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采诗制度及其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

唐代存在太常卿采诗和风俗使采诗两种形式的采诗活动,盛唐和中晚唐可能也存在太常卿采诗制度,唐无采诗之说不确。元白创作新乐府,其直接背景即是初唐既已存在的采诗制度,白居易希望在中唐恢复采诗制度,以使其新乐府在流传到民间后为朝廷所采集,从而起到讽谏的作用。但元白新乐府最终未曾入乐。     

元代理学与元代诗人的仕隐

由宋入元的理学除了在元代诗人的诗作内涵及其艺术风格的形成方面留下深深的痕迹之外 ,还直接影响着元代诗人仕与隐的选择。可以说 ,民族矛盾与压迫并不是决定元代诗人仕隐的唯一原因。元代理学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程朱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合流。前者是元代诗人仕元的理论基石 ,后者是元代诗人归隐的精神内核     

先秦采诗制度与中国古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中国具有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悠久传统.在中国古代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上,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学的保护与传承,成绩尤为显著.而先秦采诗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搜集、整理、保护民间文学的滥觞,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史上,地位格外突出,具有代表性意义.对先秦采诗制度的研究与剖析,有利于我们探索中国古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与原则.     

论元代诗僧的世俗化

元代崇佛,古今无出其右者,佛教的发展迅猛且强势。佛教的世俗化自中唐已露端倪,至元代则达到高潮。在如此的背景下,元代诗僧及其创作,均表现出浓重的世俗气息,而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孝亲同倡,尘世伦常与丛林的共融;二、以释归吏,诗僧对权力的依附;三、醉入红尘,元僧的物欲追寻;四、唱和雅集,诗僧的世俗纠缠。显然,诗僧走向世俗,是中国佛教日益世俗化在顶峰时期的一种极致的展示。     

元代蒙古人与色目人在书院的活动：文化认同的一个例子

在兴建和修复书院的过程中,蒙古人、色目人官员如何与当地士人展开互动？这些蒙古人、色目人官员究竟是出于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认同而积极投身书院建设,还是仅仅为了迎合当地士人精英的文化取向,借此巩固自己在地方的行政权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在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元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理学,着手建立一个官学系统,致力于把宋代书院与庙学整合到一个全国范围的教育体系中。南宋以来,书院的兴建不仅和理学地位的提升紧密相连,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士人对提升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强烈渴望。因此,元代书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场域,我们可以从这里对蒙古统治者的儒家文化认同过程及其与汉族地方士人的文化交流形式进行深入探索。     

论元代的女童教育与女教书

元代汉人、南人的女童教育差别不大,都是以女红为主的家庭教育,父母和外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部分望族和儒士之家的女童能够依照司马光《书仪》《朱子家礼》的要求,幼时习诗文诵读,七岁始读儒家经典,十岁左右始习女工,十二三岁始习歌舞等艺术。这些女童所读经史以朱子集注勘定的《论语》《孝经》《小学》为主,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受元代社会世俗化的影响,歌舞书算等技能教育受到普遍重视。与注重女红和辞章为中心的女童技能教育相比,元代女德教育则较为缺乏。受当时浓烈的贞节观念的影响,刘向《列女传》、曹大家《女诫》和《礼记》等颇有影响,但少见有读《女孝经》《女论语》者。许熙载《女教》就是根据当时不重视女教的情况,结合两个女儿的教育,辑定经史中有关女教的文字而成的新女教书,对元末明初的女童教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论元代官场贪赃盛行的原因

贪赃盛行是元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四:一、选法败坏,用人不当;二、高级官吏带头贪赃取受;三、台纲受沮与台官赃贿,使宪台难以纠察非违;四、官吏无俸或俸薄,使贪者能借口侵渔。     

元代诗歌的创获与发展——袁桷诗歌创作论

袁桷作为元大德、延祜年间的文坛领袖,其诗歌对元代诗歌的确立与定型有着重要作用。他在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实践上改变了宋末诗风,其古诗具有重视兴象、意象高古之特点,歌行体表现出清新绮丽的诗风。袁桷在诗歌渊源上以汉魏建安诗人和唐人李贺诗为取法对象,对元代诗风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论元代清官戏的时代特征

元代清官戏是在元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主要受到元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不同于明清以后的清官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仅就元代清官戏的时代特征,从主題、清官形象及清官断案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粗略的论述。     

元代理学影响下的正统论

正统观念是中国传统历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权合法性、古代夷夏之辨等问题的解决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急欲寻求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同时元朝也需要为招揽汉族士人入仕排除障碍。夹杂着理学思想的正统观念在这一时期展现出新特色,融入了天理、文化理念,既维护了元朝政权合法性,客观上也保护了中原文化,促进了文化认同和民族融合。     

元代散文的创获与发展——袁桷散文创作论

袁桷在散文风格上对欧阳修文风的继承代表了元代延祜之后审美风向的转换。他的散文风格表现出平易自然、含蓄典雅、优游不迫而又不失笔锋犀利的特点。此后,以袁桷等南士为主倡导的文风逐渐在元代文坛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实际上是虞集、黄滑、欧阳玄等人的先导,因而袁桷在元代散文创作中无疑具有重要影响,这同时也说明了元代散文的走向及趋势。     

论先秦时代的文学活动

先秦时代距今久远,很多文学作品未能流传下来.通过对先秦文学活动的考察,可以使一些个别的现象连成一片,恢复当时文学创作、流传、编集、扩散的立体结构,使我们看到只从作品本身看不到的问题,从而对先秦时代的文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与正确的把握.先秦时代的文学活动或同民俗相联系,或同教化及礼制相联系,但在陶冶情操与愉悦心情方面都起到了文学应起的作用.这主要有民间节日的歌会,采诗、陈诗、献诗,各种仪式上的歌诗、诵诗活动,外交场合和贵族聚会中的赋诗言志,瞽史的讽刺嘉言善语、赋作以及讲说历史等.留到今天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与此有关.     

论元代散文的杂文倾向

在元代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中,文人可以用文笔干预现实,因此散文在题材内客上不受多少限制各种文体的文章,都开始较多地涉及现实社会,并往往掺杂作者自我的社会体验和人生感慨,因此更具现实批判精神。短小精悍、笔锋犀利、诙谐风趣、情感浓郁的议论性短文受到青睐,书画创作和欣赏成为文人聚会交流的媒介,杂感、杂议性质的题跋文字明显增多。这一切都促成了元代散文某种程度上的杂文倾向。     

论元代散曲的语言特色

元代散曲语言特色的形成是由于散曲产生于民间俚曲小调,又有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同时也由元代文人特定的社会地位所决定。它以通俗自然和讥诮幽默的语言风格反映了当时落魄文人在强权压迫下的心声,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论元代乐府诗的入乐问题

元代的乐府诗,无论是旧题乐府还是新题乐府,大都是可以配乐而唱的。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生今之世,无复能辨之者"的文化背景下,元代乐府诗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个奇迹。元代乐府诗所配唱之乐,主要是诗人们(含坊间乐工)创制的"今曲"。因而,"今之曲歌于古,犹古之曲也,古之词歌于今,犹今之词也",就成为了当时诗人们的共识。在这种乐府观念的指导下,元代诗人们无论是于乐府诗还是古诗,大都称之为"歌",即认为其都是可配乐而唱的。于是,元代乐府诗可入乐而歌的现实,与盛行于当时的散曲、杂剧、词体艺术等互相融合,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音乐文学王国"。     

华夷一体与尚质崇古的元代诗风

纵观诗史,关于元代诗歌研究尚有较大空间可资开拓,本文从华夷一体的视域观照元代诗风。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士人大量登上元代诗坛,并以其独特的民族性格、特殊的政治地位影响诗歌风貌。民族诗人耿介的精神气质沉淀为尚质崇古的诗风,诗歌具有口语化倾向和民歌风调。在民族天性、时代思潮交互影响下少数民族诗人的文学思想多以古为尚,并呈现出复古开新之处。少数民族诗人的参与对元代诗风的影响在整部"中华文学史"建构中是值得深入展开的课题。     

元代的鱼盐与盐法

元代的盐课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关键地位,用于腌制鱼鲞的鱼盐也被纳入严密的控制之中。由于鱼盐可以随鱼鲞自由地流通,这就引起了各运司,特别是鱼鲞的主产地淮、浙两运司在鱼鲞贸易及鱼盐管理上的冲突。这个冲突反映出元代盐法的地域性差别,同时,盐司之间在鱼盐管理上的矛盾最终会上诉至中央,对这些矛盾的处置及相关管理政策法规的制定,也引人注目地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央与运司之间的关系。对鱼盐管理制度的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元代盐法的整体特征,并启发我们思考经济政策制定与变革过程中尊重地域性差异与政策的统一性之间的关系。     

论元代古文批评的价值取向

元代恢复科举考试之后,新一代文人登上文坛,他们代表着元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在古文创作和批评上,他们或推崇先秦两汉,或推崇唐宋,虽并未形成统一的流派,但他们的创作和批评取向对“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确立起了推动作用,对明代前后“七子”的古文观念以及“唐宋派”的形成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元代杭州雅集活动之兴衰与杭州文学地位之升降

元代杭州雅集之风大盛。杭地文人延续着南宋以来的文学传统,以群体的形式集会赋诗、观书题画。雅集活动是元代文人生活史的一部分,其所反映的主题和情感内涵的变迁,是展示元代杭地文人雅趣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杭地雅集活动在元前期尤为兴盛,发展至顺帝至正年间走向衰落,雅集活动的兴衰背后,是杭州文学地位的浮沉变幻,也正是在其趋向衰落的过程中,伴随着吴中玉山雅集发展至鼎盛,元代南方文学中心完成了从杭州至吴中的转移。这对于研究元代南方文艺活动,十分具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