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通史》第五册的再商榷

《中国通史》第五册,是一本叙述宋代历史的著作,但在史料的鉴别和运用方面,存在一些疏忽,我曾撰文论述过。近来重读《通史》,觉得还有些不妥之处,草此短文,以供商榷。 一、关于李纲任亲征行营使问题 《中国通史》第五册(以后简称《通史》)227—228页:     

白寿彝通史编纂实践及其理论体系初探

白寿彝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学者,带领国内众多著名史学家,经历20个年头,编写成体裁新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把自己的学术事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其通史编纂理论体系的内容由历史观、国史分期、民族观、中国的疆域、历史文献、历史文学、编纂体例、体裁、中国史与世界史等构成。研究大通史的编纂理论体系对深刻领会白寿彝的学术思想、认识白寿彝的学术贡献都是非常必要的。白寿彝有关中国通史的编纂理论奠定了新世纪通史编纂与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     

王坚“收复兴元”说质疑

《中国通史》第五册在叙述战功卓著的合州守将王坚的事迹时,说他“一二五二年,曾出兵打败蒙古军,收复兴元”.(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通史组编,第424,425页)最近再版的《钓鱼城史实考察》也说;“1252年(宋淳祐十二年)王坚并收复了兴元”.(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编,第16页)在张森楷编修的民国《合川县志》里,也有类似的记载:“王坚,□□人,淳祐十二年,以武功大夫收复兴元有功,转遥郡团练使.”(卷33《名宦志》)联系当时历史实际来考察,这种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     

批判周谷城反动的王朝更迭公例論

周谷城在他所著的《中国通史》一书中,处处有意抹煞阶级斗争,抹煞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里,只就中国史上为什么会出现封建王朝更迭的这个问题,来分析一下他抹煞阶级斗争的反动观点。     

在非历史专业开设《中国通史》课程的探索

本文主要从非历史专业开设《中国通史》的原因、意义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论述了近几年来在非历史专业开 设《中国通史》的做法以及体会,提出了高校应该把《中国通史》作为公共必修课程开设的理由和建议。     

读书资讯

大侠重出江湖《中国通史》要出"武侠版"? 最近,金庸先生在浙江大学作了一次演讲。他表示,他眼下最大的任务是写一部《中国通史》。打算先写一篇"引子",征求各位专家意见,然后再写正篇。金庸表示,他会用"当代语言"来写《中国通史》,在写作过程中他也会适当引用一些古代文献中的原文,但一定会提供白话文的注释。金庸表示,他将换一个角度,与以前的历史观完全不同的人民的历史观来写历史。用人民的观点去看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起到了什么作用,他们在当时的生活过得好还是不好,由此来评判统治者的功过是非。     

柳诒徵“以礼释史”的学术思想探源

关于“礼”与“史”的关系,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熊十力在评价柳诒徵的史学著作《国史要义》时,指出了柳诒徵“言史一本于礼”的特点。柳诒徵还在其著作《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以及刊发在《学衡》杂志上的10余篇文章中,也涉及到了这一话题。他力图揭示中国史学与经学互为贯通、儒学即史学的文化特征。柳诒徵“以礼释史”思想背后的五个学术理论就在于他认为：一切学术皆从史出,礼由史掌,史官秉笔直书之法受到了礼经根深蒂固的影响,礼经之精义贯穿于史之所载的典籍文献,以及史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在于弘扬“礼”。     

<中国通史>CAI教材已出版

由我校文博学院教师陈峰任主编，傅建成、岳珑任副主编的《中国通史》ＣＡＩ教材，最近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以三张光盘的形式正式向全国出版发行。该《中国通史》ＣＡＩ教材系国家教育部“面向２１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项目。长期以来，在高校的中国通史教学中一直存在教材内容传统老化，表现形式单一等问题，使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变成了单调枯燥的文字堆积，并增加了学生理解的难度。可以说，沉重的书本既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教师的负担，更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已无法适应高校教育发展的要求。虽然在长期的教改中对这些问题采取…     

研究国史的思想指南──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对国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如国史阶段的划分、标志及评价、经济建设所处的地位及原因、“左”倾思想产生的根源等问题，作了深刻的概括；对国史研究中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如工业及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八大、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外关系、我党与其它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等作了实事求是的阐述；在如何做好国史中领袖人物的评价上，也提出了不少指导性的观点。作者认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度，对进一步做好国史研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华创始之举——读《中国通史-留美幼童》

偶尔从电视上看到有关“留美幼童”的报道,当即心血来潮,翻阅《中国通史》,找来一些资料,才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段引人深思、发人深省的历史。     

欧阳修排抑“太学体”新探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利用考试取士的机会对当时学者以“险怪奇涩”相尚的文风痛加排抑,使“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四朝国史·欧阳修传》)。这是他所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关于欧阳修所打击的文风究竟是西崑体骈文,还是属于     

戴叔伦的传记碑文及其诗文辑佚

戴叔伦(732—789)是唐朝大历贞元之际一位著名的诗人和良吏。据权德舆所作的《戴叔伦墓志铭》载:戴叔伦,字幼公,祖先本谯国人,后来移居丹徒,遂定居焉。《新唐书·戴叔伦传》便称戴叔伦润州金坛人,可见他的籍贯是金坛(今江苏省金坛县)。 戴叔伦是位著名的文学家。李肇《唐国史补》载唐代“位卑而名著者”有李北海(邕)、王江宁(昌龄)、萧功曹(颖士)、杜工部(甫)、韦苏州(应物)、梁补阙(肃)等十三人,其中就有戴容州(叔伦),这些人都是有唐一代著名的文学家。由此可知戴叔伦在当时的声誉之高;戴叔伦曾被刘晏辟为幕僚,在转运府中任职。后主运湖南,又任东阳县令、抚州刺吏等职,官做到容管经略使。他为政“清明仁恕”,一生政绩卓著,故“所到之邦,必     

《宋史·文苑传》的史料来源与史料价值

《宋史·文苑传》本之于宋代列朝《国史》,它最大程度地再现了《国史·文苑传》的原来样貌。《国史》是,则《宋史》是;《国史》误,则《宋史》误;《国史》失载,则《宋史》失载;《国史文苑》有传,则《宋史文苑》有传;《国史》以宋人碑志、文集、笔记为史料来源,《宋史》亦若合符契。元修《宋史·文苑传》之舛误,如人名、地名、生卒年、籍贯、世系记载不确或有误,系年颠倒失次,人名、事件张冠李戴,转引他书而不细读原文,遂失史实,引私家著述而不加考按,遂成虚美隐恶,等等。其始作俑者,多为宋人,而非元人。元人在个别地方,对《国史》加之增删改易,自有义理,并非尽为败笔。《宋史·文苑传》秉笔直书处多,史料来源可靠,无私家著述曲意回护、易流于小说家言之病。它折射了宋代《国史·文苑传》的取舍标准,具体诠释了宋人所理解的"文"的内涵,涵盖了宋代《国史》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太平御览》中的“唐书”考辨

《太平御览》作为我国重要的类书,其中所引“唐书”部分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关于其史源,有人认为是《旧唐书》的某个旧本或某版国史;有人则认为是包含《旧唐书》、国史、实录乃至笔记小说等多种唐代史籍的通称。其实《太平御览》所引书目颇为混乱,常有张冠李戴的情况,所引“唐书”部分多有不合《旧唐书》、国史、实录体例之处,当是出自《通典》《唐会要》等史籍。且有证据表明,即使看似与《旧唐书》相合的条目,通过仔细比勘,也能发现其中文本差异难以用传抄讹误解释,而是另有史源。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太平御览》所引“唐书”视为某一特定书籍,而是多种史籍的通称。     

论孔子与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治史态度及治史方法

孔子与希罗多德都是世界上杰出的文化巨人。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5年)既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他收录、整理、编次的“六经”,为后世保存了丰厚的历史资料。其中依据鲁史、周史和春秋其它各国史编撰的《春秋》,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全面的史书。古代希腊的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年——前425年)是将西方传说的笔录转化为历史学的第一人。他所撰写的《希腊波斯战争史》(即《历史》),是西方最早的一部叙事体历史著作,故他被西方人称为“历史之父”。以往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孔子在史学方面的成就认识不足,以为在中国只有比希罗多德晚两百多年的司马迁才能与希罗多德相媲美,因此,称司马迁为东方的“历史之父”,故就其二者作对比研究的著述较多,而忽视了对孔子与希罗多德史学的对比考     

李建成“庸劣”辨

唐代第一个储君李建成历来受尽唾骂。《旧唐书》称“建成、先吉,实为二凶”,“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旧唐书》卷64《赞曰·史臣曰》);司马光将他斥为“庸劣”(《资治通鉴》卷191)。范文澜同志说:“李建成爱好酒色畋猎,亲近赌徒恶霸,……是个纨裤无赖子。”(《中国通史》第3册,115页)更有说李建成是“荒淫无耻,残害民命”(董克昌《论房杜》,《北方论丛》1982年第6期)的。古今学者都异口同声完全否定李建成,而史实并非如此,建成确有冤枉之处。     

齐史断限与平四胡之岁——刘节先生《中国史学史稿》正误一例

高齐国史编纂大约始于天保八年(公元557年)。这年夏天,魏收“除太子少傅,监国史”[1](卷56)。所监修的国史正是北齐当代史。这项工作首先是从《高祖本纪》着手的,撰事在史馆内进行,但一开始就遇上了时间断限和史例的问题,因此围绕国史起元这一讼案引发了一场长达10多年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是在魏收与阳休之之间展开。魏收主张国史起元于“平四胡之岁”;而阳休之则认为应以天保建元。二说相持不下,并牵动朝廷上下。《北齐书》卷42《阳休之传》云:“魏收监史之日,立《高祖本纪》,取平四胡之岁为齐元。收在齐州,恐史官改夺其意,上表论之。武平…     

加强国史研究和宣传,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历史依据和借鉴

由当代中国研究所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以下简称《国史稿》)的出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界,也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和喜事。它的出版发行,对于我们进一步正确认识国史、大力宣传国史、深入研究国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确对待和阐述革命与国史的关系,是《国史稿》的一个突出特点。《国史稿》一共五卷,却专门拿出很大篇幅,设立了一部序卷,用以概述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以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     

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白寿彝先生史学创新精神析论

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的结合是当今学术界非常关心的一个热点话题.在此方面,白寿彝先生大加提倡并身体力行,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他对历史学理论的研究、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史家三长”论的全新诠释以及对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等四个方面.     

评《孙武本传》

评《孙武本传》１９９４年，国家教委在我校（北师大）举办了“海内外先秦历史与文化最新进展高级研讨班”。周兴同志作为青年学者参加了这个班的研讨活动，得知他对中国古代军事史有浓厚的兴趣，又看到他潜心向学，我很高兴。后来看到他的新作《孙武本传》出版，读后想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