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恶的辩证法——卢梭论自爱

在卢梭的社会政治思想中,amour propre这种自爱的激情是导致人类由自然状态中自由的个体走向社会状态的关键因素,是人类理性和社会性的起源。一方面,自爱的激情使人的自我认同依赖于他者,作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导致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产生了诸多道德上的恶;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自爱的激情使人走出了原初的自然状态,因为当自爱促使人关注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从他人那里寻求承认的时候,人开始超越自己的主观偏好与信念,只有建立在相互承认基础上的社会公约,才能在社会状态中实现人的善。自然状态往而不返,克服恶的唯一办法在于对自爱这种激情的培养,而非抑制或消灭,这正体现了一种善与恶的辩证法。     

理性的“理论活动” 高于“实践活动”———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幸福观”

作为最高之善,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美德） 的生活。这是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但并不是其幸福观的独特之处。其灵魂学说,特别是其中关于“理性” 划分为“理性本身”与“在欲求力里的理性”或“被欲求力分有的理性”,不仅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其幸福学说的特别之处。通过这个区分,亚里士多德找到了成就“伦理德性” 的基础,同时也确定了理性本身的活动也即“纯粹理论活动”之所以高于理性的“实践活动” 的理由。因而,虽然合乎伦理德性的生活是幸福的,但却只是“次级的幸福”,只有合乎理智德性的生活才是真正最高的幸福。这种生活一方面是合乎神性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是成就每个人真正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并非只关乎人性,亦关乎神性。     

友爱是通往幸福之路——亚里士多德友爱论探析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最终的、最圆满的目的就是幸福。幸福需要友爱，友爱是生活中最为必需的德性。有快乐、有用及互知善意三种友爱。友爱不同于爱和友善，友爱是一种品质，是自然感情的理智的表达。友爱是对自爱的延伸，真正意义上的自爱是依照理性生活、公正地行动并培养高尚的特性。幸福的人需要在朋友的实践活动中即友爱中来沉思和实现生命的全面实现活动。从广义上说，公正是德性的总体，但友爱在一定条件下比公正更为重要。有友爱就不会需要公正；而仅只有公正，就还需要友爱。良好城邦的条件之一是公民的善德，这就需要友爱作为保证，因为友爱会激发人身上的好品德，最终促进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达到完善的道德关系从而实现美好生活。     

从“德性”与“理性”角度看中西政治实践的基础——以牟宗三和蒋庆的论述为中心

总体上说,西方政治实践的基础是＂理性＂,中国政治实践的基础是＂德性＂。这种不同导致了中西政治发展方向的不同。牟宗三以＂理性＂解释＂德性＂实际上是承认＂理性＂作为政治实践基础的重要性,以及承认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而蒋庆反对以＂理性＂解释＂德性＂,实际上是反对以＂理性＂作为政治实践的基础,以及否认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其间的分歧颇具启示意义。     

理性的两难及出路

理性是哲学的最大特点,理性不断推动自己,外向地形成哲学的文化系统,内向则不断追问自己的合理性。现代西方哲学,尤其实证主义,虽然有其肯定经验和客观性的合理的一面,但从哲学之为人学的角度讲,这远远不够,忽视了人是作为道德与价值主体的存在。中国哲学的核心是"道",理性是"道"作为规律系统的应有之义。中国哲学强调理性与德性统一,理性为德性的基础并最终被德性所统摄,而这就是理性的出路。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     

至善：德性与幸福的合题——论康德伦理学中的德福观

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看,德福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讨论的话题。康德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的理性,即人的德性。康德认为,幸福不是道德的根源,幸福不能作为道德的动机,伦理学不是“幸福学”,不是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而是教人怎样配享幸福的学说。康德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最高的善是善良意志,是其他善的条件,但不是完全的善———至善,德福的完美匹配才是至善。透过他的德福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性论与幸福论论争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苏格拉底问题与尼采的哲学使命

尼采在其著作中对苏格拉底进行了批判,尼采对苏格拉底的批判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尼采认为苏格拉底杀死了悲剧同时也杀死了希腊神话,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苏格拉底把理性的＂善＂作为最高的幸福,而尼采看到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是这种理性的苏格拉底主义发展的结果,而尼采的使命就是要颠覆这个苏格拉底主义的传统,并且克服它带来的后果,肯定人的生命的价值。     

幸福的价值辩证——康德的幸福观及其启示

康德在对实践理性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对幸福进行了合理的价值辩证,一方面,他完全否定幸福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与直接目的,另一方面,他又肯定在意志受到道德法则规定的前提下,幸福可以作为意志的欲求对象,并且与德性可以结合为完满至善。这样,幸福作为自然的善就是德性范导下的一种价值,是完满至善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一种合乎义务的目的,更是人道的优雅生活的重要内容。     

论康德的至善学说

康德实践哲学的意图旨在使主体所具有的自由本性能在对象中确立起来，这个确立导致的结果就是至善何以可能的问题。至善作为实践理性的最高客体构成了德性原则和幸福原则的一种联结，这种联结由于是本体界与现象界的一种综合，就必然产生了实践理性的辩证法问题。辩证法的解决就是通过德福一致的原则推导出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从而给至善的原则提供一种理论上的保障。通过这种方式，康德也就把神学进一步纳入其道德哲学之中了。     

浅谈一个理想的人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

德性是《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的核心概念,并贯穿于本书的始终“它是一种能够实现人类最终目的(幸福)的品质”以人的本质为依据,亚里士多德将人的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理智德性是灵魂中理性部分对自身发挥沉思功能时表现出来的德性;伦理德性是灵魂中非理性部分的欲望和激情在理性的指导下的德性.系统地学习德性伦理学,不仅能够促使我们反思当下道德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而且有助于培育出真正的有德之人.     

论亚当·斯密仁慈德性的内在矛盾及其现当代启示

仁慈是亚当·斯密德性论的四种基本德性之一,它与正义都是促进他人幸福的德性。亚当·斯密的仁慈德性呈现出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斯密对仁慈德性的价值评价和其社会作用不对称;2.仁慈德性的自愿性与强制性的内在冲突。斯密仁慈德性的这种内在矛盾给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启示。     

德性主体性解读之社会建构论视角

社会建构论认为,人的"自我"(即德性教育的主体)是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与他人互动的产物,是人在与环境的互动中自主建构的.德性主体性的建构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德性的本质就是在社会文化实践和话语中建构的,建构论中的"自我"观充分体现了此观点.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来看,"德性主体性"这种特征实质上是由情境(从社会和文化两个角度分析)、话语和"教育"(知识观与学习观的角度分析)建构的.     

“恶”是什么-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都把善分为两个层次:幸福是最高的、真正的善;其他的事物则因作为实现幸福的手段而成为第二类的善。对于至善他们都认为是没有恶与之相对应的,恶只是与第二类的具体善相对应,恶也就都是具体的、存在于现实中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现至善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德性,德性就是第二类的善,因此,恶就是与德性相对应的人的品质。这样,他实际上表明了,行为以及每人的善恶实际上都在于自己,恶要由行为者自己负责。     

苏格拉底论德性即知识

学者们普遍认为,苏格拉底伦理学是理智主义伦理学,其中一个核心命题就是：德性就是知识,或至少在本质上是由知识构成的,因此,每一个别的德性都是对其所关涉的对象主题的一种理智认知上的把握,人的行动动机也是理智主义的,因为行动者在行动时相信这对自己是最好的,这表示,任何一种伦理上的失败都是基于或者至少部分地基于行动者对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选择的错误信念或认知。本文的旨趣并不是对苏格拉底的这种理智主义进行辩护或批判,而是更多地通过早期对话中有关德性即知识的段落分析去理解苏格拉底所说的德性即知识的丰富内涵,通过Euthyphro,Charmides,Laches,Protagoras这四篇对话来探寻苏格拉底所说的德性即知识的内在涵义。     

道德信仰的认同逻辑:思维、承认与表达

道德信仰蕴含“自我与他者的对称性”的理论品质和实践智慧,要求我们以不偏不倚的观点去进行道德思维,从可普遍化视角中去理解和考虑每个人的利益。道德信仰涉及自我与他人的承认关系,道德行动表面上关系到促进他人的利益,但在实际上也有利于促进行动者自身的幸福,人们情愿“道德的生活”正是“为了承认而斗争”。道德信仰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有赖于道德语言能否被人们熟练巧妙地运用,也需要对道德思维的认知方式与认同模式进行理性反思。     

亚里士多德对“善”的两种论证思路及相互关系

亚里士多德对"善"的阐述是从目的性和功能性两条路径来展开的。在目的性论证中,他将"善"界定为人们所欲求的目的,如果仅从欲望这一角度来理解"善",一般的"善"和具体境遇下对我而言的"善"就会存在分裂的可能。在功能性论证中,亚里士多德将"善"的本质表述为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用德性限定了欲望的合理性,使对我而言的主观准则上升为绝对的客观法则。通过德性中道,人们维护了合理的欲望,并免于成为他人的手段而保证了自己的目的性;相应地,也促使个人在追求自我幸福的同时尊重他人的合理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德性与善也就有了内在的关联,"目的善"与"功能善"也就达到了完全契合。     

实践理性:二月河历史小说的哲理意蕴

二月河的清帝历史小说能够赢得接受大众的广泛认同,缘由之一就是他在艺术与历史的有机融合中以清醒的哲理意蕴追求,突出了对人的生存与生命意义的关注,即人的实践理性精神的张扬。这种实践理性精神正是康德倡导的超越了感性欲望和个人幸福与自爱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意志动机下的行动意识。它集中体现在二月河对康、雍、乾三代帝王尤其是雍正皇帝及辅佐他们的一批重臣贤相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上。由此进入文本,也许可以克服那种拘于历史事实或囿于宏大历史叙事的某些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