然而仅仅韬光养晦还是不够的,中国必须要有所作为。为了实现和平崛起的目标,必须努力发展经济,在经济上有所作为;全方位有重点地与各国发展关系,在外交上有所作为;努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争取在文化上有所作为。     

邓小平外交理论的立论基础、主题与策略

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 ,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与安全 ,利用和营造国际和平大环境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是邓小平外交理论的立论基础 ;不对抗不结盟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是邓小平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主题的基本内容 ;利用矛盾、处变不惊、灵活务实、韬光养晦 ,是邓小平外交理论的策略原则     

从邓小平的外交战略到和谐世界的新理念——中国新时期外交战略在继承中的创新与发展

和谐世界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新概括,是指导我国对外工作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新方针,是对邓小平外交战略在继承中的创新与发展,是我国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升华.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表明中国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精髓就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国际和平,她向世界完整准确地传达了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善意和意志.     

论政协外交的作用和性质

人民政协的对外交往,是我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外交中有着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在我国对外交往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比较发现,政协外交不同于政府外交,不属于议会外交,与纯民间外交也有所不同,而亦官亦民正是政协外交的特性。应充分发挥政协外交亦官亦民之特性,使人民政协在我国公共外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构建中国软实力的外交战略

当今时代,软实力已成为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正在和平发展并倡议构建和谐世界的中国来说,增强软实力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发展软实力,中国应该在国内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对外制定并实施一套成熟而系统的外交战略,包括重视文化外交,加强对外文化传播;坚持和平外交;开展多边外交,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履行大国责任;发展和谐外交,构建和谐世界;等等。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意识的现代化

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对本民族存在的客观状况的认识与定位。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对本民族的政治、文化、外交、军事、民族关系和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的认识开始进入到现代阶段,淬炼并催生了以自信自立自强为核心的、和世界其他民族平等交往的现代民族意识的全面形成,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基本完成现代化,成为复兴的枢纽。这种现代化意识始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建国后的现代化建设,并在今天继续为我们的和平崛起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邓小平时期的首脑外交研究

改革开放后,中国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首脑外交也随之活跃起来。本文运用描述性定量分析方法,利用可获得的数据,探讨邓小平时期首脑外交所呈现的变化趋势。通过对首脑互访在历史频数分布、地区分布和国家分布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邓小平时期首脑外交在数量上比改革开放前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其中,亚洲始终是中国外交的重点,欧洲（特别是西欧）在中国总体外交布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与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国家的首脑互访稳步增长。总体来看,邓小平时期中国的首脑外交得到了恢复并初步显现出全方位的迹象。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经验与启示

论述了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指出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在指导我国外交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对指导我们新时期的外交实践具有重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