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释名——兼论中国吐火罗人

(一)“敦煌”一名,以它丰富的文化宝藏远播海内外,但这一名称的来源如何,至今未能解决。这个名称,首先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引张骞的出使报告:“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一语。《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下应劭注:“敦,大也;煌,盛也。”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又略加发展,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这种解释,一直为后世史家、方志编纂家所引用。     

乌孙及其与西汉王朝的关系

乌孙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公元前2——1世纪兴起于我国的西北部。其事迹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及后《汉书·西域传》列有“乌孙国”专条。它原先游牧于祁连、敦煌之间(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是一个以狼为图腾①的部落。《史记·大宛列传》载它的早期事迹说: “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生(而)弃于野,乌(鸦)衔肉飞其上,狼往乳之。”在难兜靡为首领时,因被邻近的(即与乌孙共同游牧于祁连、敦煌之间的)月氏族进攻,难兜靡被杀,牧地被侵占,部落四散,人民逃往匈奴,难兜靡之子猎骄靡(即昆莫)刚刚诞生,他的傅父布就翕侯(布就是名,翕侯是官号)抱他逃至匈奴,为单于所     

关于“信”“传送”“留苦”的确切含义──同林干教授商榷

关于“信”“传送”“留苦”的确切含义──同林干教授商榷阿尔丁夫林干教授在其《匈奴通史·匈奴的文化》一章中，论述匈奴有无文字的时候，谈到匈奴“单于写给乌孙以西各国或各地的书信”问题。他写道：“……至于《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上载：‘自乌孙（驻牧地在今伊...     

典实和传说：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张骞

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看，张骞的功绩有两个方面，一是他作为使臣的功绩，一是他作为将军的功绩。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张骞故事已成为一种典实被广泛使用。关于“张骞浮槎”的传说，影响更大，不仅文艺创作，还影响到民间习俗。     

简论哈萨克族宗教信仰的演变

哈萨克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其宗教信仰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变化，曾经信仰过萨满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本文主要论述哈萨克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宗教信仰的演变。萨满教哈萨克族的族源之一马孙，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即由“祁连、敦煌间”迁居伊犁河上游，并创造了比较发达的乌孙文化。在这前后，马孙就由最初的原始信仰逐渐过渡到信仰萨滴教。张春出使西域时，曾对乌孙部有这样的记载：“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当时匈奴是信仰萨满教的，因此马孙应当也是信仰萨满教的。哈萨克族古代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中许多地方反映出…     

论张骞“凿空”在历史上的贡献

汉武帝时,张骞曾两次出使西域,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通西域的使臣。张骞两次出使前后二十余年,“跋历山川,踰越险阻”,足迹遍及数十国,旅程数万里。著名史学家、《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汉书》的作者班固,都把他开辟中西孔道的壮举,誉为“凿     

古匈奴人呼天为“祁连”本出汉语考

古匈奴人呼天为“祁连”本出汉语考王雪樵《汉书·霍去病传》：“元狩二年，去病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呼得。”颜师古注曰：“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这种说法后来被迭加引述，沿袭不辍。例如《辞源》“祁连”条曰：“匈奴语呼天为祁连。”《中国地名大...     

大月氏人的原始故乡——兼论西域三十六国之形成

公元前176年大月氏西迁,导致西域诸国在天山南北重新分布.塞人南下,乌孙西迁,匈奴则从蒙古高原进驻析罗漫山巴里坤草原、吐鲁番盆地等大月氏故地.公元前108年,吐鲁番盆地的小月氏两部落归降汉朝,从吐鲁番东迁酒泉,从而引发了中亚民族新一轮大迁徙.在汉朝与匈奴对西域争夺战中,姑师人从罗布泊西岸北迁吐鲁番盆地小月氏故地,后来分化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楼兰人则于元凤四年(前77)南下都善河(今车尔臣河)姑师故地,更名“鄯善”.公元前176年,匈奴击败大月氏之时,西域只有二十六国.公元前108年姑师人从罗布泊北迁吐鲁番盆地后,与当地小月氏遗民融合,由一国发展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东汉班固写《汉书》时,西域诸国发展为三十六国,最后增至五十五国.     

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

战国秦汉时期,在从河西走廊以至新疆这片广大地区的历史舞台上,乌孙是一个占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古代民族。对新疆地区的历史发展,对缔造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都曾有过重要的建树。关于乌孙的历史资料,比较集中地见诸于《史记》、《汉书》等早期史籍,但均非常简略,尤其是对其在河西的活动,诸如活动地域及与大月氏、匈奴的相互关系、西迁情况等,就既少明确记载,有些结论《史记》与《汉书》也明显矛盾。这些问题,国内外不少史家曾据有关古代文献资料,进行过校勘研究,提出过各种见解,但至今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社会生活

关于西域诸国的衣食住行，正史“西域传”只有极其简略的记载。兹辑录有关记载，并说说　　这些记载涉及的一些问题。（一）衣冠服饰一、塞种和乌孙１．　《汉书·西域传》载，休循国“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又载，　　捐毒国“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岭，本塞种也”。这似乎说明乌孙之衣服有类塞种。盖　　据同传：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　　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又载，乌孙国“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     

试论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及其特点

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在宋代另开海外贸易之前,一直是中西交通的枢纽。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文化上联结中原与西域、中亚以至欧洲的“咽喉之地”,当时被誉为是“华戎所交一都会”(《续汉书·郡国志》引《耆旧记》语)。敦煌也就成为“北中国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又是接触西方文化最先的地区”(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之一。     

鱼豢“发蒙”

<正> 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与交通,历代盛称两汉的张骞与班超的开拓之功。《后汉书·西域传论》云:“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候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其说可为代表。《后汉书》的《西域传》就是范晔根据班超之子班勇的《西域记》写成的,其内容显然较《汉书》更有发展,范晔说:     

青海鲜卑述略

<正> 青海鲜卑之由来与分布 秦朝末年,居住在我国东北的东胡族强盛起来并开始向西扩张,后来在争夺地盘的斗争中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其中一部退入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旗大兴安岭中的“鲜卑山”,此后,人们便称这部分东胡人为“鲜卑人”。 东汉永元年间,汉大将军窦宪击败匈奴、北单于远遁,鲜卑人乘机进占漠北匈奴故地,以后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到了酋长檀石槐(?——181年)时期,便“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分其地为三部,东接夫馀、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接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之。”此时的鲜卑部落,还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家长     

《山海经》的荒诞与科学解释

同《周易》一书一样，《山海经》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最为奇特的一部。关于它的性质，作者与成书年代及其价值，虽历来众说纷坛，却论之者颇多；但对它的“荒诞”，至今学术界尚未作出理想的科学解释。为使《山海经》的研究走出迷茫，今笔者不揣浅陋，试力求给以合乎逻辑的解释。其说当否，恳请方家指正。《史记·大宛列传》载太史公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不仅太史公不敢言“《山海经》所有怪物”，班固在《汉书·张骞传》赞语中，更加上了“放哉（荒唐）”的判断词。王充《论衡·谈天》也说《山海经》“为…     

郑吉“数出西域”考论

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排比分析,推论认为：《汉书·郑吉传》所载郑吉“数出西域”,很可能是指他曾参加过太初元年（前101年）击大宛、元凤四年（前77年）刺杀楼兰王、本始二年（前72年）护乌孙击匈奴等事件。     

张芝籍贯考略

关于东汉著名书法家张芝的籍贯,近来学术界流行的说法是敦煌酒泉人,如《东汉凉州“三杰”》一文,谈到张芝祖籍时认为,张芝父张奂为敦煌洒泉人。《甘肃风物志》:“张芝,字伯英,敦煌郡洒泉县人。”新版《辞海》:“张芝,敦煌酒泉(今属甘肃)人。”我们认为以上说法是错误的,现考证如下。第一,汉代敦煌郡不辖酒泉县。     

考古所见张骞时代之大夏：阿伊·哈努姆的最后阶段

“大夏”之地，较为广泛地为中原人所知，见于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向汉武帝的报告中，其地望所在，在“大宛(费尔干纳盆地)东南二千余里、妫水(阿姆河)南”,即今阿富汗北部、兴都库什山以北的阿姆河上游两岸地区。“大夏”是张骞亲身访问的四个中亚大国之一，汉武帝曾对其表现出格外的兴趣，“数问骞大夏之属”,通乌孙、事西南夷皆由此而来。在张骞笔下，大夏是一个土著定居、城邑林立、民弱畏战的国度，是可以“招来而为外臣”的对象。不过，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张骞到达时期的大夏城郭仍不甚了解。在大夏考古发现的诸多城址中，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是发掘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了解情况最多的城址。根据发掘者的分期，阿伊·哈努姆的最后使用阶段与张骞到达的时间相差不多。本文拟结合阿伊·哈努姆的考古材料，尤其是其最后阶段的资料，对张骞时代大夏地区的历史状况进行初步考察。     

西夏地区古盐产资源考辨——兼论若干宁甘古盐池的位置

西夏,是10至13世纪崛起于贺兰山、祁连山麓及河西走廊地区的西羌党项民族国家。其极盛时期的疆域,西抵敦煌之西,与西州回鹘接壤;北逾居延海;东至河套及窟野河,与辽、宋为邻;西南曾据有青海东部,密迩吐蕃。羌夏地区之盐,自古就闻名远近。从《周礼》中专供王膳的“饴盐”,到《吕氏春秋》和《七励》中的“大夏之香盐”;从《广志》和《凉记》,到《名医别录》等书关于“戎盐”的记述。史籍中著录羌夏盐品之多,历代累不绝书。不论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馈赠南朝     

历史上是否有南方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准备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调查研究

四川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童恩正在撰写《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一文时,曾接触到《史记》、《汉书》、《华阳国志》及中外学者有关中国对外贸易的研究情况。作者认为,早在秦汉时代,成都已是仅次于长安、临淄的第三大城市了。由于成都平原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因此成都在当时已是我国西南最大的经济中心,初步具备了国际市场的物质基础。兼之西汉初年,北方匈奴势力膨胀,威胁西汉帝国的西北边陲,一度遮断了中国与西方往来的“丝绸之路”。所以,汉武帝在加强兵备,“专力事匈奴”的同时,又命张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此举虽未直接打通南方线路,却促进了成都与南亚诸国的贸易发展。     

《汉书》与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

以往曾经有过的因为要抬高《史记》地位而贬低《汉书》的做法,对于《汉书》这部名著是极不公正的.从“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这一标准来探讨,正好能为进一步公正评价《汉书》的历史地位提供有力的证据.《汉书》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两项:一是在记载内容上,以进步史识为指导,肯定汉朝代秦而起是历史的进步,强调造成秦汉之势的历史变局是时势所决定的,赞扬汉朝废除藩国、加强国家统一力量等功业;二是在历史编纂上贯彻“实录”精神,突出地记载民族间和好的历史事件,反映出主“忠信”、重“礼义”是中华文化传统对待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意识.