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封建特权主义与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与董楚平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81年第1期登载了董楚平同志的《论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与封建特权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实际是他《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的“姊妹篇”。两篇文章,一个宗旨,都把平均主义置于“罪徒”的地位,棰楚挞伐,责难有加。但是,旧式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的革命作用,决不是黑墨所能涂盖得了的;功过是非,也不是无法澄清的。本文仅就平均主义与封建特权主义问题与董文商榷。     

李自成称帝日期辨析

董楚平同志《论农民战争中平均主义与封建特权主义》一文(见《学术月刊》1981年第1期)中有谓:李自成“直到离北京的前一天,即四月二十八日才匆匆称帝”。这也就是说,李自成是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称帝,四月二十九日退出北京的。此说可能出自钱■所撰《甲申传信录》。但是,钱■所记李自成称帝及出京日期是有问题的。     

论腐败滋生蔓延的思想文化根源及遏制对策

一、腐朽没落的思想文化是腐败滋生蔓延的根源　　 1 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劣性是腐败滋生蔓延的基因(1 )“特权”文化滋生“公权谋私”的腐败现象。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思想产生了特权现象。在中国封建社会里 ,大小官吏都拥有一定的并且“合法”的特权 ,“三年清知府 ,十万雪花银” ,正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封建特权思想并没有因为社会形态的更替而消亡在历史的长河里 ,而是积淀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 ,出现在党内的一些意志薄弱 ,立场不稳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被严重扭曲的党员干部身上。其主要表现为 :用权力搜刮财富 ,搞权钱交易…     

从帝王、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看中西封建税收的差异

本文认为，中西封建社会的帝王、国家和政府三者之间结成了不同的关系。在中国，皇帝、国家与政府三位一本。而在西方，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时间里，国王可以代表政府，却很难代表国家，国王与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分立状态。基于这种不同的关系，封建赋税在中国主要依靠强权征敛，因而称为“强权征收”；在西欧，封建前期主要依靠特权征取，后期主要通过协商征收，所以分别称为“特权征收”和“协议征收”。“强权征收”反映中国封建赋敛的专断随意性特点。“特权征收”和“协议征收”则反映西欧封建税收相对民主程序化特征     

论沈家本涵化西方法文化修律的开拓与局限

文章探讨了沈家本清末修律的爱国主义理想目标和求实精神,涵化西方法文化的价值选择;论证了沈家本以情理主义、罪刑法定主义、法治主义为涵化西方法文化的联结点,熔铸人类法文化具有普遍性的法律精神,作为清末修律的理论武器。文章从清末修律保留皇室特权和封建伦理尊卑贵贱等级因素,指出沈家本未能汲收西方资产阶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和“个人本位”法律精神的局限。     

法与特权

特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封建所有制经济的必然反映。封建制的法,就是封建地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巩固封建经济基础,保护地主阶级利益、镇压人民的暴力工具。封建制的法有极其鲜明的等级特征,“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礼”就是等级名分,“刑”就是刑罚惩罚。“刑”只适用于没有任何权利的“民”即奴隶和农民,“礼”只适用于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内部有人触犯刑律,则享有不受惩罚的各种特权,如“八议”,如“请”、“减”、“赎”,如“当官”等等,皇亲贵族和各级官吏及其亲属犯罪,或赦免、或减刑,或以官职当罪,或用钱赎罪、降级或革职。仅“赎”一条,就坑害了无数赤贫和少地的农民。贪官恶吏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农民只有呼天抡地,     

论“五四”前夜伟大的反封建思想革命

“五四”前夜的新文化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坚决性和深刻性,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和思想文化传统,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封建重压下的一次新觉醒,对于后来可能彻底铲除阻碍中国历史前进的封建主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开端。(一) “五四”前夜的反封建思想革命,是同当时的实践政治紧密相关的。尽管《新青年》周围那群先进的思想家一开始就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他们的批判锋芒,仍然不可避免地要指向中国固有的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但并没有破除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软弱的资产阶级,不仅无力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上的反扑,也无力防止其政治上的复辟。所以,尽管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讨论综述

1983年10月25日至31日,中国农民战争史第三届年会在广西桂林召开。主要讨论下列问题: 一、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阻力;平均主义是否与封建主义等同甚至还不如封建主义?有的同志指出:有人以纠正过去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拔高”现象为借口,恣意贬低农民战争的动力作用和平均主义的反封建意义,以至一会说农民起义只有破坏性,一会又说农民起义是封建制度的“修理工”。甚至说农民战争是由于实现平均主义才失败的,农民起义领袖搞封建主义才是唯一的     

论唐律对官吏罪责追究的制度

唐律中关于官吏罪责追究的严密而有鲜明特点的制度,是唐代吏治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研究唐律中关于吏治的内容,对于深入了解整个封建吏治,乃至了解整个封建法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唐朝官吏在法律上处于既享有特权同时又受从严监督的双重地位。唐代统治者根据封建地主阶级传统的宽猛相济的法律思想,刑律对违法犯罪官吏处置的制度及原则都明显地表现有软硬兼施的两个方面。唐朝的官吏在法律上确实处于享有特权的地位。以“八议”为主要内容的特权制度,不但保证官     

风骚谁领指鹦哥——简介莎士比亚治学之道

“鹦鹉学舌”人皆以贬义词目之,似与“人云亦云”、“拾人牙慧”结了不解之缘! 然而,亦有人     

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思想剖析

我国在秦汉时期,形成了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制度。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虽然在集权和分权的问题上屡有斗争,但一直是集权的思想占上风,封建集权的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体的政治制度。如何评价这种历二千多年而一直奉行不衰的集权制度,在历史学界一直是一个争论不止的问题。而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给其推行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寻找历史依据,更将秦汉时期的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制度无限地加以美化,以“历史发展的必然”和“阶级斗争的需要”为借口,为封建帝王的独裁专制辩护。为了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很有必要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思想,进行一些必要的研究和剖析。     

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及其社会条件

<正> (一) 竖看历史,“人治”和“法治”作为有关治理国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原则、方法、理论或思想主张,不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都是古已有之而非今人所始创的治国思想。古代,在西方便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之间关于法治和人治的对立,在中国也有过体现这种思想对立的“儒法之争”。后来,在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特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把人     

封建社会的农民宁要封建主义而不欢迎平均主义吗?

封建社会的农民曾经以平均主义为思想武器与封建主义反复进行过搏斗,但平均主义最终不能战胜封建主义。是不是就可以得出结论,农民宁要封建主义而不欢迎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给农民造成的“危害”甚于封建主义呢?这涉及到对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斗争的估价问题,很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     

封建等级制的特点及其作用

在阶级社会,由不同的特权和社会地位构成的等级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封建社会,由于土地占有及与此相应的政治权力的相对稳定性,等级制就表现得更为突出。维护封建等级制与反对和突破封建等级制的斗争,一直成为封建社会斗争的焦点之一。它对于封建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都有重要的影响。一、封建等级制的特点封建等级制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形成的权力与地位相对稳定的一种阶梯式结构,它不但对被统治阶级有很强的排它性,在等级的阶梯之间也互有排它性。最典型的如魏     

试论窦建德的皇权崇拜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皇权主义给予农民起义的所谓积极作用,议论颇多。但是,检验历史科学的唯一标准,应是历史实际。事实上,当农民起义军打起皇权主义这面旗帜时,他们岂能料到,这面旗帜上竟分明地绣着两个触目惊心的黑字——失败。 中国自周秦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大肆鼓吹“天命论”、“君权神授”、“真命天子”,极力地神化封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还拚命地宣扬“三纲”、“五常”等一整套封建纲纪、理论道德,以维护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政治     

关于“任子”

西汉时,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可保举子弟一人为郎,称为“任子”,是少数封建官僚的一种特权。《汉仪注》记曰:“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那时依恃父兄之特权而为官者甚为普遍。比如苏武以父任为郎,董贤以父任为太子舍人,萧育以父任为太子     

哲学的“民主化”趋向——理解现代哲学精神的重要维度

从“理论哲学”转向“实践哲学”所带来的一个重大思想成果在于,长期主导哲学的“特权主义”与“贵族主义”欲求将走向终结,哲学将从“专横”走向“民主”.这是哲学在精神品格和气质上所发生的根本性的转变.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始于摆脱“有限”与“卑微”、寻求“无限”和“超越”的“高贵精神”,但由于它所坚执的控制论的思想倾向与排他性的价值取向,“高贵的野蛮”构成其深层的精神底色.推动哲学走向“民主化”,构成现当代哲学的重大趋势.这也启示我们,对哲学的独断和专横保持警醒,彰显哲学“民主”的精神气质,无论对哲学,还是对从事哲学的人来说,都具有“性命攸关”的意义.     

《水浒》与丹书铁券

“丹书铁券”,亦称“誓书铁券”,或作“丹书铁契”,或简称“誓书”,是封建帝王颁赐给功臣、故旧、亲贵、国宾等,使其世代享受特权的信物。因其     

论邓小平的分配思想

<正>一、邓小平分配思想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同志的分配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54年他就提出了要反对平均主义,1975年他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左”的错误认识,提出了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1978年12月以来,邓小平同志通过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本,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新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极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分配理论。 （一）坚持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针对我国劳动者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倾向,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指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第一,反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 新中国成立不久,对于分配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思想倾向,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批评,他指出;“真正有本事的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医生,以及其它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工资待遇应该提高。”“中小学教员中间,工资也应该有很高的,他付出的劳动多,贡献大嘛”。他还指出:“我们不能讲平均主义”,“看来,有些共产党员的头脑里平均主义思想还不少,到处有抵触,结果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了了之。”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口号的由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来是资产阶级提出的口号。欧洲资产阶级为了争取自身的解放,打倒封建特权,打破不平等待遇,早在法国的“人权宣言”里就举起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旗帜,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也都跟着高呼这个口号。 从历史上看,争取平等的斗争,并不是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